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生动有趣的极简婚姻史、极简经济史、极简科技史、极简人口史、极简教育史……
15分钟愉快地完成世界观升级——《自下而上》
与前作《理性乐观派》一样，作者马特.里德利旁征博引，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就像一部缩略版世界文明简史，读起来有趣有料；同时，这本书的观点既简单又震撼，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的设计。稍微扩展解释一下：万事万物都不是某个神或某群人事先设计、从上向下规划好的，而是各种要素自发的、不可抵挡的、自下而上的、由内向外的、增量式渐进变化。
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证明进化论在不同领域的普适性。
那好，让我们从书中抽取一些片段，做一些浮光掠影般的解读，希望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饶有兴味地完成世界观的升级。
一、一夫一妻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
如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地区，人们都遵从一夫一妻制度。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这个制度是谁设计的呢？是国家、上帝、先知吗？
没有设计，也没有规定，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要知道，几百年前，世界各地一夫多妻制也很普及，普及得你要是去散布一夫一妻制就是造反、就是妖孽。但只要我们再往前看，竟然发现狩猎采集社会大多是一夫一妻制。这就怪了，要知道，哺乳动物是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反而是鸟类比较常见。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原始社会时期，男性为了确保自己的基因得到延续，必须守住女性，女性又需要男性给自己和孩子提供食物，遂结成了较为稳固的纽带。
一夫多妻制和大约一万年前农业文明的出现时间是同步的，当一些男性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和权力，就可以收买、恐吓其他男性，并吸引地位比较低的女性成为自己的妻妾。
后来，一夫多妻制开始分化，一夫多妻制执行得越好的地方，暴力越严重，比如游牧民族，因为大量地位低的男性性生活常常得不到满足，通过打架释放多余的力比多是他们唯一的途径。在贸易城市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一些高贵、有权的女性开始反抗丈夫纳妾，同时，宗教兴起，尤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弱势宗教——基督教的早期教父们发现，一夫一妻制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性极具吸引力，大家一拍即合，如获至宝。
虽然，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继续较量了若干回合，比如17世纪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一夫一妻制占据上风，可一到查理二世登基一夫多妻制就非正式地回归了，他本人更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从不懈怠，阅人无数。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一夫一妻制最终征服了贵族，《婚姻与文明》讲到，与此同时，欧洲的整体和平随之到来。
由此可见，婚姻制度并非某个神或一群聪明人想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演化来的。当下一夫一妻是主流，因为选择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性活动仅在独占的婚姻关系内发生，年轻男人们更为驯服、更愿意去工作，社会凝聚力更强，犯罪率更低，性别比例更平衡，也就有了更强的生产力，更容易扩张。
慢着，要知道这个制度还在演化。随着福利国家的崛起，一夫一妻制有瓦解的趋势，一些女性认为这份契约是对自己的奴役，于是放弃婚姻，靠社会救济，或是来来往往的男性维持生计。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当事实出现你不能去改变事实，你得改变认知。不妨看看这个例子，你就会更明白婚姻制度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进化体——几百上千年前会被处以极刑的同性婚姻现在在一些地方合法了，而那时司空见惯的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则会被法办。
二、看不见的手
据说，如今全球大多数人都有一大恨——恨贫富不均。愤慨归愤慨，不知大家想过没有，穷人和富人在房子、车子、床、空调、冰箱、粮食、自来水、电脑、手机、营养、防疫，这些必需品方面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甚至在不断缩小。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增长了。那经济增长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宏观设计吧。没有。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国富论》，讲到是商品交换带来了劳动分工，分工带来了专业化，更多专业化带来了更多商品交换，正是这个良性循环促成了经济繁荣。斯密有一个无比牛逼的比喻——“看不见的手”。他认为，每个人都精心算计，每个人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若干这样的情况汇聚在一起，就像受到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接着，大卫.李嘉图又提出了可称为经济学最坚固的理论之一的“比较优势”，补上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漏洞。简单说就是：我和你两个人，哪怕我每个方面都比你强，或者每个方面都和你一样，只要我们合作，都能实现双赢。同样，这个合作不需要设计。
但是，即使完全顺着斯密和李嘉图的思路，也会发现，人口越来越多，“蛋糕”总量到一定程度再难做大，怎么办？这个问题直到一个世纪后，才由约瑟夫.熊彼特给出答案。他认为，大多数企业家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大大的坏，他们是创新家，靠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廉价来战胜对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带来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创新相比，交易所得的收益、分工实现的效率、实践获得的进步，都显得黯然失色。熊彼特最具智慧光芒的一句话是“创造性毁灭”，简单说就是为了实现整体经济健康发展，个别企业必须去死——这不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吗。
就此，熊彼特补上了斯密和李嘉图留下的缺口。从斯密到熊彼特，都说明经济发展就像生态系统一样演变，“看不见的手+创造性毁灭”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经济版，没有设计，只有，基因变异，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得到传播，不适者亡。
三、科技想要什么
提到科技，我们总是想到那些仿佛得到过神启的天才，真是如此吗？
在爱迪生发明点灯之前，至少有23个人发明出了某种形式的白炽灯泡；伊莱莎.格雷和格雷厄姆.贝尔同一天申请了电话专利；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同步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莱士关于进化论的想法几乎一样；爱因斯坦想到相对论的时候，亨利.庞加莱和亨德里克.洛伦兹也已经想到了；大家更为熟悉也极为后怕的就是，二战期间美、法、德、苏有6个团队在相互独立情况下，都发现了核链式反应“四因子公式”……
在K.K大名鼎鼎的《科技想要什么》里讲到，我们知道温度计有6位不同的发明者，皮下注射针头有3位，疫苗有4位，小数有4位，电报有5位，摄影术有4位，对数有3位，蒸汽船有5位，电气铁路有6位……
所以，你大可感激是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让你用上了搜索引擎，是史蒂夫.乔布斯让你用上了智能手机，但记得适可而止，没有他们，你今天也用上了。
哪怕把目光放远一点，我们会发现：刀始终出现在火的后面，人类墓葬始终出现在刀的后面，石拱先于焊接……
科技，就像一种实体，不断进步，不是人类推动了技术进步，而是技术找到了发明它的人。用K.K的话说：“技术元素想要的是如同演变所开创的局面”。技术变革是一个远超我们想象的自然现象，在这里，发明家的英雄故事出局了，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创新势不可挡的无情渐进。
四、丘吉尔、罗斯福和希特勒都相信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与前面不一样，我们来看两个自下而上模式的反例，也就是采取自上而下模式的领域。
1798年，富有的数学家、教师兼牧师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人口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他有很多粉丝，包括同时代的大牛达尔文、李嘉图、斯宾塞、高尔顿等等，后来者还有大名鼎鼎的温斯顿.丘吉尔、西奥多.罗斯福这些。
据说，李嘉图很够哥们，在滑铁卢之战打响前让马尔萨斯和他一起买英国国债，马尔萨斯同学小心翼翼地投了一笔钱，当晚就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反悔了。结果，战争一结束，李嘉图一夜暴富，25岁的他财产就上了200万英镑。大哥，那可是200年前的200万，英镑啊。马尔萨斯同学只有继续在彻夜难眠中辗转反侧了。但马尔萨斯同学品行还是不错，他既然对人口过剩很担忧，那就以身作则，自己40几岁才结婚，做到了晚婚晚育。
1819年，已是议员的李嘉图在下议院发表了代表精英群体的典型性意见，他认为如果为贫民及子女提供帮助，他们就会继续猛生孩子，人口增长将漫无止境，世界将会越来越差。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表哥的神作深深刺激了时年37岁的弗朗西斯.高尔顿，尤其是书中的第一章“家养状况下的变异”对他可谓醍醐灌顶，已在多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他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其中。
1869年，高尔顿的名著《遗传的天才》出版，核心观点是：遗传禀赋的意义远高于后天教养，所以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优生重于教育。达尔文去世的第二年，高尔顿发表名著《人类的才能及发展》。在这部书里，高尔顿从希腊语当中表示“优秀”的“eu”和表示“生育”的“genics”拼合成“eugenics”，中文翻译成“优生学”，它很可能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人类的生死存亡影响最大的一门学科，很多重大的社会思潮与社会事件都可以或明或暗地关联到高尔顿身上。
那时，优生学成了一门严肃的科学，欧美精英圈子不推动优生政策简直就是政治不正确，接下来，就只有悲剧。
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饥荒，100万人死亡，因为首相约翰.罗素、爱尔兰总督克拉伦登等高层精英认为，发放少量食物让人勉强活着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1877年，利顿担任印度总督，尽管有充足粮食，拒不赈灾，还叫停若干私人赈灾行为，造成上千万人死亡。接下来，世界各地还上演了“国有化婚姻”、“强制绝育”等多重闹剧。直到前上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对非洲、印度等贫穷国家的援助，仍然有控制人口的条款。
而最悲惨的莫过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累累白骨，因为，哦！希特勒也是马尔萨斯、高尔顿的粉丝。
很难想像经济学巨匠李嘉图会说出那种话，因为按照他的“比较优势原理”，人多了就会扩大分工合作就能把蛋糕做大啊！他那番话无疑是一种固定的存量思维。同时，他还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经济学巨匠犯了一个经济学低级错误，穷人猛生孩子恰恰因为没有足够的保障，每多生一个就增大了富裕的几率，因为说不准哪个孩子将来就乌龟变凤凰了呢？穷人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而非天性贪图享乐，也非晚上没娱乐活动只好早早上床开展成年人游戏，如果老年生活有保障，谁愿意受多生多付出的苦呢？今天的八零后一定深有同感吧。
可见，几百年来，哪怕这些不同领域不世出的天才们，不约而同想自上而下地去强制干一件事，比如控制人口增长，结果却也是无功而返，落得个倒行逆施的恶名。事实证明，人口爆炸的解决方案是自发的，是一种渐进的计划外现象，因为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更自由、更多的教育，人们开始组织规模更小的家庭。
不知大家对如今热议的老龄化有什么看法？
五、你确定是教育带来了经济增长
如今世界各国的教育，大多是自上而下设计的公立教育，效果如何呢。
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历史上的教育都是以私塾方式展开的，19世纪初，像古希腊那样学生围着老师散步的学习方式步入了黄昏。
1806年，被拿破仑打败的普鲁士不甘屈辱，果断采纳本国著名公知威廉.冯.洪堡的建议，制订了严格的义务教育方案，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把青年男性培养成服从命令、不敢逃跑的士兵。1843年，公认的美国公共教育创始人之一，贺拉斯.曼访问普鲁士，深受启发，奉为圭臬，回国后立即模仿建立公立学校，他的目的，同样不是为了提高识字率这些，而是把不守纪律的孩子变成讲究纪律的公民。这就是现代教育的兴起的源头，以及那些荒唐的初衷。
国家公立教育的逐步做大，伴随着对私立学校的打压，后果就是教育水平的恶化。著名的爱因斯坦同学就忍不住说，“现代教育方法竟然没能彻底扼杀人们探索的神圣好奇心”，简直是个奇迹，“在这个精致的小工厂里，除了刺激缺少的主要是自由”。
不得不说，从经济的角度看，公共教育对于节约教育资源压缩教育成本是有一定用处的，大家都知道，工业化流水线式生产是很节约成本的，就像现在大家争论不休的饲养和放养、有机蔬菜和无机蔬菜，两者成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提倡公共教育者最常见的也最强有力的辩词则是“教育带来经济增长”。
真的吗？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有关，但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投入越多资源扩大教育体系的国家，经济发展比投入少的慢。埃及、阿根廷、菲律宾等一个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越是采用中央计划，教育系统越好，经济表现越糟糕。
咦，不对呀，我们身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都是比低学历的人更富有吗。是的，没错。通过考察香港等地的情况发现，人们是一赚到钱就送孩子去优秀学校，而不是他送孩子去了优秀学校毕业后赚到了钱。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是，经济发展了教育就自然跟上了，而不是教育推动了经济发展。
从教育的例子我们再次看出，自上而下的模式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是近几十年“死灰复燃”的私立学校兴起探索出一条人才培养的新路。当然，这不是完全否定公立教育，而是要摆脱19世纪初延续至今的这种学校指导模式，要因材施教，让学生自主学习。
六、个人看法时间到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迷惑的就是：“自下而上”这么好，为什么不方方面面都执行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作者看问题的角度，属于一种“大历史观”，他的视野跨度很大，用以指导当下并不一定就好；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时代局限性，以及发展的渐进性，就像K.K说的技术发展有若干小站点和大站点，速度再快有些大站点你还是无法绕过的，比如摩尔定律接下来就有可能失效，因为元器件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但发热我们快控制不住了；再次，任何事物都要讲成本与收益，就像教育，全面否定公立教育肯定也不可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漫灌式教育不可取，要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自发学习；第四，我们要懂得中庸之美，哪个领域都做不到绝对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最佳的状态永远是一种貌似不平衡的平衡态。
最后，我想说一句有些胆大妄为的话，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争执或许没必要，我发现，其关键在于，哪种方式更适合大量低成本试错和把蛋糕做大，这正是进化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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