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公元前500年前后

空间：中国中原和南欧希腊半岛

中国的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虽然在分裂的形式和战争的混乱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两者间的内在差异使两者最终短暂的统一表现出不同结果。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短暂的秦帝国是强大中央集权建立的序曲。他所建立的相对健全国家管理体系成为汉唐帝国登上封建时代顶峰的基石。对古希腊文明来说，短暂的马其顿帝国只是向真正意义上统一国家过渡的一次尝试。他的灭亡只能为他人——罗马建立更强大的帝国提供借鉴。

“国”与“城邦”形成的基础是造成两者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在中华文明已经完成从原始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相对统一的王朝，这一系列的复杂转变后，再分封形成的“国”。而古希腊的“城邦”虽然经历了凤凰涅槃的再生，但实质是刚刚完成由部落过渡成的部落联盟，还根本没有统一的经验。

作为夏、商之后第三个统一王朝——周为了加强统治，曾制定了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制度。分封制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既首先是以都城——镐京为中心，划出了一大片土地，建立由周天子直接管辖的“王畿”；然后把“王畿”以外全国所有的土地，分封给建国有功的各路诸侯管辖。由此产生众多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又分为“同姓封国”与“异姓封国”两种。“同姓封国”是属于血缘关系的封国。如，周武王封其兄弟立15国，其他亲属40余国。周公摄政时期，又封王室弟子26国。 “异姓封国”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有功之臣的封国，如姜子牙被封到齐国。第二种情况是封一些既不能征服，又要防止他们作乱的部落，实行政治上的安抚；诸如夏王朝的后裔东楼公被封到杞国，已经灭国的殷纣王之子武庚被封到宋国等。各国诸侯又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 “五级爵位” 所辖的疆域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公国大约70平方公里，侯国约50平方公里，伯国小于侯国，子国约25平方公里，男国的面积和附庸小国一般不满25平方公里。五级之下还有“第六级”，被称为“附庸国”。

古希腊城邦的产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是经过长期自然发展，在氏族部落基础上直接建立的城邦，如雅典。第二类是外来殖民者通过奴役被征服的希腊本土居民，并在与后来的侵略者的对抗中建立的城邦，如斯巴达。第三类是希腊人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形成的城邦，如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意大利的他林顿和叙巴里斯等。

上述区别造成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原本就不是独立的国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小的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以致沃野千里。如至公元前567年齐灵公灭莱国后，齐国的疆土扩大到整个山东东部和河北北部。这时的“国”要比希腊的“城邦”不但大许多，而且已经是很多小的“城邦”的集合体了，已经具备国家的基本要素。而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则纯粹是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狭小区域。如果以中国的标准评价，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实在有点部落间征伐的味道；只不过其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要高得多。

由于“国”与“城邦”形成的基础不同，造成两者政治体制上形成了极大差异。前者在大统一的背景下，更注重国家内部自上而下的管理。后者则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社会的公平和自由，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极端对立。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多效法周天子的“王畿”制度，在内部管理上有着清晰的“国”和“野”区分。国是指都城及其周围地区，都城里主要住的是各级贵族。都城的近郊往往分成若干“乡”，住着贵族的下层，统称为“国人”。国人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同时他们耕种着平均分配的“份地”，有缴纳军赋和充当甲士的责任，成为国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柱。野也称“鄙”或“遂”，是指广大农村地区，主要住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平民，称为“庶人”或“野人”。当时的农村中常常保留有“村社”的组织。从形式上看，这里的“国”与希腊的“城”有几分相似。

随着领土扩张，兼并弱小，周出所制定的宗法血缘关系逐步削弱。为了加强地区统治，各诸侯国开始设置县级行政机构，向现代国家管理体系过渡。据《左传》记载春秋末，晋国已经设立49个县。《国语》中则记载，齐国在管仲改革之时，已经在鄙野之地建50个县。县直属诸侯国中央机构管辖。县的管理者称县尹或县公，并且可以随时任免调遣。在县之下还有更为深层的基层组织划分。县下设乡或丘、州之类行政单位，最小的基层行政划分为“里”。上述行政地区组织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向封建国家制度过渡的尝试和探索，为战国时期各国尝试的中央集权政治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的城邦一般由一个城市和附近的若干村落组成，与中国的“国”和“野”相似但面积不过百里，人口最多的也只有数十万。城邦之间通常以结盟的方式保持政治、军事方面的联系，原则上彼此独立。城邦的居民一般分为三个等级：公民、自由民和广大奴隶。公民是城邦的统治集团，集体剥削和统治自由民和奴隶。

由于古希腊城邦是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最早国家形态，城邦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往往还带有氏族制残余。如一般各城邦都有的贵族会议、公民大会等政权机构，便是从氏族长老会议、氏族部落全体成员大会演化而来的。刚建立的城邦政权往往掌握在氏族贵族奴隶主手中，实行氏族贵族专政，采用贵族共和、贵族寡头等政体。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邦，工商业奴隶主领导和依靠自由民进行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他们通过政变推翻氏族贵族的统治，以具有个人独裁色彩的僭主政治取代氏族贵族的统治。当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后，就以寡头政治或较为广泛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来代替僭主政治；如农业城邦斯巴达实行大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工商业城邦雅典奉行的奴隶主民主政治。

正是由于“国”与“城邦”产生的基础及其引发的诸多差异，使马其顿帝国和秦帝国的短暂统一有着本质的区别。

秦帝国的统一不但有夏商周统一的经验，有春秋战国诸侯管理国家的实践，更有饱经战乱后普通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只不过由于统一的战争太过残酷，以及统一初期的矛盾积累太多，再加上建国初期忽视民生，才导致强秦在短时间内灭亡。

马其顿帝国从根本上说还只是部落联盟。太多的“城邦”，尤其是希腊半岛上的“城邦”，由于没有被统一的经历，只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掠夺的伤痛，使亚历山大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的基础。虽然亚历山大借鉴和沿袭了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经验，但一是时间短暂还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二是波斯帝国本身的中央集权也不完善，也带有极强的部落联盟性质。所以，当亚历山大大帝暴毙后，他依靠杀戮建立起的一盘散沙般的帝国便再次成为一盘散沙了。

这两种不同的结局，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秦帝国灭亡4年后，刘邦建立了大汉帝国。他汲取秦亡的教训，在汉初实施“修生养息”的基本国策，缓和各种矛盾，终于将大汉帝国推上了登上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在他将军们的争斗中，按照其统一前的格局分裂成的小亚细亚的塞疏古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希腊半岛的马其顿王国三大王国，以及无数小的王国甚至是部落。百多年后，希腊人没能实现的真正统一，被罗马人再次实践。但是被亚历山大终结的所谓希腊民主制度早已由于不同部落和国家间在征伐中造成的太多伤痛而深入人心。欧洲持续至21世纪的战争与此有很大关系。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更被称为世界的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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