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很为难的话题，从小的时候我就对这种行为异常的抵触。
也许是小时候留下的心里阴影，那个时候住在矿区，理发店坐落在一个小桥的旁边，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卷发，脸上还有个像媒婆一样的痦子。我被妈妈压着摁到那里去理发，坐在长长的椅子上看贴在墙上的奇形怪状的发型，心里总是担忧着自己待会会变成其中一个到了学校被其他小朋友嘲笑。
“推平。”这是小时候我跟着我妈去理发店听到最多的词汇，也是我一如既往的留了十几年的发型。
简单，有效，像是长辈们会满意的发型。
那个时候家门口总是有推着自行车叫卖的生意人，不过大多都是磨剪刀的和收头发的，我一直对收头发的职业抱有畏惧。因为小伙伴偷偷跟我讲过，他那个布袋子里装的满满当当的都是头发，如果没有合适的，他就会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刨坟掘墓的割死人的头发。所以只要在家里听到那声悠长的：“收头发，收长头发辫子~“，我总是又惊又喜，像是从指缝里看僵尸片的感觉。
小学有不少女生都卖过头发，我也偷偷的问询过几个人，大抵都是三四百的价格。对于当时十块钱就是笔巨款的我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所以当时我一直在谋划着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说不定哪天也能割下我的头发，换笔巨款，然后胡吃海吃，纸醉金迷。
这也是开头我一直不想理发的原因之一。
在我没有拥有掌控发型权利之前，我一直都是平头。就连过年的时候拍照也都是平头加上红点点，面容呆滞的看着镜头像个福娃。
到我上了初中，我才知道有个叫“毛碎”的发型，还是又有一天我坐在那等着推平头的时候听见一个高年级的男生轻车熟路的坐下，说“毛碎。”我才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脑子里面一直在思索待会要怎么说。
“咋剪？还是平头？”老板娘一边洗毛巾，一边招呼我往座位上坐。
那是个黄色的椅子，到现在我也不知该叫什么，只觉得坐垫很高，旁边的扶手上有蹭掉漆，露出里面的铁锈。
“不，换一个……”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声音的颤抖，那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有种说谎时候的慌乱。
“换啥发型？”老板娘把我的身子扶正，看着镜子里我的小脑袋瓜，内心活动可能是琢磨要在几分钟内解决战斗。
“毛碎。”我试图用一种沉稳的语调来说，但是老板娘的沉默还是让我明白在她的眼中，我还是个跟风的小孩。
虽然她没说什么，但还是轻车熟路地理完了头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觉得跟平头有啥不一样的，但是又感觉是不一样的。
回到家之后，老妈似乎也没看出来我换了发型，只是在我洗碎头发的时候在旁边埋怨说头发还是太少，嚷着说让老板娘再把我后面的头发给推推。
我拒绝了，起码在当时我看来，我这小小的反抗意味着意识的觉醒和重新拥有了我选择发型的权利。
这可是关系到人权的事。
我到现在还记得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我和我的好兄弟出门，我跟我妈说我想染个头发，她轻飘飘的回了我一句，“你敢。”我便也不敢言语，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我妈的否定相当于扼杀的是我们两个。
于是我们两个自暴自弃，在路过兄弟楼下的时候跟他的妈妈打了招呼，说要推成光头。
他的妈妈探出头，指着兄弟说：“你敢给我推个光，看我回来咋收拾你。”
我们两个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选择了毛碎。
所以一直到上大学，我一直留的都是毛碎的发型。去理发店的话也只剩下了一句。
“剪短点。”
这成了我和托尼老师心照不宣的暗语，我省心，他也省力，然后我们也都获得了胜利。
但是到了大学，心绪也难免会有些联翩，尤其是看着周围的人，发型和颜色各式各样的都有，我看着镜子，就总想着要做出些什么改变来。
在一个烂漫的下午，我和同宿舍的藏族大汉到了学校的理发店，给我理发的是个绿色头发的托尼。大汉是来理发店修剪他那染成金色的长刘海的，而我本来的目的也只是把我的头发剪短。
“怎么剪。”托尼漫不经心的说着。
“烫个头发。”我说完，很明显的感觉到托尼的眼中又有了光。
托尼给了我几张图片，无一例外都是那些鬼斧神工的欧美花美男。我也忘了自己选择了哪一个，往后面的座椅靠了靠，赋予了他支配我头发的权利。
我像一只咸鱼一样闭上眼睛躺平了任他折腾，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头发被塑料的卷发棒束缚住，头顶那个圆形的加热工具在烘烤着我的头发，让我有种在烤箱的错觉。我看向窗外，树枝在风中摇曳，阳光透过窗户映到理发店内留下一条长长的轨迹，无数的微粒在空气中雀跃。
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现象叫做丁达尔效应。
我闭上眼睛，旁边是大汉肆意的嘲笑，还有手机闪光灯刺眼的光，在我的视网膜上映出星星点点的红色。
那个下午，我才明白什么叫离子烫。
后来当我睁开眼，在托尼的【还可以吧】中浑浑噩噩的走出理发店的门，只觉得那天的阳光格外的刺眼。
我问了托尼烫完头的注意事项，他叮嘱我说三天之内不要洗头，我点了点头，回到宿舍的那天下午，我对着水管洗了五次头。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对烫头敬而远之。
今天去理发，我也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一直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做个发型，单纯的只是觉得自己留了这么久的头发只靠一句简短的“剪短点”有些可惜，所以我这一次增加了我的语言修饰。
因为在去之前就惦记着看能不能换个发型，这也引起了女朋友的兴趣，从抖音上找了几个视频觉得我还挺合适，就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站在门口背了好一会，最后打算直接拿给托尼看。
托尼很意外，因为之前的客人大抵都是拿着照片来的，他对着这段理发的要求自己也读了好几遍，我识别出了他的困惑，于是安慰道：“其实你不一定非要按着这个来，就你看我适合什么发型，弄一下就成了。”
托尼长舒了一口气，为了显示自己很专业的样子，用手拱了拱我两个月没剪的头发。
“其实像我们这种脸大的，比较适合韩式的那种三七分的发型，烫一下效果很好的。”末了又加了一句：“你这头发不像是一个月没剪，两个月了吧。”
我从他的语气中读出了一丝得意，附和道：“确实，从隔离之前就想剪了，赶到一起了。”
不得不承认，托尼是个很健谈的人，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说了很多的话，这比我二十五年在理发店说过的“剪短点”加起来都多，包括我那次烫发的阴影。
这似乎也给他新的力量，包括对我的头发新的规划，所以当他控制着梳子把我的头发撇开的时候，我承认我在当时有一丝慌乱，这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作为一个有自主能力的成年人来说，也有一股子想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的冲动，所以我没有阻拦，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期待。
但是这种期待在他满意的眼光中慢慢黯淡，我从一个扁头发的土狗变成了《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
我在心里唱着：“1937年啊，鬼子就进了中原……”
托尼看着我的头发，仿佛在欣赏一个上帝都未能完成的杰作，并且语重心长的对我说：“现在的这个发型你保持住，过一个月你过来我给你烫一下，那效果肯定就拉满了。”
我顺从的点了点头，但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就琢磨着赶紧出去搜一下图片发给对象看看，因为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真的变得成熟稳重了不少。等我回到家，迎接我的是铺天盖地的嘲笑。
说实话，我习惯了。
对于理发，我始终抱有一个执念，对于我来说，理发就像是开盲盒，因为我总是不知道最后理完头发我能丑出什么样的高度。
还好，在嘲笑我之后，女朋友给出了解决方案，催促着我把托尼精心塑造的发型洗掉，拿着剪刀在旁边跃跃欲试，把头从抖音上移开，信誓旦旦的说没什么问题。
我闭上眼睛，在闭眼的前夕我瞥到了她的搜索界面。
“男生刘海怎么修。”
我睁开眼，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对着镜子，我开始后悔。
我想把给理发店的三十块转给我对象，还有就是，我一定要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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