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居

长安居

长安居是一家馆子，确切的说是一家集中了多种关中传统吃食的馆子。与传统的馆子不同，这家馆子中又有多家小馆，它们以一个接一个的独立窗口为依托，用浓缩的关中味道去唤醒人们关于食物和时间的记忆。

第一次去长安居吃饭，是冲着这个名字去的。傍晚下班后一个人走在冷嗖嗖的大街上，连日来的感冒让人头疼欲裂，没有胃口。蓦然看见长安居三个字，忽然觉得那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招牌，而是站在古长安某处馆子门口招呼客人的小二发出的简短邀约。华灯初上，人来人往，很多人对其视而不见，但我却听见自己在问自己，他是在问我吗？

我知道一定不是。在四川某地参观一处古人类遗址展览时，在参观末了曾参与过一个据说能测定自己在远古时代职业的小游戏，轮盘之上各种职业应有尽有，两次转动轮盘，我的指针都固执的指向兽医。同行者惊诧莫名，我也我不仅哑然失笑。

若真的如此，我实在想象不出我这个见不得哪怕一个虫子痛苦和血腥的人如何为一匹生病的马，一头牛，甚至一只狗开膛破肚，接骨疗伤。也许我只是那个通过一包方剂，几味草药，数支银针活血化瘀 除风去湿的小郎中。在这个小雪节气，即使穿越至古代在这个市井繁华，官商云集的长安故地，店小二招呼的一定也不是我。

他是在问那些如过江之鲫鲜衣怒马的公子；他是在问那些左手牵狗右手挎包宝马香车的小姐；他是在问那个十几岁就写出原上野草四季枯荣生生不息初来乍到的少年才子；他是在问“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放荡不羁的天才诗人；他是在问那位天庭饱满，双耳垂肩乘青牛一路向西的智者。而我只不过是滚滚人流中的一介毫不起眼的异乡布衣。

但我还是进来了，饥肠辘辘的人是不能抵制食物的诱惑的。充值买卡之后，稍微看了看，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就点了一碗豆腐脑，这里的豆腐脑的做法还保留着我记忆中的样子，短柄大勺从广口大肚的陶瓮里一勺一勺的削挖出来，放在粗陶碗里，浇上稀释之后温热的酱油，上面放上一小勺盐水煮过的黄豆，榨菜丁，蒜汁，最后撒上些许的香菜，点上几滴芝麻油，再加上点韭菜花，若能吃辣还有辣椒油。

有些东西是能让人记一辈子的，比如对于一种食物的味道。一碗下肚之后甚至有了再来一碗的冲动。大学毕业以后对一种食物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第一次吃这种豆腐脑，是在老家读中学时，某个假期一个人去找在市里上班的堂哥。他的办公室共一明一暗两间，晚上他在里间抽烟、写稿；我在外间喝水，看书。夜深，他揉着太阳穴从里面出来，招呼我回去休息。在回驻地的路上，看见街边有卖豆腐脑的小摊，竹竿挑着梨子状的灯泡，老板忙碌于不多的几张桌子之间。堂哥说这家豆腐脑味道不错。我相信他对于食物的判断就像我相信他对复杂文字有我永远也难以企及的驾驭能力一样。坐下来每人一碗，在夜色下我们吃的回味悠长。

我吃豆腐脑从来不放辣椒，一是不喜辣，再就是放了辣椒总是让我想起早年间在四川西部的小镇上吃过至今也不习惯的豆花。不同于豆腐脑的平滑细腻，豆花粗糙多孔；相对于豆腐脑若有若无的豆味，豆花有一股浓浓的豆青味。对于豆腐、豆腐脑、豆花，汪曾祺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曾有这样的比较：北豆腐较老，南豆腐较嫩，再嫩即为豆腐脑，比豆腐脑稍老一点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

此外，二者的吃法也不同。豆花和料碟是分开的，吃时将豆花从碗里夹出来在放了辣椒末葱花的小碟里沾了吃；在吃豆腐脑则直接将二者放在一起。另外，当地人在吃豆花多会在加一碗白米饭，和称豆花饭。就像北方人吃豆腐脑或豆浆多佐以油条一样。早年间曾读过一位朋友以豆花饭为题写自己送别爷爷的短文，字里行间的川西往事，爷孙深情令人至今不忘。

周末再次去长安居，一个包子，一碗烩菜，一个人靠窗而坐。条桌条凳，粗瓷大碗让人想起关中大汉，觉得此时应该有一碗温过的黄酒或一曲粗犷的秦腔。秦腔我没听过，但其粗犷很多年前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张献忠时期某位官员犯了错，张让其在杀头和听秦腔中二选一，结果这位仁兄还不犹豫的选择了杀头。我知道这一定是不喜欢听秦腔的人的一种带有调侃意味的杜撰。

听秦腔的感觉我至今不知，但同属秦地的华阴老腔我曾听过。感觉还真的不错。一群不施妆容的汉子，婆娘敲桌子砸板凳拧着脖子用朴实的人方言唱天唱地，唱人间冷暖，情感从内心直通现实少有做作和修饰。但听了让人觉得通透舒坦，就像在太阳下劳作一日大汗淋漓之后，在傍晚待满身汉水散去，冲个凉水澡躺在尚有太阳余温的土地上看着漫天的星斗纳凉讲古。

秦地关中是豪迈的，《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此处的关西即今日关中一带。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乐坛鬼才黄霑。才华横溢，一生不羁，反弹五音写出沧海一声笑，如厕急就上海滩。不知若其至秦地当有何感。

                  戊戌小雪节气后两日草于古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