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曾祖母

图片发自简书A

我的曾祖父，别说我没有记忆，就连我的父亲，甚至于我的祖父，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据说，他去世得很早，很早。

然而，我的曾祖母，我却有着深刻的记忆。

我的曾祖母姓董，娘家在我的家乡怀远县西北100公里开外的涡阳县。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她曾带着我这个大曾孙子，欢天喜地到娘家省过一次亲，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

在上个世纪初，一个村姑，能嫁到百公里开外的地方，那绝对是一桩稀奇的事，不亚于如今的跨国婚姻。

我的曾祖母之成为我的曾祖母，据我小时候父亲在我们家的小饭桌上端着酒杯时的阔谈，颇有一些传奇的色彩。

曾祖母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在那个兵祸匪患连绵不绝的时代，她竟是一个跑单帮的商人。

从她的家乡渦河岸边，顺流而下进入淮河，再从淮河顺流而下至蚌埠码头。她辗转于渦河、淮河之上，做着贩卖布匹的营生。

一次，曾祖母的商船，在涡河上不幸遇到了一伙不知是兵还是匪的人，遭了劫。一船的人在乱枪中鸟兽样惊恐四散。

幸运的是，曾祖母并没有像她的一船布匹那样，或沉入河底，或落入匪手。

更幸运的是，曾祖母从此成了我的曾祖母。

在我还没步入村里的学校，也就是六岁以前，都是和我的曾祖母同床而眠的。

她那时应该是近七十岁的年纪。记忆中，是一个干瘦的老婆婆。脸略长而瘦削，眼睛很细，眼袋却很大，里面包着终年不干的眼泪。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一根细长的棉线穿过针鼻，或

者把纺纱车上断了的线头快速而准确地接上。 虽说是七十岁的人了，但还留着一头花白的长发。平时，在后脑窝成一个发髻，用一枚巴掌大的褐色网罩兜着。闲暇的时候，搬一个方凳，坐在后院那棵粗大的槐树下的石臼旁，慢慢地，细细地梳理。

曾祖母有着一双半途而废的裹脚，这使她在晚年的时候，走起路来更加的颤颤巍巍 。曾祖母的童年，应该是在清末民初年的年代，她用那双缠了一半的脚，从晚清跨进了民国。这很幸运，否则，在她成年的时候，若是裹成三寸金莲，就不可能往返于涡淮间，和男子汉一样做着生意。而在那次遭劫后，也就不可能这么麻溜地逃到离渦河还有几十公里的我的曾祖父居住的那个村庄。

用我祖母的话说，她的婆婆很“上”。“上”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土话，大多是指上了年纪的女性而言，意思是身子骨硬朗，精神头足，体力好，既能操持家务，又能干体力的活。搁在现在说，就是一位很强势的女性。

祖母夸奖曾祖母“上”，是因为祖母的病弱。我的童年和少年，充斥着祖母日夜不停的咳喘声。后来我学了医，才知道，这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也是那个贫困的年代，乡下老人的常见病。

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回老家奔丧，看到的是一具快要缩成一把的干瘪的身躯。

但是，我的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却没能赶回老家看她一眼。这是后话。

曾祖母确实很“上”。她那时已是七十岁的年纪，又有着曾祖辈的身份，享受着“离休干部”的待遇。家里大小一应的活计，我的祖父是不会让她沾手的。

也许是年轻时跑码头养成的习惯，曾祖母的一大嗜好，就是赶集。家乡的集市，那时是三天才有一个集会。逢到歇集的日子，她就往返数公里，到临乡的集市赶场。

曾祖母赶集时，除了在胳膊肘跨上一个竹篮，还要随身带着一个竹扒子。 每次赶集回来，篮子里必有一些瓜果梨枣，用来打发我这个重孙子，背上也必背回一捆干柴禾。

我的妈妈对我的曾祖母，也就是她的奶奶，颇有微词。我的妈妈嫁过来的时候，曾祖母的地位自然又高了一个级别，顺理成章地荣升为祖婆婆。孙媳妇在祖婆婆面前，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在我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每每回家过春节，我的妈妈都会向我发牢骚“你爸的那个臭脾气，都是你老奶奶惯出来的！十几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到处赶场，吃饭喝酒！”

这个我倒没法反驳，奶奶疼孙子，天伦之乐。并且我的父亲也确实有一幅豪爽的脾气，好朋好友，好客好施，好聚好酒，以至于使本就不景气的家庭境况弄得更加的捉襟见肘。

在我童年的时候，曾祖母充当我最大的保护伞。

祖父和父亲，都是那种乡里人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

做为老师，父亲对我的管教又多了一层近乎残酷的严厉。 每每有了错处，比如在外面惹了麻烦，或功课懈怠，或偷懒于家务活，总会遭到责罚。

父亲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方式，就是让我在院子里罚跪。这种时候，母亲自然不敢干涉，祖母呵止她儿子的声音，还没有她咳喘的声音大。

如果我的罚跪时间超过五分钟，还没有得到父亲的赦免令，母亲带着哭腔的叫喊声，就会传到西边的院子里去。她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向那边发出“救”人的信号。

这个时候，祖父就要出面干涉了。

但他并不是径直的拉我起来。祖父也知道，没有父亲的发话，我是不敢起来的。而是瞪着眼睛，指着他的儿子，我的父亲，疾言厉色地说：“你个混账的东西，你说你折腾孩子干啥呀！”

对我实施这样的惩罚，往往都是父亲和朋友聚会后，微醺着回到家里的时候。所以，每每遇到祖父这样的指责，父亲的胆子也就大了一点，回敬祖父“我管我的儿子，用不着你问！”。

就这一句话，足以让祖父动手管他自己的儿子了。

父亲的这句话，有着弦外之音，也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即揭了祖父的短处，又戳了祖父的痛处。

在我的父亲十五岁刚刚上初中的那年，只上过几天私塾的祖父，由于和当时的大队书记有莫逆之交，借机给我的父亲寻了一个大队会计的差使。

父亲天资聪颖，酷爱读书。但父命不可违，我的父亲只好中途辍学。据他后来说，刚刚下学的时候，做梦都在读书。这是他一生放不下、绕不开的痛。

大队会计干了两年多，羡慕嫉妒恨者诬陷他贪污公款。于是，在弄清了所有的账目后，辞去会计的职务，到村里的小学做了一名乡村教师，成了他终生厮守和挚爱的职业。

听了父亲这句明顶暗呛的话，祖父气急败坏地搓着两手，低着头仓促地左顾右盼。院子里，粗细合手的棍棒总是不难找到的。

在我的祖父怒不可遏地举起棍棒的时候，我的父亲这时如果当着我的面夺路而逃，以后还有什么威风管教他的儿子？但是和祖父动手？那是再借给他一个胆子，或者再喝下去两口烧酒，也是不敢的。

我的父亲自有他的招数。在祖父的棍棒举起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扑通”一声，树桩子似的直挺挺的和我并排跪着，耿着脖子向我的祖父说“打！尽管打！”

这一招，使我的祖父扬起的棍棒立马僵在了半空。

这样的僵局，非我的曾祖母，家庭顶级的人物出面，不能化解。

她总会不知从什么地方，以她那个年龄少有的迅捷和愤怒，冲到祖父的面前。颤巍巍的姿态不见了。母鸡护仔似的“咯咯”的向我的祖父示威：“打！打！我的老命也不要了！”

祖父无可奈何地扔了棍棒，蓦地蹲在地上，直着眼睛猛抽他的旱烟管。

我的曾祖母，一边瞪着她的儿子，一边扶起她的大孙子，这边又搀着她的大曾孙子，恢复了颤颤巍巍的姿态，咕咕哝哝，理直气壮地走了。

我们乡下的习俗，男人们娶了媳妇，就要另立门户，我家乡的老话叫“分家”。

分家的时候，好像是在我五岁的那一年。在紧邻祖屋的东面，祖父为我们搭了三间土砖草三结合的房屋。 都是简陋的家什，一大早，三下五除二的就搬过去了。

最主要的，就是分口粮了。这仪式，当然由我的曾祖母亲自主持。

当时，我的二弟已经出生了。我们漫不经心地在院子里玩耍。大人们在厅堂里，边称粮食，边慢声细语地说话。 对我这个顽童来说，此时此刻，我却嗅到院子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氛围。

突然的，我冲进屋里，扑倒在曾祖母的脚下，抱着她的腿，声嘶力竭的喊了起来“我不分家！我不分家！”

老太太丢掉手里的杆秤，一把搂过我来，“心肝宝贝”地哭了起来。于是全家人都丢了手里的口袋瓢盆瓦罐，跟着呜呜地哭。第一次分家，就这么被我给搅黄了。

我的曾祖母在六十五岁上的时候，就一天到晚的吵嚷着，要我的祖父给她“扶一口活” 。 “扶活”也是我家乡的土话，就是要给她打一副棺材。我们老家管棺材叫“活”。

我的祖父拗不过她，也只好遵命，请本村的木匠，打了一口棺材，放在她的床边。我在幼年，和她同睡的时候，每每半夜醒来，看到那副被漆成大红色的棺材，还有棺材头部那个圆形的，黑色的，篆体的“寿”字，心头总会涌出一股莫名的感觉。

那是一种恐惧与好奇混合的感觉。

身体不好的祖母常常对曾祖母说：“俺娘，恐怕你的那口活，我要先借用了。” 然而，我的祖母到底没有先享用。

曾祖母陪着她的那口“活”睡了二十年。终于，有一天，她睡在了它的里面。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我的父亲带着母亲到城里来看望我。我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居所。等同事们都下班回家后，我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吃晚饭的时候，从单位边上的小餐馆炒了几个菜，还有一瓶酒。

自从我走向工作岗位后，父亲也就默许了我和他相对抽烟喝酒的权力，尽管每次父亲总是说“烟酒少沾点，不要像我一样。”

喝到第二杯的时候，父亲突然喊了一声我的乳名，就顿住了。我知道这是要有很重要的事情和我说。一种不详的预感立马涌了上来。我停住了端起的酒杯，迷茫而不安地望向父亲的脸。

“给你说个事，你老奶奶走了，一个月前入土的。当时怕耽误你的工作，没告诉你。”

我垂下眼睑，低着头左顾右盼，目光想抓住什么东西，但脑子里一片茫然。想张口说点什么，但嘴里有一口菜。想咀嚼着囫囵吞咽下去，但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不听使唤。终于，我感到有两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鼻沟向下蠕动。于是，索性扔了筷子，趴在桌子，埋头放起了悲声。

我的母亲在旁边一边陪着我流泪，一边埋怨父亲“你看你这个人！什么时候不能说，非要在吃饭的时候给孩子说！”

耕读堂主人

草于2016年国庆节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