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的女性世界与电影《明亮的星》』
约翰．济慈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柯勒律治一样，并肩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但是无论从年龄，门第，命运，机遇来讲，济慈的一生都颇为不幸，他25岁便因疾病与世长辞。
“此处长眠者，声名水上书”（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是约翰.济慈的墓志铭。回顾济慈短暂而炽烈的一生，用“春逝”形容不为过——事如春梦了无痕。他的墓志铭充满悲剧色彩：大音希声，上善若水，此处长眠者，声名水上书。同样和济慈声名齐名的是他的诗歌，济慈的诗歌传诵至今的《希腊古翁颂》那句“beauty is truth,truth beauty”（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朗朗上口、引用无数。他的一生就像他的那首诗歌《白天消逝了，一切甜蜜消逝了（the day is gone,and all its sweets are gone）》中描述的那样，筵席散场、戛然而止、莫名悲伤：“花蕾的魅力，一切都消逝了，眼中的美景褪色了，一切都消逝了，手臂怀抱过的美好形物褪色了，一切都消逝了，声音、温暖、圣洁、天堂——一切都在黄昏时刻褪去了。”
今天来看约翰．济慈的芳名不仅没有像流水一样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流芳百世。济慈一生虽短暂，但是其诗歌的创作是无功名利禄的冲动的，是纯粹的。这份纯粹也值得我们去回顾济慈的一生、济慈的诗歌、济慈最美好的恋情的片段。
在济慈短暂的一生中曾经经历的三个女人中，最终走上婚姻殿堂的范尼．布莱恩，是济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女人。由著名女性主义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执导的电影《明亮的星》（Bright Star）正是描写了济慈与范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痛苦而甜蜜荡气回肠的爱情。济慈在《明亮的星》中的前段部分是自然意象而后半部分则是情欲与爱情的譬喻；济慈的悲剧观很可能和他早年丧父丧母有关，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探讨崇高的理念有所不同，济慈的诗歌并不晦涩难懂，而是轻快，自然，清新的。他的诗歌创作也与范尼的爱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简．坎皮恩2009年的《明亮的星》，首先是是诗人的爱情故事，其次才是一部女性电影。这个故事发生于19世纪初伦敦的郊外，也正是英国著名女性作家简．奥斯汀的时代，这个时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双方财产相当，可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坎皮恩从一个更现代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个故事。范尼与济慈的困境，依然带着奥斯汀式的悲剧的色彩，两人相互爱慕，却在现实中无法结合。不过剧情走向，又和奥斯汀小说中的世界截然不同。在这部影片中，女人始终控制着故事的重心，两个男人则被挤到了尴尬的角落，显得弱小无力。可能就是因为女主角实现了现代人所谓的“财务自由”，同样的：男女性别的社会文化特征并非是自然地，而是社会文化所建构的，所以范尼才会恣意的爱的轰轰烈烈。
气质忧郁的诗人济慈与美丽的富家女范尼相恋了，一开始的邂逅并不能改变二者对彼此认知的偏差：济慈对范尼的第一印象是轻佻高傲的有钱女人，范尼也不屑于济慈丰富的精神世界。范尼得知济慈一直在照顾自己患病的弟弟的时候，恻隐之心尤甚，诗歌很快地成了二人彼此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就像皮格马利翁效应，济慈渐渐爱上了与自己接触亲密的范尼。类似于19世纪初那个时代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观，范尼的母亲得知女儿爱上穷小子以后，勃然大怒，极力阻止。碍于各方的压力，范尼和济慈只能用诗歌和书信表达彼此内心的情愫，并私自定下而终生。但疾病的降临打断了彼此的美梦，一年后，济慈不幸染上肺病济慈确证为肺病，并远赴意大利治病，不久确证为肺结核晚期与世长辞。范尼得知这一消息后长时间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二人没有正式成婚，但范尼对济慈的爱情矢志不渝。她连续三年穿着黑衣为济慈守寡，每天都沉浸在两人昔日美好岁月的追忆中，阅读书信，也曾独自徘徊在曾经居住的城区。直到1833年，范尼才重新燃起生活的期许，济慈求婚时的戒指她始终戴在身上。
“室内戏”是影片中很常见的拍摄手法，与日本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场景是：范尼房间内的窗帘，经常反射着屋外的阳光，随着风的卷起，掀起无穷的含蓄的意蕴与情思。门窗和走廊是坎贝宁在室内戏中经常用的手法，这不仅仅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法，电影不能止于对生活中真实故事的再现，而应该用艺术的方式讲故事。导演充分地利用了外景与内景相衬托的手法，艺术地表现情人之间的悸动心语：在布满了花草和植物的窗外，由于济慈与范尼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温，他们像两小无猜的情侣聆听着大自然的烂漫；范尼收到济慈的来信，得知他并未放弃自己，观众能在舒缓的室内感受到那种难得的惬意和放松。
济慈与范尼的爱情真诚而深刻，这一爱的困惑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诗歌《无情的妖女》《拉米亚》《奥托大帝》中。根据评论家的说法，《无情的妖女》是浪漫和悲剧的象征，他代表着爱的毁灭性，这种意向同样在济慈最后的十四行诗《明亮的星》中体现了出来：“而醒来，心里充满甜蜜的激荡，不断，不断听着她细腻的呼吸，就这样活着，——或昏迷地死去。”诗人的心旌跌宕起伏，在“生”与“死”中徘徊。
曾经马尔库塞就精妙的描述过“爱欲”与“死欲”之间的联系：“因为死亡是对时间的最终否定，而欢乐则希望永恒，快乐无论如何不能持久，任何快乐都是短命的，一切有限物的出生之日就是他们的死亡之时，快乐就如此。”因此济慈的天才在他的诗歌的意象中的到了彰显。男主角济慈浪漫不羁的诗歌却无法挽救他的爱情。
他弱小，敏感，执着却倔强，他起初怀疑着自我，由于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不自信始终在爱情关系中显得被动。在一场戏中：范尼没有出现面部特写，整个画面都被门框死死的围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那种悲愤欲绝，却又无法挣脱的困境不由得让人想起济慈的弟弟汤姆病重时灰暗的社会景象。这似乎与济慈笔下意驰神飞的意象形成黯然的对比。
『浪漫主义思潮与济慈的诗歌美学』
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运动起源于18世纪晚期，盛行于19世纪前半夜，它是一个全欧洲性的内容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拉开了西方艺术走向现代主义的序幕。
浪漫主义有某些独立发展的特点，大致表现为：重视个人感受和情感的表现，以“个性美”代替古典主义的“理想美”；缅怀古代，向往异国情调，浪漫主义者对现实社会持怀疑态度，染上了厌世情绪，他们将古代世界和遥远的异邦当成其精神避难所。例如在济慈的诗歌中，《希腊古翁颂》 中的意向就有强烈的“回到自然，缅怀远古” 的灵感源泉。那么浪漫主义是怎样突然发展起来的呢？18世纪各国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各国浪漫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就流派的演变来说，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反抗”，这次反抗的旗帜首先就是由启蒙运动领袖们发起的。文艺上的新古典主义反映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所以它最终权威，要求规范化，强调服从理性，遵守法则，模仿古典。启蒙运动所掀起的反新古典主义的浪潮，就是为这种新型文艺铺平道路。这种反抗虽然不是很彻底的，但是却推进了浪漫主义。
“对美的崇拜贯穿着济慈的一切，他是一道声音，美通过这声音表达了自己。”
《剑桥英国文学史》这样总结济慈。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在‘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词还未发明的时候，济慈就实践了这种理论”。济慈对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对诗歌的态度上：为此，他放弃了可以获得一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医生职业而全心写作。济慈虽然不像拜伦，雪莱那样吧诗歌当做政治斗争的武器，从他的《伊萨贝拉》中可以见他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嗜血本质的尖锐抨击：“在火炬照耀的矿坑，在喧闹的工厂，多少疲劳的人在为他们挥汗如雨；啊，多少曾经佩挂箭简的腰身，被鞭子抽打出了鲜血；多少人终日在激流里茫然的站着，只为了提取含有金银的矿砂。”
济慈的诗歌中很少提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他的题材多取材于古代神话和中世纪传说，或灵感于艺术品和大自然，但思想内容却和现实社会密切相关。他采用含蓄的艺术手法，表达对真善美的要求。他对生活的热爱根本不同于唯美主义者，唯美主义者的作品大多内容空虚，晦涩难懂，脱离现实，而济慈却对生活抱有明朗而真诚的爱。在《希腊古翁颂》中，看起来他是在歌咏一件古代艺术品，实则是在歌咏古翁画面上的古代生活：画面上一对年轻恋人，小伙子在追逐，姑娘在躲藏，他热恋的赞美了他们的青春与爱情。以赛亚．柏林曾说道：他们总是抑制不可限制之物，追求真理于无真理之处，阻断不歇的涌流，使运动静止，以空间捕捉时间，以黑暗捕捉光线，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布道。
从济慈的诗歌呈现方式来看，想象力的作用不容小视。
《文心雕龙．神思》曾语：“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阕之下，神思之谓也。”济慈曾在《书信集》中说：“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除了对心灵情感的神圣性和想象力的真实性，不管他以前存在过没有，想象力及其在天界的反应，可以和人生及其在精神上的反应等量齐观。”济慈关于想象的认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想象力呈现的层面就是真实的反应，并且与人类的心灵情感相协和；其二，想象力的能力无可限量，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和深度；其三，想象力具有复杂性，在复现的过程中，人类的精神得到极大的愉悦。
“此处长眠者，声名水上书”。今天来看约翰．济慈的芳名不仅没有像流水一样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流芳百世，有评论家认为：“从济慈取得的成就来看，他领导着19世纪那些浪漫主义诗人们，甚至是后来的颓废派。”哈德逊认为：“从1795至1821年，济慈的生命尽管短暂，却经历了近欧洲发展史上一段富于伟大思想且有些悲天悯人的时期。”看来，虽然死者长已矣，但是如若济慈能多活几年，一定会给世界文学史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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