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37条：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传习录》37条）

《传习录》37条精读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

  陆象山之学以“尊德性”为主，重在发明本心，阳明先生则曰：“心即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象山先生说自己“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阳明先生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并反复告诫弟子须在事上磨练心性。

  对于陆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阳明先生可谓默契于心。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即是在“发明本心”，合内外动静只是一个。《传习录》117条，阳明先生曰：“《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

  “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这句话不仅表明了阳明先生的态度，而且义理丰富，耐人寻味。阳明说“无事”，乃是相对于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而言，又可与《中庸》所谓“不诚无物”互参。“无事”即无心上功夫，其心必然流于虚寂，乃至弃人伦，遗物理。阳明先生曰：“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传习录》202条，记载陈九川与阳明先生一段对话。陈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陈九川又问：“当自有无念时否？”先生曰：“实无无念时。”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此“事”字义深，“必有事焉”如《中庸》所谓“至诚无息”。《大学》曰“正心”，以《中庸》之“率性”或“从容中道”审视《大学》“正心”功夫，一去“正心”，即是“助长”。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从义理上考察，相当于《中庸》所谓“诚者自成也”，比《大学》“正心”功夫要更进一层。

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

  阳明先生接着便结合《中庸》与《论语》这两部经典来进一步解说“人情”与“事变”。

  《中庸》首章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即是“性”，喜怒哀乐为人之常情，《中庸》正是通过喜怒哀乐之“情”来解说“性”。“喜怒哀乐非人情乎”？ 阳明先生所要表达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离开“意”，如何觅得心？离开“情”，如何入于“性”？阳明先生曰：“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焉；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

  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庸》十四章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阳明先生所言“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只一句话，把《中庸》、《论语》数章贯通起来，说“事变”，其实是说心性功夫。

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在事变上做功夫，又须提防“务外而遗内”“舍本而逐末”，故阳明先生又强调“事变亦只在人情里”。把事变合于人情，进而在人情上做功夫，使得人情复归于中和之性，这是以《中庸》之义理脉络来阐发心性功夫。

  从人情上说事变，正如从意念上说事物。“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故心、意、知、物只是一个，如果以《大学》之义理脉络来阐发心上功夫，如阳明先生曰：“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工夫”。

  谨独即慎独，《中庸》首章由“慎独”功夫而复其性体，过渡到未发之中与中节之和，进而阐述“中和”之效验，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慎独”为功夫，“中和”为本体，分别对应《大学》三纲领之“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如《传习录》第二条，阳明先生曰：“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

《传习录》37条疏解

  阳明先生在《象山文集序》中说：“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诋以为禅。夫禅之说，弃人伦，遗物理，而要其归极，不可以为天下国家。苟陆氏之学而果若是也，乃所以为禅也”。

  朱子曰：“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若只说大本，便是释老之学”。这与陆象山先生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可谓异曲同工。世间的事物千变万化，不可穷尽，事事物物上如何能有大本？领会朱子这句话的意思，就会明白，象山所谓“发明本心”，即是“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

  阳明先生尝示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若只说大本，便是释老之学”，朱子的这个论断可以结合《传习录》231条来理解。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传习录》第3条，阳明先生曰：“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传习录》第9条，阳明先生又曰：“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现（jian）处用功。如发现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现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

  对照研读阳明先生这两段话，前者主张“发明本心”，后者强调“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从文辞上看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在义理上须融会贯通起来。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万物皆备于我”作前提，在心性功夫上，就只能说反身而诚、反求诸己，此是由“本体”而说“功夫”。

  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当孟子说人人皆有恻隐、羞恶等四端之心，与之相应，就需要说涵养扩充，此是由“功夫”而复其“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