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每当听到国母唱的这首歌，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关于老家的记忆就如开闸的洪水一样，翻滚着，裹携着往事，进入脑海中来，仿佛自已又回到了那个出生时的小乡村。
村里老人说，小妹出生那年，发生了三件事：一是土地分给个人（包产到户），二是开始计划生育，三是汪富贵的老爹去世。乡里老人们记事，不用公历，不说一九几几年，而更喜欢用某某人的出生、某某人的死亡等一些邻居们身上发生的大事件来记住年份。这种叙述也许是老人们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有过相同经历的熟人才听得懂这种谈话，容易划出一个“我们是熟人”的小圈子。在我们老家，你问一个老人，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他会告诉你，是张三姐姐出嫁那年或李四大儿子出生那年。旁边的老人就会告诉你，对，第二年王五的老妈去世了。如果你还要追问，到底是那一年？老人的眼神会告诉你，你还年轻，这些事你没经历过，你不懂。
那年，空气里弥漫着不寻常的味道，就连最不关心世事的人，也能闻到这种味道。
汪富贵老爹去世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六月。
汪富贵是一个爱聚在人群中闲聊的人，常常给大伙带来新鲜的见闻。如，城里人邻里间不借东西、回族人吃羊肉用刀削等等。在那个没有电视、没人看报纸的乡村，这些内容比今天的谁谁又上头条了，要劲爆的多。村里人也很喜欢这个勤劳、善良、一肚子俏皮话的后生。
对汪富贵来说，现在已没时间、也没心情闲扯“世事变了”，老爹下葬才是头等大事。弟兄两个从仓里的粮食、家里的值钱家当、地里长的庄稼、到年底卖了猪赚的钱，甚至于几年后妹妹出嫁要收的彩礼钱全加起来，依然不能风光地葬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爹。爹妈穷了一辈子，可一生的重任完成了——给两个儿子娶上了媳妇，现在老人走了——办后事的重任就落在两个儿子肩上。（在那个年代，人一辈子就三件大事，出生、结婚、死亡。）再穷的人家也要让死去的人走的风光一点，也算是活着的人对其一生的肯定吧！
第二天清晨，他和哥哥汪有财，一人从村东往西，一人从村西往东，挨门挨户借钱，希望能凑足棺材钱埋葬父亲。
汪富贵到我家时，天已全黑了。我们一家正蹲在院子里，借着院里土灶中柴火的亮光吃饭。汪富贵推开我家土围墙外的栅栏门，进来就跪在地上磕头，哭着对我爷爷说：“大爷救救命吧！我爹苦了一辈子，可不敢赤条条（没有棺材）走哇！”。
唉！爷爷长叹一口气，扶他起身。半响又对母亲说，“给富贵盛碗饭”。母亲看着锅欲言又止。汪富贵心知，这年月谁家不是吃个半饱？哪会有饭呢。嘴里忙说：“别！别！别！哪来心思吃饭。”
爷爷说：“家里的存粮都给你吧，一斗多粮食，别嫌少。”这是白天里家里人商量的结果，穷虽穷，忙总是要帮的，乡里乡亲的，谁又没个难处呢？况且，吃野菜也能对付到收粮食了。
母亲说：“明早我给你送过去，有些肉票，你看能不能用上。”
“嫂子，肉票我家前几年的都在，没钱呀。你马上要做月子了，留着自己用吧”。父亲歉疚地说：“老哥，不是兄弟不帮你，你看看家里恓惶成啥样了，眼看媳妇又要生了，连鸡蛋、红糖都备不下”。
“谁家不一样，都快断顿了！全村就老工人家借了一块钱。”汪富贵说道。
汪富贵老爹下葬了。一副薄棺材板还是大家凑木头做的。烧的纸钱更简单，找了几家孩子的旧作业本，剪了个钞票样子代替了。
但白席很风光。汪富贵忍了又忍，大伙劝了劝，最终，还是把家里半大的猪杀了。亲朋好友们饿着肚子帮了好几天忙，总不能连一顿白席也吃不上吧。
十几肉做了三大锅面条，请全村人吃。
汪富贵老爹的白席成了那个年代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村里老人常说起，好几年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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