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湖北老家，花几天时间，办了退休手续。临行与故友握别，心里倒是平静。虽一别千里，但而今微信联通，时空消逝，天涯若比邻，已少有离愁别恨。唯有留在朋友地下室的那几大纸箱书籍，令我难舍，扭头而去时，鼻子有些发酸。
也不知道我这辈子怎么就与书结了缘分，从小就爱。到了1977年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当了民办老师，就更是爱书如狂了。说是做老师，我却觉得是从那时候才开始做学生。本来那一年我才16岁，模样上看也像是个学生。过去读小学和中学时，反而不像是学生，而是红小兵和红卫兵。可惜我做学生时没书读，做老师的时候也没什么书读。没被批倒批臭的作家已经寥寥无几，书本如粮食一样匮乏。有个同事家里有一本繁体字竖排的《作文辞海》，里面的一些精彩段落，大都是被政治封杀了的一些作家作品，我几乎闻所未闻。我至今记得见到此书时心中的狂喜与颤栗，借到手，一鼓作气，抄了下来，抄了整整十个备课本。
后来，书店里的书慢慢多起来，只可怜我家境贫寒，总是在穿衣吃饭和买书之间艰难纠结。每次拿起一本书，摩挲良久，又放回原处，脸上的菜色可能更添了一抹青黄。记得1978年的一天，我咬牙买回一本《辞海》，花了22元，那时候我的民师工资，每月只有7元。我的老父亲惊骇不已，又不忍责怪我，只是喃喃说：“这么厚一本书，一辈子恐怕都看不完。也好，以后就再也不用买书了。”我两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听说我买了一本天价大书，特意赶回娘家，围着这本书打转转，都不敢用手去触摸。
那年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一心要跳农门，但每次考试，都因为偏科而败下阵来。到了1982年，我因为在报刊上发表几首诗和几篇散文，镇里的文化站长让我去当临时工，月薪33元，我不禁怦然心动。我大哥一眼看穿我的心思：“你其实就是看上了那里的几柜子文学名著。”大哥说，临时工朝不保夕，生存第一，你还是得学数学，考师范。有了铁饭碗，再弄文学才行。我才强忍读文学名著的冲动，发奋学数学，考上了师范。
有了铁饭碗，紧接着结婚生子，依然阮囊羞涩，于是买书就像我老婆买菜买衣服，精挑细选，不敢太任性。因为常去书店，和营业员混熟了，她们告诉我，你想买便宜书，可以去旧书仓库，那里的书有的五折，有的三折。我就经常摸到那个旧书仓库去淘宝。那里没有书香，只有陈旧的味道，潮湿的味道，霉变的味道，我却甘之如饴。每次都收获不小，大捆大捆地搬上我的自行车后座。
再后来盗版书盛行，虽然印制粗糙，错谬百出，但便宜，我也买。无论是在石首，还是在深圳，我徒步经过旧书摊的时候，脚就走不动了，每每都要在昏暗的灯光下蹲下来，检索一番。记得有一次在深圳的上梅林，夜已经很深了，我在一个旧书摊上买了一本荆门诗人陈宝林的散文集，那是他送给一个叫散儿的女士的，我还为此在博客上记了日记，后来远在美国的陈宝林看到了这则日记，还给我留言了的。
我买书，不是为了藏书，是为了阅读。但我读书并不勤奋，好多书买了都还没读。我离开石首去深圳的时候，带不走那些书，后来把石首的房子卖了，我跟买主说，除了书我要，其它的东西都不要了，你随便处理。但书没地方放，就寄存在我朋友的地下室。我离开深圳的时候，又积攒了一些书，我到各地漫游，只带了一本书在包里，那些书就送人了。而今爱书的可不多，我只得谁来了就送谁，还反复介绍这些书的价值，就仿佛是在推销一般。
而今我在太湖边买了个小房子，立马就想到留在石首的那些书，思谋着要如何与它们团聚。但现实的困难是，我现在的书房很小，书桌又买得比较大，因为我还想练练书法。这样书房就放不下书柜了，只能做几个吊柜，放些书。老家那些书，如果全部运过来，肯定放不下。再加上现在的阅读器做得很好，庶几可以替代纸质书了。我就想，干脆把老家的书，送给几个爱书的朋友；朋友挑剩下的，再捐给某个学校图书馆算了。
但要与那些陪伴我几十年、书页上留下我很多笔迹甚至泪水的书籍作别，还真是两情依依。我只得自我宽慰地想：过去杜甫颠沛流离也不忘“漫卷诗书”，郁达夫“出卖文章为买书”，他们那些盛产书痴的时代毕竟已经走远，我们要告别的东西又何止是那些书？别了，我亲爱的书，你们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人，我的至爱。但从今以后，我们各自分开在这个世上流浪吧。其实我们都管不了我们未来的命运，我们最后的归宿也好像都不在这个世界上。我无法带着你们，去到另一片时空，另一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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