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十二年四月甲辰日，刘邦病故于长乐宫；丙寅日落葬。已巳日立太子。刘邦病故之后才被尊为高皇帝，葬在长陵。群臣都说：“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即说刘邦起于微细的平民之间，拨乱反正，平定天下，应为汉朝的太祖，功劳最高。“拨乱世反之正”应是成语“拨乱反正”的出处。群臣的评价并无过多的溢美之词，但他们看得很准，抓住了刘邦最主要的功绩，就是这八个字：拨乱反正，平定天下。继立皇帝的是刘邦与吕后所生的儿子，称为孝惠帝；他下令各郡国诸侯都要建立汉高祖刘邦之庙，“以岁时祀”。即每年按照时节举行仪试，祭祀汉高祖刘邦。孝惠帝五年，他考虑刘邦生长于沛县，及其对那里或喜或悲的感情，他决定以沛县的宫殿为汉高祖刘邦的原始庙宇；他还想起了刘邦生前曾教过歌唱的一百二十名少儿们，于是命他们在这座庙中吹奏乐歌，如以后发生了缺位，则不断予以补充。
司马迁有其独特看法。或许是对刘邦平定天下的功绩持保留态度，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刘邦。他在《高祖本纪》最后一段写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即说夏朝在政治上崇尚忠厚质朴，崇尚忠厚质朴的敝端，是使小人们因此变得粗野而缺乏礼节。所以殷商朝在政治上就崇尚恭敬；崇尚恭敬的敝端，是使小人们因此信神弄鬼。所以周朝在政治上就崇尚礼仪等级。崇尚礼仪等级的敝端，是使小人们因此变得不诚实而好伪饰，所以改变不诚实、好伪饰之风莫若回归到崇尚忠厚质朴的轨道上来。夏朝、殷商朝、周朝的三王之道相互循环，终而复始。
司马迁又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即说周朝和秦朝之间，可以说礼仪等级制度已经凋敝。秦朝在政治上却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反而采取酷刑苛法，这难道不是很荒缪吗？所以汉朝兴起，原因在于承敝而有所变易，使人不反感、不倦怠；汉朝由此得到了天道因袭一统的正道。
司马迁提出的“承敝易变”的观点十分重要。承就是承继，敝就是敝端；易是《周易》的易，生生之谓易，取与时偕行、革故鼎新之意；变为变革之谓。实际就是要求面对现实，筹谋未来，在变革中求发展。司马迁明白无误地看到了“易变”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才是刘邦创建的汉朝兴起的根本原因。其实变革是一种动力，没有变革，社会就失去了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从这个角度讲，司马迁是主张改革进取的思想家。历朝历代之间都有一种承继的关系，既承继了前代的物质基础，也承继了前代的风气与民俗；既承继了前代政治文明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承受了前代政治之敝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关键就看你能不能、善不善于“易变”，就是要端正态度，遵循不破不立的基本规律，改革它消除它，使之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政权巩固、人民生活改善的因素，以形成蓬勃向上、安居乐业的社会风貌。但这种改变或改革，司马迁给出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使人不倦”——他主张让上上下下尤其是老百姓都能接受，并化为他们生存和打拼的动力。“变易”通常都能做到，但达到这个标准着实不易；而成败也在此一步。司马迁的评价中并未对刘邦说更多的话，但只这八个字已经足够。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