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谁之过?

近日，再次拜读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及至商鞅惨遭车裂之时，不禁感慨：商鞅之死，谁之过？

若诸位也有相似疑问，请继续往下看（若有不同看法，欢迎留言指正）：

问渠哪得清如许，牧童遥指源头处。试想：商鞅之死，谁获利最大？秦国老世族？新君赢驷？山东六国？天下百姓？

不妨逐个分析：

变法之前，秦国老世族们爵位世袭，封地私有，无功也能受禄，甚至还会拥抱自重，架空国君。商鞅深知老世族根基很深，不可能一下子被消灭，因此先采用用新贵族来代替老世族。具体做法是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秦国老世族纵然根深蒂固，仍然被商鞅用釜底抽薪法慢慢蚕食。更为要紧处在于老世族子弟多次抗法，商鞅对于自己所施行的律法十分铁面无私，不带有一丝偏颇，甚至不管触犯刑法的对象是谁，长年累月便成了老世族的公敌。

有几个典型的事件：

商鞅领政，甘龙的一党的王道治国便被废弃，从此便成了政敌。政见之争，水火不容。

眉县抢水事件，刑杀七百余老世族子弟，受刑之众多达千余人，主要来自孟西白三大望族。

少年太子赢驷触法，太子傅赢虔（秦献公兄）、太子右傅公孙贾受刑，后太子被流放山野十年有余。此事件让三人极为不满，怀恨在心。

老秦人讲究快意恩仇，有仇必报，这一点秦国新法也无法改变。老世族内心深藏仇恨的种子，蛰伏数十载，只为等待一个复仇的机会。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前文提到嬴驷当太子的时候，曾经触犯过律法，而当时正处于律法施行困难重重的状态，所以商鞅为了让律法施行顺利就拿嬴驷当了第一个开刀对象，导致赢驷被流放多年。这一作法引起嬴驷的极大不满，并暗暗记了下来。

赢驷归国即位以后，与公伯赢虔常有往来。赢虔此人明大局但心胸窄，为当年奇耻大辱而耿耿于怀，多次暗示赢驷要除掉商鞅。赢驷出于愧疚，最终动了杀机。

更甚者，等到嬴驷即位为秦惠文王时，秦国的法治建设基本完成。而此时的商鞅和秦惠文王是法治的两大权力者，而在君主制下法的象征只能有一个人。一山从来不容二虎。而此时，老世族们打着护法的幌子上书请杀商鞅以正典刑，甚至编造出十大罪行。面对朝野的汹汹来势，加之自己对权力的高度把控需求，赢驷不得不同意。

商鞅的死，离不开以魏国为首的山东六国的推波助澜。

史料记载商鞅曾经想过逃到魏国去，魏国却拒绝了他的入境，导致商鞅只能回到自己的封地硬抗秦国的军队，结果自卫失败而亡。

魏国拒绝商鞅的求助不是因为商鞅被秦国重用，而是商鞅在秦国被重用后曾用计使魏国损失了大批土地。秦国和魏国河西交战时，商鞅带兵没有从正面打败魏国的守将公子印，而是以他们过去的交情骗取了公子印的信任，趁议和之时用计全歼魏国精锐部队，公子印被俘，导致魏国只能割让河西大部分土地换回公子印。这一战商鞅名利双收，而魏国遭此重创之后一蹶不振，魏国人却因此恨毒了商鞅。

在新君彷徨不定之时，杜挚暗通魏国为首的山东六国。期间韩国深受申不害变法失败之苦，六国庙堂痛恨法治，同时递上杀商鞅以告天下的国书。否则，六国联兵抗秦，这对当时的秦国而言，完全没有胜算。

我们在赞扬商鞅变法的强国效应之时，也应该看到变法的弊端，首当其冲的便是平民百姓。

“计首虏功”制的影响下，秦军屡次发生屠城、杀降卒的惨无人道行为，长平之战杀降40万之众，惨不忍睹；“编民为什伍”和“连坐”法使人民互相监视、互相告发从而使全体人民时刻处在互相猜疑的白色恐怖之中……凡此种种，令百姓苦不堪言，为当时各大主流学派所针对，墨家一度采取了刺杀商鞅的举措，只是未遂罢了。

半神半魔，这就是商鞅。世人爱戴他，也痛恨他。

商鞅之死，大势所趋。

是老世族奋起复仇的需要

是秦国朝野更替时期权力斗争的需要，

是和并世而立的其他战国外交周旋的需要，

更是商鞅变法弊端在当时社会得到释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