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不追风、只求真

不唯上、不追风、只求真                       

   ——我 的 信 奉 与 追 求

我学师范，当教师，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办过中学、大学，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历次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分享过成功的喜悦，遭遇过失败的忧丧。往昔的酸、甜、苦、辣，对我都是一种锻炼、一种滋养；对旁人也许会是某种借鉴。

因祸得福

1978年5月，我任长春市实验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头几年，工作一帆风顺，成绩显著。特别是1981年高考，全省理科考生总分在500分以上的，我校占了1/5，总分在450分以上的，占了1/9。一个学校的尖子生在全省能占这么大比例，这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实验中学真是“报纸上有名字、广播里有声音、电视里有形象”；各路领导笑逐颜开来校祝贺，学生家长更是多有赞词，校内一片欢腾。学校农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给班主任发奖金，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员工做一套毛料服。兄弟学校的老师羡慕不已。不久，长春市教育局在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市中学教职工文艺汇演，我校教职员工上百人穿着统一的毛料校服走上舞台大合唱，台下一片掌声。那时，长春市实验中学真是出尽了风头。

我到实验中学以前是市教育局的科长、局级后备干部，到实验中学这一段时间成绩又比较突出，眼见有升职的机会，可我却捅了娄子。

一次，省教育厅召开有市、地、州教育局长和部分重点中学校长参加的“教育形势分析会”，在这次会上我发言的观点与我顶头上司的观点产生严重碰撞。这位上司对我当众训斥，我还坚持己见，闹得很尴尬。当然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爆发是我俩过去几年积累矛盾的一次释放。不过这一放，把我提升教育局长的机会给放没了。

那时，教育局的上面有市委文教办，教育局长的人选由文教办提名再报市委讨论。长春市教育局局长新老更替时，市委文教办提名我为教育局新局长。就在市委讨论的时候，被我得罪的那位上司，竟然搞突然袭击，跑到会场向市委发难，说我是造反派。造反派在当时是最臭的，是绝对不能提拔重用的。他这一闹，我的提升搁浅了。

幸好，省教育厅对我比较了解，早有意调我到省属学校工作，因怕长春市不放，没有商调。这时他们看到机会来了，就派人到市教育局商调，教育局果然同意放人。1984年10月我先到省教育厅普教处待命，11月以整党联络员的身份进入省教育学院，次年1月，被任命为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

那时，长春市还是地、师级单位，教育局长属县、处级干部；而省教育学院的副院长是副厅级的省管干部（那时，副厅级以上算高干，购粮证是红皮的，叫特需粮证，买粮时不受品种限制）。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吃“红本”的人了。我说，这是因祸得福，还得感谢我的那位上司！

教海拾贝

人多半是有从众心理的。一个潮流来了，顺着走一般是不会有风险的。我却做不到，好发表不同见解，不讨人喜欢。但与这个缺点相伴而生的是思维比较活跃，这在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有利于发现规律、探求新知。

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被引入，企业开始由定性管理向量化管理转变，效益明显增加。这时，一些人把企业量化打分的管理办法引入学校管理：学生考分高、升学率高成了教师得奖的唯一条件。一些教育主管部门也把学校按升学率排队，甚至对校长实行“末位淘汰”。

这是一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人才的培养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教师付出的劳动，其效果不可能像工人生产机器零件那样，有形有数、准确计算；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全体教师协调一致地工作。那种用学生考试分数评价教师工作的做法，表面上调动了教师个人的积极性，实际上削弱了教师集体的合力。对教师的评比和奖励应从教育思想到业务能力，从教育、教学方法到工作态度，从言传到身教做全面考察，具体分析，通盘考虑。这样才能评出方向，评出团结，评出干劲。

我结合在实验中学的管理实践，以《浅议对教师的评比和奖励》为题写篇文章，1984年1月24日《中国教育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彭佩云副部长在送审的报纸大样上批语：“这篇文章写得不错，问题抓得好，观点正确，文字简明。”后来，《中国教育报》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怎样评比和奖励教师”的讨论。

围绕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问题，后来我又做了很多课题研究。我和聂海清等同志合作编著的《教育督导学》于1989年5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的专著《论学校教育》于1992年8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还在《教育研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论充分发挥教师的教育效能》一文获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壮心不已

人退休以后，有的想老有所乐、有的想老有所学、有的想老有所为，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自己高兴就好。我喜欢曹操《龟虽寿》中的两句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马老了，连吃草都要伏在马槽上，还想再走一千里路。

1997年5月退休后，我的第一项工作是申报承建《教育学》课程，这是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教材之一。我作为《教育学》的课程组组长，代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申报。中标后，经过课程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从编写文字教材到制作录音、录像教材，用了三年时间，圆满完成了承建任务，建成的《教育学》教材在全国电大系统使用了10余年。

之后，我又应聘为吉林省教育学会顾问兼《新教育》和《幼教新视野》两种杂字的主编，笔耕不辍。每一期的卷首语都是我的亲笔，有时对一些教育热点问题还要撰写专稿。我在2008年第4《新教育》上撰写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一文，引起读者很强的共鸣。认识我的一些资深教育工作者打电话或写信给我，说我在文章中表达了他们多年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感到很兴奋。东北师大附小特级教师宋喜荣来信说：“近日拜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一文，心底畅快，如沐春风。讲得深刻，抓住了要害，指明了方向……”虽然我知道这些溢美之词是对我的鼓励，但我还是感到很欣慰。

编刊之余，我还撰写了《若干教学改革事件的回顾》，2008年5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所回忆的事件虽然和我个人有关，但主要还不是记叙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历次教育、教学改革中发生在我们身边而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事件。其中有些还是鲜为人知的。我用一个实践工作者的视角观察反思、总结经验、瞻望未来，这对于研究我国教育改革的历史和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是会有些参考价值的。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精力之源和欣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