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成都西郊一个叫四零零库的地方,那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军械仓库。那时,父亲是那里的一个负责军官,军衔是上尉,一个29岁的光棍儿上尉。那是个火红的年代,即便是一个火红的军人,这个岁数,也该考虑成家了吧?
于是,正在成都第二女子中学上高中的母亲成了这位上尉军官的妻子。这个婚姻应该是当时最流行最时尚的模式:女中学生和经历过解放战争洗礼的青年军官。母亲当时只有20岁。
父亲在河南农村上过几年私塾,不能算没文化,可在母亲眼里,他永远是个乡巴佬儿。这在后来,使父亲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眼里大打了折扣——一个打过老蒋剿过匪的英武军人,在一个女学生面前居然尽失风采,事事甘拜下风,这令童年时的我们兄妹大惑不解。
母亲是那个时代的美女:苗条的身材,水汪汪的大眼睛,长长的辫子垂在臀部,挺有点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气象。长大后很久,等自己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终于有了一点点感触:再霸气强硬的男人,在他心爱的女人面前,也甘愿俯首称臣。父亲非常爱母亲,尽管他明白:这个女学生不一定爱他。
母亲看着眼前这个从里到外都沉浸在幸福中的英俊男人,内心一定很复杂,既感到荣耀,又觉得委屈。两个人论外表堪称双璧,可总觉得这个男人不够称心:说话那种土里吧唧的口音,生活中不拘小节的习惯,和自己那些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的男同学实在无法相提并论。可既然大家把他们天南地北组合在了一起,还有什么可说?
1958年,当最后一批志愿军战士回国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组成了他们简单朴素的小家庭。这个小家旋即就被融入了那个疯狂的时代,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生活,特别是父亲。他获得的一枚枚军功章令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人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获得这一切呢?当孩子们陆续降生之后,母亲很少有精力去挑剔自己的丈夫,家里洋溢着祥和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持续到父亲转业回到河南。那段时间,母亲每天到成都市区一家大型食品加工厂上班,中午就在工厂食堂解决午饭。其实她的工资低得可怜,还不如一个保姆拿得多,可父亲还是坚持让母亲去工作,用自己比母亲高几倍的薪水,为三个孩子雇了两个保姆,就因为母亲告诉他:不想当家庭妇女。
父亲必须转业了。母亲想继续留在成都的单位里工作,劝父亲就地安置。可爷爷奶奶一封信接一份电报地催促父亲回到他们身边。见父亲犹豫不决,爷爷就在信中大骂他是忤逆之子、不遵孝道。无奈,父亲第一次断然做了一回主,在晚餐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我要带你们回河南了!此后,父母的婚姻生活便陷入万劫不复的争吵、赌气和相互折磨之中。孩子们在争吵声中一天天长大,直到有一天,我们听不到母亲抱怨了,父亲已病入膏肓。母亲开始自虐般地“赎罪”,没日没夜地陪在父亲的病床前,眼睛熬红了,体重减了十几斤,原本就瘦削的母亲一站起来,我们都担心她会被风吹倒。父亲还是去了,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中安详地闭上了眼。
父亲去世后,母亲瞬间就老了,这让我想起不知从哪儿看来的一句话:女人不是一点一点变老的,她会在生命历程的某个命运攸关的时刻瞬间老去。母亲还没有进入老年,就失去了黑发,失去了笑脸。
我们兄妹几个从没听见父母谈论过“爱情”两个字。可他们相濡以沫地一起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们的感情,但却感受到,他们的生命中,有一种东西在一点点传递给我,那是一种像夏日的凉爽冬日的温暖一样令人产生幸福感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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