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袁世凯召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税务督办梁士诒等到府，说：“日前，日公使到府，向我国提出觉书，据他说是要解决中日久悬未决之事，但我细阅此文件后，认为日本此次提出觉书，意义深远。他们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之际提出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等闲视之。在开议时，应逐项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其觉书第五号，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切记切记。”
袁世凯搔搔头，又说：“以日本人做事之习性，向来求快而不甚耐烦，故须采拖延方式，使其知难而退。若能让英、美等国渐闻此事，在道义上给予支援，于我国对日交涉成功，不无助益。”
1月下旬，日置益前往中国外交部，正式向孙宝琦递交觉书。孙宝琦接过觉书，当着日置益的面，即逐条议论，大加批驳。日置益的脸色，由晴朗转为阴暗，最后彻底僵住，恨恨离去。袁世凯得知孙外长如此冲动，很是不满，立即下令，以陆征祥代替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外交部召开第一次会议。9日，中国外交部提出第一次修正案：第一号、第二号逐条提出修正，第三号改为换文，第四号无修正案，第五号明确表示碍难商议。日置益将中方之修正案收下，转达东京。
通过不同的渠道，日本之觉书的内容，透露给英、美等国。3月，美国国务卿照会日本驻美大使，强烈反对日本有关山东、南满、蒙东部的要求，声称要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保持美人在中国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日本政府命令日益置加快谈判进度。
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第一号至第四号应议之案大致了结，只剩下第五号没有商议。4月26日，日置益向陆征祥提交最后修正案，说：“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两国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贵总长顾全大局，本人至为感佩。如能开诚商议第五号各条，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之幸，实为维持东亚和平之幸，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
陆征祥说：“此次会议，本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于第五号内容，贵国本为希望条件，本政府亦以为贵国提出此项条件，为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
日置益又说：“采取交换意见的形式进行商议是否可以？”
陆征祥：“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与贵公使商议。请贵公使将此条件撤回。”
日置益：“为谋两国永久和平，本国政府才提出此项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本使实感遗憾。”
双方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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