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传习录》39条）
《传习录》39条精读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
《大学》首章点明“三纲领”与“八条目”，从三纲八目入手来阐发孔门之学。在“三纲”与“八目”之间插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一段文字，颇有深意。阳明先生论为学次第，认为初学者应该从静坐入手收心神、息思虑，俟其心意稍定，再去做省察克治功夫。
心体本是廓然大公的，日常思虑纷纷扰扰，追根溯源，皆是出自私欲。《传习录》72条记载阳明先生与陆原静的一段对话。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
佛家坐禅流入枯槁，儒家所云静坐，与佛家坐禅入定不同。阳明先生对弟子说：“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阳明先生曰：“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阳明先生重视静坐功夫，不过是针对徇物丧己之俗学而因病用药。“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这时就要过渡到“省察克治”了。
正德九年四月，阳明先生任南京鸿胪寺卿，徐爱、陆澄、薛侃、季本等弟子同聚师门。阳明先生曰：“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
嘉靖三年八月，中秋月白如昼，阳明先生宴门人于天泉桥。明日，诸生入谢。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周濂溪曰：“无欲故静”；“一者，无欲也”。陈白沙曰：“圣贤之心，廓然若无”；“自得者，不累于外”。周濂溪与陈白沙终止于狂狷，皆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阳明先生教弟子省察克治，此正是精诣力造，加实践之功以入于精微。
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
《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大学》开示学者分别以好好色、恶恶臭之心去为善、去恶，“诚意”功夫正是落实在一“好”一“恶”上。
阳明先生曰：“省察克治之功，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常如猫之捕鼠，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连用两个比喻，与《大学》以“恶恶臭”说“去恶”一样方便示教。省察克治之功落在“克治”上，体现出功夫之真切笃实。如此去省察克治，“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
“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这是把省察克治之功落在“省察”上，体现出功夫之致密与精微。“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中庸》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中庸》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阳明先生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省察克治之功，需要从真切笃实、明觉精察两个方面下功夫。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阳明先生特别强调“无事时”，意味深长。《传习录》36条，阳明先生曰：“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这无事时的省察克治之功，即是“存养”，“存养”唯有落在省察克治上，功夫才能真切笃实，不会流于虚寂。
“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所要表达的意思即是：存养与省察不贰，无间于有事、无事，只是一个功夫。阳明先生曰：“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端拱”，其本义是“端坐拱手”，引申义为“无为而治”。如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阳明先生说“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端拱”是心上功夫，从念念省察克治进展到《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传习录》79条，阳明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
“何思何虑”出自《系辞传》，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思诚”出自《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阳明先生认为，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在存天理、去人欲上真实用功。等功夫纯熟以后，无私可克，自然就从“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过渡到“天下何思何虑”，从“思诚者，人之道也”上达“诚者，天之道也”。
《传习录》39条疏解
一
对于阳明先生主张把为己之学落实在“省察克治”上做功夫，后世学者可能会有误解。一般以恬澹虚无、一念不起为最上乘养心法门，而认定省察克治之功为舍本求末，落入第二义。如《传习录》279条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其实，在《传习录》28条，阳明先生已经指出，所谓最上乘的清静无为法门，只是养得“气宁静”，唯有“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才是“求中功夫”。在自家心体上用省察克治之功，功夫不是从外面附加到心体上，“省察克治”不但不会扰动心体，反而是在全其心体，故阳明先生认为此是“求中功夫”。
阳明先生曰：“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朱子曰：“人必全体是，而后可以言病痛。譬如纯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点，始可言病痛”。体会“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以及“人必全体是，而后可以言病痛”，便知“省察克治”之功非后天作意起念，省察克治之功做到“无时而可间”，明觉精察而又真切笃实，功夫自然与本体合一。
《传习录》266条，有学生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功夫否？”先生曰：“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
二
小程夫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小程夫子把“涵养”与“进学”分为两事，学者们如信奉此言，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只在心意上用省察克治之功，不去格物穷理，不在事上磨练心性，是否会流入虚寂？
《传习录》23条 ，陆原静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在阳明先生看来，静坐时用克己工夫与在事上磨练心性，内外只是一个功夫。
阳明先生说念念存天理、去人欲，在心体上做省察克治之功，相当于孟子所谓“自反”。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在“反身而诚”之前，先点明“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为“自反”功夫立一个大本，故孟子以大本之“中”说“自反”功夫。
阳明先生说“致良知”，主张在事上磨练心性，相当于孟子所谓涵养扩充四端之心。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但涵养扩充恻隐、羞恶等四端之心的逻辑前提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总之，无论是说“自反”，还是说“扩充”，功夫都是从本体中发出，由“本体”而说“功夫”，功夫自然合心与物而贯通内外，既不会“逐物”，也不会“著空”。故阳明先生说“省察克治”，格物穷理功夫即涵摄在其中；阳明先生说“致良知”，就不必再说“诚意”，不必说念念“存天理、去人欲”。
《传习录》117条，阳明先生曰：“《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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