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师说他喜欢秉义的格局，老实讲，在这之前，我是没看出来秉义的格局有多大。秉义是非常优秀的，读书、下乡都表现得很棒的，为了冬梅，他可以不考虑自己的仕途，这点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的，也因为这点，他似乎少了些自我，但是细想起来，他待人处事，还真的是无可挑剔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大格局吧。
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冬梅妈与秉义进行了单独简短却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老太太说：“秉义呀，你对自己今后进步的方向，有过什么考虑没有啊？”
秉义习惯地说：“没什么考虑，听组织安排吧。”
老太太说：“你这是对组织说的话，我不是组织。自家人谈话，我要听到你内心的回答。没什么考虑是不对的，有所考虑并不就是有私心杂念，组织也是尽可能尊重干部个人愿望的嘛！完全没什么考虑这种话不可信，跟妈说说你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有所了解，也应该有所了解。”
（滴水不漏的金婆婆）
老太太说：“我只有冬梅一个女儿，我确实是把你当儿子看待的。如果有冬梅她爸在，你今后的前途根本不必我过问。冬梅她爸不在了，你的事我不得不操心。”
秉义便郑重地说：“妈，我当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是希望能在大学教哲学。……。现在，如果让我个人考虑，那么我的愿望有两条，首选还是希望到大学去，不是去当干部，而是去上课教书。如果不能，我就希望能做经济管理工作。当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现象如此普遍，谁都没法装作没看见。我宁肯去当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厂长，让它起死回生，让一些工人捧住饭碗，而不愿再当什么文化厅的副巡视员了。……”
（小厂厂长，秉义你实在是看不起你岳母，也看不起自己了）
老太太说：“你能把内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很好。你不说，我就无法知道。到大学教书的念头从此断了吧，你妹已经是副教授，冬梅也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咱们两家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没必要往大学扎堆儿。你是干部家庭的女婿，既然已经是干部，就替我们这边把干部家庭的门面撑下去吧。秉义，你对我们这边的家是有义务的。如果你也成了教育工作者，那我住在这个院子里就找不到感觉。你的后一种想法我支持，不能一直待在文化圈里当干部。好了，我明白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就说到这儿吧。”
（找不到感觉，金婆婆真是实话实说）
“十一”前一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处长照例前来慰问。
寒喧过后，老太太郑重地问：“我女婿周秉义这个文化厅的副巡视员，表现到底怎么样啊？”
两位客人都说表现良好，善于做思想工作。
老太太又问：“要是真像你们夸的那样，他都顶着副巡视员的头衔晃荡几年了，为什么就一点儿没进步啊？”
（金婆婆就是金婆婆，她可不会让你看到前面她挖的坑）
处长看一眼副部长，明智地缄默了。
副部长吞吞吐吐地说：“这……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工作有分工，像秉义同志那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讨论。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我一定替您带回去。”
老太太说：“千万别用‘意见’两个字，那我可担待不起。现在中央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系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省里也是如此，作为一名老党员完全拥护，我替党高兴。我家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不是当干部的料，没有培养前途。周秉义却不同，才四十出头，年富力强，而且文化程度高。女婿虽然有别于儿子，我却是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的。何况，他与我生活在一起，我对党的忠诚时时处处影响着他。目前处于改革转型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我有心把女婿像当年的革命家庭送子参军一样往前线上推。在党和国家急需年轻干部勇挑重担的今天，他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在副巡视员岗位上逍遥自在，那会让我备觉惭愧和内疚。你们二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和心情吗？”
（看看，这就是艺术，不仅是讲话艺术，还是领导艺术）
“十一”后不久，组织部就有电话打过来让她放心。
接着，组织部与周秉义谈话，准备任命他为军工厂党委书记。
事发突然，周秉义备感意外。
组织部领导问：“你岳母没对你说什么吗？”
周秉义说事先没从岳母口中听到过任何信息。
组织部领导看出他说的是诚实话，对老干部遵守组织原则的好传统感慨了一番之后，又问：“想要到企业做厂长不正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秉义说，自己想要当的是小厂厂长，七八百人不超过千人的那类厂的厂长。军工厂三千多人呢，又处在转型艰困期，他怕自己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
组织部领导解释说，七八百人的工厂厂长多是处级干部，他已经是副巡视员了，任命他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已经调阅过他的档案，对他很满意，特别赞赏他档案中“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一条，并对省里为军工厂选拔到一位称职的党委书记给予肯定。
（这部分内容我觉得必须保留）
“秉义同志，请理解我们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却提出异议，那就很被动。如果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两方面都认可你，你个人打退堂鼓，我们组织部门也不好安排，是不是？”组织部领导见他还是有些发蒙，又说，“军工厂的老书记一年前就该退休了，因为没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身体不好，他还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你去上任了，你的正厅级也就解决了，这正好是个机会，你岳母对这件事很重视的。”
周秉义听了最后一句话，脸唰地红了。
为了早点儿结束他毫无心理准备的谈话，周秉义立刻做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表态。
（前面已经讲过，军工厂现在正在转型，工人们原来的优越感也将没有了，好像这不是个好去处，但强调她岳母重视，还是能说明点问题的，就算金婆婆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安排）
周秉义与老书记进行工作交接时，老书记问：“咱们这个厂的工人成分特殊，这一点你了解吗？”
秉义说：“多少了解一些，百分之九十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还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
老书记又问：“他们在‘十年’时期的事你听说过吗？”
秉义说：“有所耳闻，武斗时都把坦克开到市里去了。有些人还因为被断了工资，怒不可遏，抢了几家粮店和商店，留下盖有造反派组织印章的纸条，上面写着：待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将加倍偿还。”
老书记继续问：“那你还敢来接我的班？”
秉义说：“既然组织已经任命我了，不敢也得敢。”
（秉义是与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同啊）
老书记接着问：“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过什么闲话没有？”
秉义说：“听到了。一种说法是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所以成心将我往火炕里推。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我不往心里去。”
老书记说：“起初连我都信了。后来一想你是可敬可爱的金大姐的女婿，谁敢害你，又为什么要害你呢？这么一想就不信了。咱们厂也不能说是火坑，事实上，厂里大多数工人的素质很好，比一般工人更爱厂，更识大体顾大局。他们继承了部队的优良传统，但也有经常让干部头疼的问题。一是‘十年’让他们分裂成了两大派，当年水火不相容，至今裂痕还在，难以愈合。二是无论这派那派，不少人身上都有股子骄傲之气，觉得自己是工人队伍中的王牌军，是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不把省里任命的干部放在眼中，尤其不把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放在眼里。”
周秉义苦笑道：“多谢老书记告诉我这些，我尽力以实际行动争取他们的信任吧。”
片刻，周秉义问：“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老书记说：“工厂下一步工作就是‘军转民’，这个工作你一个人也解决不了，要由部里和省里双管齐下牵头引入外资。目前的引资方向是香港地区、韩国和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心有余而力不足，连点儿救济款都拨不下来，省里更是如此。没有外资注入，转产谁也玩不转。你的工作重点就是七个字——维持局面别出事。”
周秉义又问：“我听说也有可能连带地皮给卖了？”
老书记说：“不排除那一方案。”
周秉义问：“这么一来，工人们会怎样？”
老书记说：“发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以后自谋生路。”
周秉义欲言又止。
老书记问：“你想问你自己何去何从？”
周秉义点头。
老书记说：“那你得问组织部门的同志了，我回答不了啊。”
（也许秉义会自己去找答案）
第二天，周秉义到“和顺楼”找白笑川。
“请我到你们那个厂去做报告？”白笑川大为惊讶。
“我听秉昆谈到过你对改革以及工厂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你的说法挺好，所以得劳你大驾。你讲，肯定比我讲受欢迎。”
“我那也是听广播看报才有的一点儿认识嘛，根本算不上什么思考，不行不行！我没那水平！”
“还是去吧！给个面子，就算帮我大忙。”周秉义恳请。
秉昆也出现在他俩身旁了，他从没见哥哥那么磨人地求过谁，顿生同情，帮着相劝。
徒弟一劝，师父白笑川反而生气了。
白笑川说：“没你什么事，一边去！秉义，不是我难求，不给你面子！咱们的关系挺近的，帮得上的忙我能不帮吗？要是我不为难的事，你要一个小面子，我会上赶着给你个全乎脸儿。但这事不行！如果人家工人们都领不到工资，天皇老子去讲也没人爱听。我不但为难，还怕！实话告诉你秉义，有一个欠工人工资的厂请一个什么人物去讲，结果把工人们讲火了，冲上去把那人物按倒在台上揍得鼻青脸肿。如果我去了，也挨揍了，先别管我的感受，你不后悔内疚吗？你面子上好看吗？我还真得反过来劝你一句，别没求动我又去请别人。谁如果挨揍了，你都会后悔内疚的。你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对你厂里的工人讲什么，最好你自己登台讲。是条汉子打掉了牙那得往自己肚里咽。如果别人替你被打掉了牙那算什么事？”
秉义表现得很绅士。他说：“白老师，谢谢你说了那么多坦率实在的话，我明白了。”
（看来秉义面对的不是一般的难）
周秉义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没见到岳母，只有玥玥在家。
秉义问她：“你金婆婆哪儿去了？你小菊姐呢？”
他这一问，玥玥哭了。她说金婆婆忽然头晕，去医院了。
“都怪你！因为你的事她才急病了！以后别在家说你厂里那些破事行不行？”正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玥玥冲大舅嚷嚷起来。
她已把大舅妈冬梅的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不大愿意去光字片姥爷和姥姥的家了。她也不怎么想她那位在北京的诗人爸爸，他曾极大地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爸妈离婚的事也不再是她心口的痛，她甚至对母亲的感情也有些淡了。
金婆婆是她最敬爱的人，而大舅妈是她经常取悦的人——因为大舅妈是金婆婆最亲爱的人。至于大舅，她认为他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沾光的人。当大舅可能危害到自己的利益时，她内心产生了一种将会受到连累般的不安和恐惧，并因此光火，就好比搭顺风车的人对另一个同样搭顺风车的人惹恼车主而光火。
（好吧，玥玥，你可以从侧面反映你大舅尴尬的局面，不，是难堪）
“出去！”秉义厉声喊道，然后独自寻思。
“天都黑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开灯呢？”冬梅从学校得到通知赶到医院去了，她是和小菊一块儿回到家里的。
秉义说：“小菊怎么也回来了呢？妈妈在医院里得有人照顾啊！”
冬梅说：“放心，没什么大事，不过就是血压又升高了。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护士们照顾得比我俩专业，我俩待那儿多余。”
冬梅交给他一个存折，说有三万多元钱，是她妈的小金库。
“东三省最好的煤二百多元一吨，买几十吨足够了。我妈说你别花光了，她一点儿存款没有也会活得不踏实。”冬梅说。
“可优质煤变得像军火，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啊！”秉义说。
“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一些煤矿的工人数量严重超编，有的甚至翻了一倍。不替社会缓解就业压力不行，那社会就不稳定了。不提高产量也不行，有生产任务压着，超编是必然的。超编那部分工人不给人家开工资不行吧？所以政策就得放宽，允许煤矿有一定的自销权。只要有钱，还是可以买到好煤的。有的矿只认现金，其他六亲不认，更不认白条。妈动用了跨省的老战友关系，说只要你带着现金去，保证能买到好煤，让我督促你要急事快办，动作慢了怕夜长梦多。”
“可我用了妈的钱，以后怎么算呢？”
“先别考虑以后的事了，怎么也得帮你渡过眼前的难关啊！妈说你厂里的钱那都是专款专用的，如果你一上任就挪用专款，别人一告，你这位书记可就当不稳了。我妈的钱经常这儿捐那儿捐的，捐给你们厂了她也会愿意。”
（这个金婆婆，这个岳母，不，这个妈，好像真没什么可说的）
现金为王。军工厂顺利地从外省运回了几十吨优质煤，由厂工会分给有老人小孩的工人家庭。全厂一百几十户最需要温暖的人家，平均每户分到了几百斤。
分煤时厂里挺热闹，热闹只不过是指人多，排起了长队，却是在无声地分。人们相互之间也不说话，似乎都很陌生，也似乎都在领救济粮，有份儿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厂里各显眼处贴出了大红标语，漂亮的美术体黑字写的是——“大人挨冻没什么，老人挨冻是罪过，小孩挨冻是造孽！”“工资乃民生之本，挨冻非社会主义！”“试问马克思同志，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
（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秉义必须去面对）
因为搞来了煤，周秉义这位新任党委书记有勇气在全厂工人面前亮相了。
老厂长和副厂长、政治部主任一干人等，陪同周书记高坐台上。
那一天，是周秉义正式到任的第十三天。
十三天里他没闲着，开了多次小规模的座谈会，慰问了一户户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小本上记下了他们生活困难的实际原因。总之，该做到的，大面上都做到了，全厂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了。关于他的两种负面议论也在厂里流传开了，有人说他是靠老丈母娘的帮助才当上党委书记的，有人说他极善于收买人心，上任伊始就搞来几十吨煤便是手腕，不可被他这个官迷的假象所欺骗。
保卫处长常宇怀把以上两种议论如实汇报给了周秉义。因为常进步和秉昆是好友，常宇怀愿在本厂艰难时期充当周秉义的左膀右臂，秉义也对他极为倚重。事实上，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全都比周秉义年长，他们都对他的能力心存疑问。
另一个事实是，分配几十吨优质煤并未让多少人对他的到来持欢迎态度——能坐一千人的礼堂，稀稀拉拉只坐了四百多人。前一天贴出通知，要求各班组工人也可以在车间里听广播，但每个车间里的人寥寥无几。
（好吧，困难和挑战来多一点吧）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说：“时间过了，开会吧？”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
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而谈。他并不怯场。
他讲的第一件事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台下的人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椅背，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
他沉思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第二件事让台下不少人动容，有些人眼中闪现泪光了。
周秉义接着讲到了肖国庆父亲的死。国庆是他弟弟的好友，讲那件事时他自己也很动情，几度哽咽，想喝口水，结果弄翻了水杯。
“同志们，那是不对的！我要说出我的真实看法，我认为一位老父亲不应该做出那样的选择！死是容易的，再难也要活下去方显工人阶级本色！难能难过当年革命者所经历的艰苦……”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同病相怜，在场的一些人哭了。却有一个声音喊道：“别唱高调！此一时彼一时。你他妈的有没有点儿同情心？”
“难事没摊在你家里！”
“让他回答，如果死的是他父亲呢！”
“回答！必须回答！”
“谁敢卖厂谁就是我们的公敌！”随即愤慨之声此起彼伏。
“大家冷静！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别乱嚷嚷！让他继续！”
老厂长把话简移了过去，他说：“放肆！当今天还是‘文革’那阵子啊？刚才谁骂书记了？给我站起来！”
姜还是老的辣，字字铿锵，声色俱厉，台下于是一片肃静。
就在此时，保卫处长常宇怀进了礼堂，直奔台上而来，在他身后跟着数名保卫处的人，站到了礼堂各个门旁边。
常宇怀对周秉义他们耳语几句，他们都站了起来。
政治部主任大声宣布：“报告会暂时结束，请大家坐在原地先不要离开！”
常宇怀却领着周秉义他们从主席台边门匆匆离开。
有人叫起来：“礼堂不安全了，大家快走！”
于是许多人拥向各个门，门却都被从外边锁上了。
保卫处的一个小伙子高喊：“大家不要慌！礼堂很安全！厂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危险在外边！”
然而，已经有人冲上主席台，拖下椅子，抡将起来砸窗子。
（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时的周书记是不成功的）
到了坦克试驾场，周秉义看到场地中央端坐着一个男人，头戴羊剪绒的皮面坦克帽，身穿黄色的轧条棉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前襟捆绑着一简简炸药。
在路上，周秉义从常宇怀口中了解到，那人叫杜德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多种奖章，对枪械改造很有研究。他五十四岁，是枪械专家，五十四岁了。他前年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胃切除了大半。去年又发现转移到肝上，肝也不得不切除了一部分，今年发现又转移到肺上了……
杜德海高喊：“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
老厂长恼怒地训斥常宇怀：“你们保卫处吃干饭的啊？怎么就让他搞到了炸药？”
一位副厂长替常宇怀辩解道：“是咱们厂领导特批他可以自由进出仓库领取东西的，也不能全怪他们保卫处失职。”
这时，许多人从礼堂跑来了，也有些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常宇怀指挥保卫处的人阻止人们向场地中央接近。
杜德海又在喊：“除了周书记谁也不许过来！别人敢往我这儿走，我立刻就引爆炸药！”
（这样的局面秉义该如何面对啊）
老厂长也喊：“德海，我过去行不行？”
“不行，你又不是书记！”杜德海态度强硬。
政治部主任也喊：“我呢？”
“闭上你那鸟嘴，我最讨厌你们政治部的人了！”
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也都一片肃静。
秉义对政治部主任说：“快把他家人找来。”
常宇怀替政治部主任回答：“厂里就他自己，他家属全在山东老家。”
杜德海再次喊：“周书记，我有些心里话要对你说！你再不过来，我可就懒得说了，那我就只说几句遗言啦！”
“杜德海，我要听你的心里话！”周秉义迈开大步向杜德海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秉义身上，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更安静了。
周秉义很快走到了杜德海跟前，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杜德海打量着他说：“等会儿倒没什么，就是太冷了。”
周秉义故作轻松地说：“是啊，今年气候太反常，往年这时候该转暖了。”
杜德海说：“多谢你过来了，咱们长话短说。”
周秉义说：“好，杜师傅你还可以坐下。”
“我正是这么想的，咱俩站一块儿，显得我更矮了。”杜德海坐下了。
周秉义问：“我这个书记也可以坐下吗？”
杜德海笑道：“随你便啦。”
（要不是太冷，两个大老爷们都可以聊点风花雪月的话题了）
周秉义盘腿坐在杜德海对面后问：“小个子狙击手是不是更占优势？”
杜德海说：“那是，目标小难发现嘛！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聊正题——这个厂会卖给港商、韩国人或日本人吗？”
周秉义说：“都那么传，有可能吧。结果怎样，我也难估计。”
杜德海表现得很理智，周秉义也渐渐镇定下来。
杜德海说：“作为一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就是，转产我没意见，合资我也没意见，但我强烈反对卖厂。厂里像我这样的反对派很多，我是最坚决的人之一。”
周秉义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定如实向上级反映。”
杜德海说：“我相信你。现在我要对你说第二句心里话。对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对改革开放我也坚决拥护。我对党没什么不满，对厂领导也没什么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的。为了治我的病，厂里已花了不少钱。北京的医院去过，上海的医院也去过，请专家为我会诊好几次，为厂头儿们治病也不过就这样，一万几千元已经打水漂了！现在厂里的党员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领导们已经带头只领半个月工资了，我还有脸再花厂里一分钱吗？明明是绝症，那不是浪费钱吗？”
周秉义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这话我强烈反对，绝不能认为那一万几千元是……”
杜德海也打断他的话说道：“周书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念头了。今天决心已定，雷打不变了。我讨厌上吊、喝农药、卧轨、从高处往下跳那些死法，死得不像样。我是参过军打过仗的人，我选择了这种死法。我对组织的最后要求是，可以不为我开追悼会，我的死也不配开追悼会，但请不要在我死后将我定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面典型，因为那太冤枉我了，对我的家人也很不利。我的话都说完了，周书记，你可以离开了……”
（杜德海就是一个男人，军魂还在）
周秉义说：“我不离开，如果你非死不可，我陪你死。”
（周秉义，就凭这句话，你的格局就高了，不对，当你迈向身捆炸药的杜德海时，格局就不低了）
杜德海一手攥着一尺多长的一截导火索，一手握着打火机说：“那你的死太没意义。”
周秉义说：“你逼的嘛！”
杜德海怒道：“我怎么逼你了？走！快走！”
周秉义说：“绝不，要死一块儿死。”
杜德海暴怒：“你以为我吓唬你吗？”
他摁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
周秉义的身子本能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坐正了。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这句是需要的）
他听到杜德海在叫骂：“你他妈的快跑！”
周秉义清楚地听着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声，面白如纸，气息慑然地说：“内行应该知道怎么弄灭它……”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数一、二、三，他决定数到“十”的时候就地躺倒，滚向一旁。知青时，他多次充当过爆破手。经验告诉他，那截导火索起码能燃至十五秒。
（英雄是不做无谓牺牲的）
周秉义又听到了杜德海的骂声：“你他妈的就装模作样吧！别怪我，是你自找的……”
（如果他妈在这，有点概率会再晕一次）
导火索在嗤嗤响，燃速分明加快了。五、六、七……
周秉义刚数到八，被人突然扑倒——扑倒他的人当然只能是杜德海。他在杜德海身下仍默数说：“九、十……”
（动物本能、生存本能的机械性）
猛烈的爆炸声响过几秒钟后，杜德海骑在他身上，挥拳狠揍他。杜德海用的是军用导火索，比他知青时用过的快多了。
周秉义仍然闭着眼，他听到杜德海叫骂不止：“王八蛋书记！你以为很好玩吗？没见过这么玩命的书记！叫你坏我的事！叫你坏我的事！”
（杜德海心中也许在说，这样的书记不服不行，这可能也是周边的人的共同想法）
领导班子成员立即开会研究怎么处置杜德海，保卫处长常宇怀列席。
政治部主任主张对其依法严判。
常宇怀缓缓地说：“也得听听老厂长的态度哩。”
政治部主任愤愤地说：“我看你是想包庇你的老哥们儿，这种事，谁包庇我也不同意！”
常宇怀嘟咕道：“我在这儿算老几？包庇得了吗？”
老厂长不动声色地说：“谁也别跟谁叨叨，这件事上周书记最有发言权，先听听周书记的意见。”
周秉义也吸着了老厂长的一支烟，没看谁，注视着烟头说：“杜德海同志是一名好工人、好党员。全厂工人如果都像他，咱们这些领导反而好当了。”
除了老厂长和常宇怀，政治部主任及两位副厂长皆一脸不解。
周秉义就慢言慢语地将杜德海的表白转述了一遍。
“杜德海同志的话，体现了咱们军工厂一名优秀老工人的两个‘坚决’，两个‘没什么’和‘三热爱’，这是我们讨论的大前提。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影响很坏的事件，但我们不能曲解了他的本意，我认为他情有可原。我的意见是，第一绝不能把他押送公安局，第二请他入住厂招待所，招待所暖和些，他久病体弱，气血两亏，是像孩子和老人一样经不起冻的人，第三请宇怀同志再找几位他的老哥们儿，每人几天陪他住，劝他放弃不好的念头……”
（这政治水平和觉悟就是高啊）
老厂长说：“就照书记的指示办吧，散会。”
周秉义的专车开到岳母家那个院子门口时，见弟弟周乘昆站在门口，袖着手，跺着脚。
周乘义下车后，奇怪地问弟弟，为什么不到家里去，要站在这里挨冻。
传达室师傅赶紧撇清说：“是啊。上次见过后我已经记住他了，我让他进去，他要在这儿等你。”
秉昆说，自己没任何事，下午在“和顺楼”听到吃饭的人议论纷纷，放心不下，他就来看一眼哥哥受伤了没有。
秉义苦笑道：“这下我可暴得大名了。”
他将上午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要拽着弟弟到家里坐一会儿，仿佛那楼里真是自己的家似的。
（这个梁老师，就是非抓住“家”这点来说不可）
“你没受伤就好，我放心了。我忙着呢，吃晚饭的客人该到了，我不能离开太久。”秉昆挣脱手转身就跑。
秉义洗澡时被冬梅前前后后认真察看了一番后佛然而去。
（冬梅狠起来也就差周蓉一点儿）
秉义听到冬梅在楼下对她母亲嚷：“今天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同事都说我差点儿成了寡妇！尽管是开玩笑的话，那也够我心惊肉跳一阵的。秉义他就不是个官迷，不当那个正厅级书记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好，从没觉得少了点儿什么。都是你这个当岳母的不安生，非把女婿往火坑里推！”
“郝冬梅同志，我提醒你，在家里跟你妈说话你也要注意！你不是在一般人家里，你妈也不是一般的妈！你别忘了这家里还有小菊这么一个老区农民的代表，还有玥玥这么一个下一代。明明是新中国的一个军工大厂，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厂，怎么在你看来就成了火坑？不过是转型期遇到了难迈的坎，它就成火坑了吗？他冒了多大的危险？他不是没缺胳膊没掉腿囫图着回家了吗？对方又不是凶恶的敌人，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的老工人。如果他那都成了冒险了，我们这些人当年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又该怎么说？一些革命小说电影你是白看了。那可并不都是瞎编的！”从声调听得出来，她老人家也大动肝火。
（其实，看金婆婆讲的话，我们吃吃瓜也是挺好的）
秉义赶紧擦了擦身，穿上浴衣跃上拖鞋奔下楼。浴衣拖鞋这两样东西，是他住过来后才享受到的奢侈之物。
岳母便朝他招手道：“冬梅说你挂彩了，让我看看。”
“算不上挂彩，小事一桩。”秉义弯下腰，让她看自己的左眼眶。
老太太看后说：“同意你自己的结论，算不上挂彩。挂彩是指有伤口流血了，你这又没伤口又没流血的。”
冬梅嘟哝：“我没用挂彩这个词。”
老太太顶了一句：“你没说的一个词，我说是你说的了，那又怎么样啊？这是在法庭上吗？你跟你妈矫情一个词到底说没说有必要吗？”
秉义赶紧打圆场：“没必要没必要，妈，你别跟冬梅一般见识，她不是没你那么高的境界嘛！她替我担惊受怕，这你也应该理解她。”
老太太问：“她说你根本不想当官，是这样吗？”
冬梅忍不住声明道：“我说他不是官迷，和他想不想当官意思完全不同。”
老太太对她的话根本不理睬，连目光都未瞥过去一下，注视着秉义期待他的回答。
秉义说：“是啊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以前是那样，自从到了那个厂，现在我很愿意当好这么一个历史光荣的军工厂的党委书记……”
老太太说：“这话我爱听！否则你对得起党多年的培养吗？专车是白坐的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说的是兵。‘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这话是小说里写的，党对干部往往就如此，不激都疲沓了。别以为只有你们读书，解放后我也是看过几本的，并没有看过就忘！周秉义同志，我要以一名老干部的身份跟你说，优哉游哉地当清闲干部确实也可以，解放后我就是那么一路当过来的。我身体不好，不得不那样，而且我也有资格那样。可你没我那种资格。你年轻，文化水平高。如果你也拈轻怕重，那是占组织的便宜！给你那个书记当是组织在鼓励你，你应该一拼到底！”
（金婆婆又摆资格了）
秉义说：“对，对，妈说得完全正确，我绝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鼓励。”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周蓉来了。
周秉义心中不安，唯恐周蓉到后，也与岳母句句抬杠，刚平息下去的战火死灰复燃。
周蓉是周家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到郝家的亲戚。此前，她连和女儿见面也是通过哥哥约在外面。
周蓉首先代表周家向老太太表示感激，感激培养了一位好媳妇好嫂子。接着，她感激冬梅母女对玥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一再表达自己作为玥玥母亲的惭愧。
她真诚地说，自己成为不速之客的原因，那就是再也无法克制走亲戚的强烈愿望。
哥哥一直向周家人强调革命的老妈妈喜欢独处享受清静，他们周家人不忍前来打扰。自己不请自来，是因为她过几天就要与博士生导师一起去法国做文化交流，为期一个月，她希望能与亲友分享自己的愉快。
“秉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怪以前你们周家的人从没来过。有时我心里还挺纳闷，为什么呢？现在明白原因了，敢情你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阻止着。”老太太责备起来。
秉义只有乖乖认错。
周蓉以同样真诚的语言和表情夸赞老太太气色好、气质好发式也好，让这位革命的老妈妈的自我感觉异乎寻常地好。
她送给老太太的见面礼是一册1980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汇编典藏本，还有一双毡鞋垫和一枚竹发卡。
周蓉说，那双鞋垫是用新疆卷毛羊的毛压制而成的，考虑到老太太长期坐轮椅，血脉不畅，足底保暖尤为重要。常见的塑料发卡容易与头发产生静电，进而引起皮肤过敏，还是用竹发卡好。
礼轻情义重，周蓉的话语和表情温暖人心。老太太深受感动，她当即就从头上取下塑料发卡戴上了竹发卡。
玥玥和小菊都拍手说，好看好看。
冬梅望着小姑子周蓉，仿佛不认识她了。
（冬梅，知道厉害了吧）
玥玥和小菊则赶紧一左一右蹲在老太太跟前，将鞋垫替她垫在鞋里。
老太太说：“真暖和。”
冬梅说：“才着脚一秒钟，神了。”
老太太仍不理女儿，她问周蓉：“你没听说你哥的事？”
“听说了啊。”周蓉一边回答，一边向嫂子丢眼色。
老太太又问：“那你怎么不问你哥一句？”
周蓉说：“他不好好的嘛，证明我听到的都是谣言啊。再说我也不是冲他来的，我是冲您和我女儿来的。”
老太太说：“你哥的眼眶被一名老工人打青了呢。”
周蓉说：“现在他那个厂的工人正闹情绪，他是党委书记，挨打那也是替组织挨打了，是他的光荣。”
冬梅几乎笑出声来，强忍住笑转过身去。
老太太朝周蓉招了招手。
周蓉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
老太太握住她的手说：“爱听你说话。知识分子如果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快多了，五七年也不会有什么‘反右’运动了。留下吃饭啊，没听你说够。”
周蓉笑道：“我正是空着肚子来蹭饭的呀。”
（如果秉昆听到，估计掐死姐姐的心都有）
晚饭桌上，老太太问起了秉义今天遭遇那件事的始末。
秉义明白岳母对知情权的诉求，实际上是发自对他这个女婿的爱心，虽不情愿，但也只得从头细说。
周蓉不时地充当一下解说员。
秉义讲到杜德海一再喊他过去他才过去时，妹妹评论道：“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不难从那一名工人的话中得出结论，对方确实并无歹意。那时当书记的人如果不敢走过去，必定让工人们耻笑。”
乘义不得不承认：“对，我当时正是这么想的。”
当他讲到导火索嗤嗤作响，而他闭上了眼睛时，妹妹又评论道：“哥你肯定有经验判断那截导火索能燃烧多少秒。”
他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当讲到他对杜德海的处理态度时，周蓉对老太太说：“您是老干部，我这个晚辈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老太太沉吟半响，坦荡地说：“要是在从前，我会坚决主张严惩的，非打他个‘现行反革命’不可，以儆效尤。现在嘛，时代不同了，动不动就把人打成反革命太不得人心。秉义，我支持你的做法。”
冬梅情不自禁地说：“妈，你这话我也爱听。”
冬梅与小菊换了座位，坐到老太太身边去，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别生我的气啊，我不是满耳朵听了些夸大其词的传言，不了解真相嘛！现在我清楚了，秉义他不是在逞匹夫之勇啊！”
秉义说：“组织培养了我多年，刚委以重任，我还没有做出点儿什么贡献，怎么能无谓地牺牲呢！”
老太太说：“其实，我刚听别人告诉我时，也是一下午心慌意乱的。”
她竟说得眼泪汪汪的。
冬梅送周蓉走时，朝她背上擂了一拳，数落道：“今晚你贫死了，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以前从没发现你善于逢场作戏，我妈居然说知识分子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就快多了！”
“我一进你家门就觉得气氛紧张，看出了你妈一肚子气哩！我哥沾的是你妈的光，我女儿爱上了在你家的生活，我一提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就不高兴，说多了她更烦，‘等你分到两间屋再议吧’一句话顶得我哑口无言。你说我不在你家一本正经地逢场作戏还能如何呢？”
冬梅目送她走了几步，见她忽又转身往回走。
周蓉走到嫂子跟前，郑重地说：“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老人家的。工人的儿女与父母有代沟，高干的儿女与父母必然也有。我们周家的儿女与你母亲之间得处理好双重的鸿沟，我哥住在你家肯定有他的不容易，嫂子你多体谅他啊！”
在军工厂的招待所里，杜德海身体的剧烈疼痛让他牙关紧咬。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
他说：“宇怀，让老哥咬住点什么吧！快忍不住了，叫出声不好。”
束手无策的常宇怀只得把毛巾卷成条状让他咬在嘴里。
另一名工人对常宇怀说：“咱们也不能眼看着杜师傅这么受罪啊！”
常宇怀推着他走到外边，心疼地小声说：“我也不愿意啊！”
那名工人说：“得上杜冷丁了。”
常字怀说：“那你早说啊！快去卫生所把值班医生找来，带上杜冷丁。"”
不一会儿那名工人跑回来了，说卫生所根本没有杜冷丁，市立医院才有。
杜德海从口中取下毛巾，哀求道：“宇怀啊，你俩别看着我行不行？你俩走吧，我有法子来个自我了断……”
常宇怀对那名工人说：“那咱们就去市立医院，你守着杜师傅，我先去车库把值班的车开过来。”
市立医院的值班医生是个照章办事的死板人，不肯为杜德海注射杜冷丁，说那是严格控制使用的药品，医院规定只为住院患者使用。
常宇怀多次恳求，医生都说不行。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岂不是白来了吗？你他妈到底开不开药？你敢说一个不字？你他妈的别一番番撮我的火！”他揪住了医生的衣领。
秉义夫妻二人上床后，一时都睡不着，脸对脸躺着卧谈。
冬梅说：“你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中，只有一人是不会做戏的。”
秉义说：“那就是我呗。”
冬梅说：“错，是秉昆。第一会做戏的是你妹，第二会做戏的是你。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还会哄我妈，你妹今晚讨我妈喜欢的技巧更胜一筹。秉昆就不会你俩这一套，他待人笃实，从不来虚的。”
秉义一下子翻过身去。
“不爱听了？”
“当然不爱听。心情刚好点儿，又被你搞坏了。”
“你不爱听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不愿正视自己的本色缺陷。”
秉义猛地一翻身，抗议说：“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秉昆两次到过咱们这个院的门口，第二次我拽他进来，他都不进来。我爸至死没与你妈见过面，为什么？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层。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甚至憎恨的心理看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就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不等于就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家的偏见。工人下岗失业，干部有失业的吗？工人报销不了医药费，干部有报销不了的吗？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全家挨冻，有这样的干部人家吗？科长家都不会！秉昆他朋友肖国庆的父亲如果是个小小的科长，他也不会走那条路！我了解过了，杜德海如果是干部，他的病也不至于耽误那么久。工人不能长期靠‘领导阶级’四个字体会幸福，谁也挡不住他们进行比较！而我不同，我能跳出阶级意识来看人对事，我是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敬重你母亲的。只要我做戏能让她高兴，那我就做戏给她看。这算什么本色缺陷？如果今晚来的是秉昆，你妈说一句他蔫头巴脑地顶一句，那会是种什么局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反而好吗？在我看来，周蓉今晚的表现实在不错！她一谈到官僚阶层的特权比秉昆还愤世嫉俗，可她今晚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可以说刮目相看，她考虑到了多边关系……”
（在军工厂的大会上，周书记都没讲这么多啊）
秉义的一大番话尽管是压低着声音说的，但因为面对面，仍让冬梅有种遭到义正词严训斥的感觉。
秉义忽然收住了话，再次背对她。
冬梅在他肩上亲了一下，笑道：“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跟你开几句玩笑都看不出来了？”
客厅里的电话就在那时响了。
冬梅说：“可能打错了，别理。”
电话铃响个不停，夜深人静，听来声音甚大。
“可能是找我的！”秉义跃下床去。
等冬梅臂搭着他的睡衣跟入客厅时，秉义已在接电话了。
电话是与常宇怀同去医院那名工人打来的。他报告说，常宇怀由于不能为杜德海从医院带走几支杜冷丁，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院方请来了派出所民警，常宇怀更加愤怒，双方眼看要动手了。
秉义头脑中一片空白。
冬梅问他谁打来的，因为什么事，他捂住话筒，简单说明后接着发呆。
冬梅说：“给我话简。”
秉义犹豫了。
冬梅从他手中夺去话筒，大声说：“听明白了，我是你们周书记的爱人，杜冷丁的事他解决不了，但是我能解决。我要求你们保卫处长立刻冷静下来，绝不许再有什么冲动的言行！我保证，你们会从医院带走杜冷丁。是市立医院对不对？你告诉院方的人，请他们等着接院长的电话……”
冬梅放下听筒，回到卧室，见秉义已在匆匆忙忙穿衣服。
“把你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你以为你是谁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别啰唆！总之我不是得去吗？快把钥匙给我！”秉义吼了起来。
小菊不知何时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奶奶醒了，问又是什么不好的事？”
冬梅说：“让她马上到客厅去！”
“别听她的！”秉义冲冬梅吼：“你瞎掺和什么啊？你们母女俩怎么都爱掺和我的事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啦？”
（秉义真的急红了眼）
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支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
秉义一想，她说得也没错，只得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她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
“杜冷丁呀，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常让儿女给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哩，怎么也搞成了个事？”老太太听了事情原委之后，有些困惑。
冬梅催促道：“既然在你看来不是个事，那你就快帮着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啊！”
老太太为难地说：“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啊。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秉义听了，起身又往外走。
（听起来的确难受死了）
冬梅厉声呵止道：“坐那儿！”她又对母亲说：“我不听这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都别睡，一块儿坐到天亮吧！”
玥玥也出现在客厅门外了。
秉义没好气地朝她说：“回你屋去睡觉！”
老太太批评道：“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儿事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叽叽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秉义不愿老太太一再掺和，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无办法，只有压下焦躁，静待岳母给出个主张。
（几分钟后，老太太决定打电话，过程就不写了，给金婆婆留点面子的。秉义跟着走出大厅时，内心充满羞耻感。）
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那侧，背对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
十来分钟后，小菊上楼对他俩说：“解决了，奶奶躺下了。”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针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常宇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头险些撞着人。
他推开车门探出身，见是个头裹长围巾的女人，骂了一句：“眼睛长脚底板上了？找死的臭老娘们儿！”
那女人默默朝后退开了。她是周蓉。
造成险情并不怪她。那是十字街口，她在过马路，而常宇怀开的车转弯未减速。
车刚一开过去，她省过味儿来，追着车跑。她想看清车牌号，不为别的，只为明天了解一下，是什么霸气的司机自己错了却怪别人，而且开口骂人。了解清楚了也不是想怎么样，她不能忍受男人用粗话脏话骂女人。而在男人骂女人的话中，最让她撮火的就是“臭老娘们儿”。
她追着车跑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自然追不上，追了十几步也就站住了。她站在人行道边，望着远去的“上海”牌小汽车觉得自己的冲动行为好生可笑。
偏偏那辆车没能一直往前开，被几个人拦住了，从身姿上看，像交警。“上海”没辙，费力地掉头开回来了。
她真的笑了，迈下人行道拦住了车：“刚才哪位先生骂我臭老娘们儿来着？”
常宇怀明知错在自己，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不接话，也不动。“后边还躺一个喝醉了的，肯定是你们领导啰，那我可得记下车牌号，否则白挨骂了。”
那名工人下车了，他说：“对不起，我们认错行不？送一名工友去医院来着，看病不顺，心里烦。”
用小车送一名工人去看病？这事她不信。
“我不难为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厂的，是哪位领导的车，之后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她靠住了车头，以为自己遇到的事与某些干部的酗酒成瘾寻欢作乐有关。
车门又膨的一响，常宇怀也跳了下来。他左右看看，见人行道上有个树墩，跨到周蓉跟前，双手往她腋下一插，像叉车叉起物件似的，伸直两臂，把她平移轻放在树墩上了。
这么一来，他和她就一般高了。
周蓉一点儿都没怕。她自幼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看出对方并非凶徒，何况前方不远那几名交警的身影还在路上走动——她一时反倒好奇起来了，想明白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是军工厂的，这是我们党委书记的车，不像你想的那样车上躺的是一个醉鬼。”常宇怀一分钟就把自己情绪恶劣的原因说清楚了，保卫工作者当到处长那一级普遍都有这种陈述水平。
人高马大的他从头上抓下帽子，最后说：“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不管你是多么的惹不起，我希望你能多少发点儿慈悲心。我们工人阶级眼下认栽了，任何人都是我们惹不起的人了。偏巧惹着你这位不好惹的算我们有眼无珠——你扇我吧！扇够了请忘记今晚的事，千万不要给我们的书记再制造麻烦。他刚上任，面临的麻烦已经不少，全厂三千几百号人还指望他哩！”
周蓉看到，眼泪分分明明地从面前这个大老爷们儿的眼中溢出，缓缓在他脸上淌。
“车上躺着的是杜德海？”
“对，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我……你们快上车吧！……”
周蓉还想说什么，嗓子发干，不能再说出话来。她下了树墩往前走。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在她背后喊：“前边戒严了！”
那几个人不是交警，而是公安人员。
她以为只是不许车辆通过，没想到连行人也不许通过。
她取出了工作证，说天这么冷，这条路是自己回学校最近的路。公安们聚拢了头，其中一个按亮手电照她的工作证。
“哇，还是副教授！”
“没看出来，让她过去吧。”
“一位女同志，别让人家绕远了！”
他们就放她通行了。年轻的公安们表现出了对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副教授的敬意，其中一个还向她敬了礼。
她加快脚步又往前走。忽然从一条横街的街口拥出一群人，大约三十多个，都穿工作服，无疑是工人。
一名工人问她：“过这条马路进对面胡同，能通到车站里不？”
她说能，详细地告诉他们怎么拐又怎么拐，再由哪条街到哪条街，便能通过一道便门进人车站里边。
“有时有人把门，有时没有。”她说完这句话继续走自己的路，以为他们是某厂前往车站卸货的工人。
她刚往前走了数步，听到背后有情况，转身看时，大吃一惊。从那条小街口对着的胡同内拥出另一群人来，是公安人员，比工人们的人数还多。他们手中都握着警棍，却并没向工人们挥打，只不过举着，举得也不算高，手高至肩，警棍刚刚过头而已。
公安们将工人们又逼回了那条小街。
工人们再次拥出小街，反将公安们逼退。
然而，公安们的退是有策略的退，是呈扇形的退。即使一部分人退进了胡同，大部分人还是在以扇形包围着工人，防止工人们斜刺里从马路的两边跑散。
双方就那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地冲撞着，却仅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而已，一种都不发声的沉默的冲撞。
周蓉看呆了。一名公安走到她跟前，低声问：“干什么的？”
她也低声说：“回家。”
公安又说：“没问你去哪儿，问你的身份。”
她又一次掏出工作证给对方看。
“这么晚了怎么不在家待着？”
“串亲戚了。”
“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
她接过工作证没走几步，被对方叫住了。对方说：“跟我来。“”
她问：“我怎么了？”
对方说：“没怎么了，前边还有戒严的地方，怕你一个女同志回家不方便。”
于是，她跟他走到一辆带斗的摩托旁。
“坐上吧。”
她略一犹豫，坐了上去。回头看时，见双方已不再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了，开始交手了，却都沉默着，仿佛约法三章，不愿惊扰市民人家。
摩托开走后她问：“怎么回事？”
对方装作没听到。
一路果然还有几处警戒线。
又见到了一场工人与公安的冲突，规模还更大一些。
摩托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学后门前——门外也有警车和公安人员，铁门密闭，门内聚集着一百多名学生，情绪都挺激动。
开摩托的公安人员扶着周蓉下了拖斗。
他向她敬礼后，恳切地说：“老师，希望你能做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冲动的行为往往会事与愿违的。”
她说：“可你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问学生吧。”
那是一名严格遵守纪律的公安人员，显然不是普通一员。她谢过后，望着他驾驶摩托远去。
她从学生们口中了解的情况是——几个工厂的工人组成了联合上访团，要于今晚拦截列车前往北京，反映本省以及东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
公安机关奉命阻止，而学生们企图声援工人。
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学生们皆顾左右而言他。
有几位老师在耐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能固执己见。她也帮着劝了几句。
党办的一位女同志悄悄对她说：“有那坏学生的父亲就是上访团的，肯定是他们鼓动的，注意识别出他们来。”
她说：“那样的学生也不见得就是坏学生，你千万别顺口说出来。”
对方说：“鼓动闹事当然就是坏学生哩，我才不会顺口说出来。”
忽然有一名学生指着周蓉大声说：“她是坐公安的摩托回来的，形迹可疑，谁也别轻信她的话！”
离她近的学生一下子散开了，像看到奸细似的瞪着她。
她对党办的女同志苦笑道：“幸亏我并没说几句话。”
对方问：“还不够坏吗？”
既然引起了怀疑，她也只有干脆一走了之。
天快亮时郝冬梅醒了，见丈夫不在身边，被子也少了一床。
她满腹狐疑地下了楼，见秉义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吸烟。烟灰缸里的烟头证明他已吸了五六支了。为了不让客厅里充满烟味儿，他开了通风的小窗。那时候暖气已不太热了，再加上通风窗开着，客厅里凉飓飓的，冬梅一进入客厅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秉义立刻由单人沙发上起身坐到双人沙发双臂横伸展开被子，冬梅坐下后，他用被子裹住她。
她说：“别因为昨天晚上我对你厉害了几句就生我的气！”
他说：“没有。”
她说：“知道你压力大。如果你实在不愿再当下去，那就离开吧。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我跟我妈说。”
秉义没吱声。
冬梅又说：“身体上的理由虽然是比较老套的理由，我替你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么一种理由了。究竟哪种病摆得到桌面上，我还没想好。”
秉义终于开口说：“不，我想当，非常想当下去。”
冬梅转脸看着他，困惑得不吱声了。
“我只不过在想，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书记该怎么当。”冬梅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得出国，到苏联去看看，今天就打出国报告。”秉义决心已下，说得很坚定。
冬梅听得目瞪口呆。
（我其实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章会比较长的，虽然前部分省略了一点，但后面几乎省略不了，因为缺了任何一段都会使事情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这一章的精彩都体现在对话上，每个人都说着自己认为应该说可以说的话。整章故事都是围绕军工厂和周书记所写的，但最后他似乎就是最不举足轻重的人。记都上次在“和顺楼”周巡视员与苏来客谈得不是很愉快，他为什么忽然决定到苏联？难道秉义是想去取经，还是手中还有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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