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两宋，历来都有“重文轻武”的说法，太祖皇帝赵匡胤也曾立不杀士大夫规矩，这给文人和文学的成长提供沃土。同样，古文学到了宋在诗、词、文各方面都取得卓著成就，宋词以其婉约、豪放、清丽之风成为继唐诗之后的耀眼明珠，与唐诗并称双绝；宋文以其自然淳朴、刚建之气别具一格，在散文上留下璀璨光芒；到南宋勾栏瓦舍的出现，宋朝还有了说书、话本一类的俗文学。
宽松的政治环境，词文随性而发，不必担心祸从文出，因文入狱，大宋显然成了文人的乐园和天堂。而细究宋史，这政治开明的赵宋王朝虽对文人不像明清般残酷打压，却也酿造了多起文字狱，严重者埋下亡国的种子。
1.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神宗元丰二年的一起大文字狱，其直接受害者便是一代文豪——苏轼。所谓乌台，又叫御史台，因为院内栽种的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故称乌台，当年苏轼因诗文被小人曲解，而致神宗帝将其关押此地四个月之久，故此案又称“乌台诗案”。
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引起了苏轼、富弼、司马光、欧阳修、韩琦等人的强烈发对，苏轼为此接连给皇帝上书请求停止变法，而且借助诗文讽刺新政，遭到了革新派人士的嫉恨，为了避祸，他请求外放做地方官，从杭州到密州、徐州再到湖州，貌似远离了政治漩涡，然而文人的嗜好多是舞文弄墨、题词做赋，特别是这种仕途不顺的文臣更易将满腔牢骚融入作品中，苏轼做地方官期间，就常因一时兴起做些讽刺变法的诗文。1079年，苏轼被调任湖州时，按照惯例他向宋神宗写了《湖州谢上表》表达谢意，此表意在谢皇恩，其中谦虚阐述了自己无才无能、才学浅陋，也夹杂了一些酸文的牢骚语，抒发对时局的不满。
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湖州谢上表》
谁曾想，《湖州谢上表》中语句竟被李定，监察御史台舒亶、何正臣等人利用，御史舒亶刻意找来苏轼此前所作时局，反复研究选出其中含有讽刺味道的诗作，加上这《湖州谢上表》的语句上书弹劾苏东坡，欲治其诽谤朝廷之罪，神宗皇帝也想打压苏轼的气焰，于是派人将其从湖州任上逮捕入狱。
文豪入狱，舆论哗然，老百姓为其烧香祈祷，苏门学子奔走求援，其弟苏澈上书为兄长求情，死对头王安石、章淳也上书求情，居于后宫的曹太后闻听此事抛头露面给这个人大才子说情；四个月后，经多方营救及太祖当年所定“不杀士大夫”的规矩，苏轼免死，被贬为黄州。此次险死还生的牢狱之灾，成为其词作文风的分水岭，前期作品多豪放大气，后期则朴质清淡，千古佳作《前后赤壁赋》正是其在黄州所写。
以自嘲口吻写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写尽了东坡居士的伤心事。
2.车盖亭诗案
南宋时，有人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这种将亡国原因单纯归罪于变法导致未免过于偏颇，但以图强的为目的的变法，着实因盲目推进和用人不当造成守旧派和变法派的党争，细看神宗以后的北宋直至徽宗朝，处处都有党派的影子。
车盖亭诗案的主人公蔡确便是党争的牺牲品。1086年，宋神宗驾崩，其10岁的儿子赵煦继位，高太后垂帘辅政。神宗当政时，高太后就反对变法，对王安石异常痛恨，新皇继位，太后趁此将朝内王安石的变法派全部感出朝堂，将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人士一一召回。
当时蔡确既是神宗朝的宰相，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忠实粉丝，眼见新法被废却无能无力，也因其为变法派人士于元佑元年被罢相，先是被贬到陈州，后又被贬到安州，仕途失意，令其郁郁寡欢，边到安州一处风景地——车盖亭排解心中不快，一气呵成写下10首绝句命名《夏日登车盖亭》
很不幸，和苏轼一样，蔡确也因文惹祸，本来是借车盖亭美景排解郁闷，不曾想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蔡确早年有一学生兼属下叫吴处厚，此人曾写信给蔡确希望他提拔自己，但蔡确没有答应，两人结下梁子。
蔡确写的这10首绝句恰巧被吴处厚得到，于是吴大人抄取了其中的5首，上奏弹劾蔡确含沙射影，讽刺朝廷，讽刺太后。我们不得不服这吴处厚联想之丰富，居然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给巧妙结合，还说的头头是道。
譬如，蔡诗其一的“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其中“独笑”一词被吴大人解释为“蔡确这是不怀好意的笑”是讽刺；再看一首“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罪过更大了，蔡确将自己比作“谪仙人”，诗圣李白有谪仙人之称，李白天纵奇才，然仕途不顺，刚到长安不久引起豪放不羁的性格就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赶出朝廷。在吴处厚眼里，蔡确以此自比，就是对朝廷的打不满，对其被罢相心怀怨恨；最后再看“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这首诗写的可是大不敬之罪啊，诗句中的郝甑山正是唐高宗年间反对武则天执政的郝处俊，蔡确用此显然是将高太后比作女皇武则天。
吴大人如此曲解，太后自是中计，气愤之余下令贬到偏远的岭南，即新州；因蔡确是变法派代表，太后等人向来厌恶王安石一党，故守旧派借此案大力打压朝异己，将蔡确的亲信、王安石的亲信，合计近80人全部贬谪，且明文张榜警示变法派人士不得入朝。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以来打击力度最大的一场文字狱，过程中旧党欲治新党于死第，也让后来的新党对此恨之入骨伺机报复。这场文字狱让以文治治国的宋王朝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循环。
乌台案令文豪苏轼险些丧命；车盖亭案，不但令宰相蔡确客死他乡，而且开创了新旧党派彼此倾轧的先河。到南宋初期，奸相秦桧掌权多次借词文作品排斥异己，当时李光、胡铨、赵鼎都曾因文字被秦桧借机迫害。这样的氛围让一些士大夫不得不明哲保身，南宋很长一段时间内再难出现一些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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