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
是说他在当国民党宪兵接收东北时，偶然在日本人的房屋里找到一套中国当代文学，于是据为己有回家研读。因为这些书的作者几乎都是左派作家，为了防止被他人知晓，所以他想给书找个落脚之处。
他先是想到教堂，但是教堂执事说：
“你这些书是什么书？”
“都是文学。”
“你是基督徒吗？”
我硬着头皮说是。
“基督徒应该读《圣经》，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你到教堂只能读《圣经》。”
说得也是，他想起“天堂的门是窄的”，是不容易进去的，于是背起帆布袋转身便走。
接着他又想起坐落在城北的尼姑庵。
他去了地藏庵，厢房里有桌子，有座位，小师父还给他倒上一杯茶。
佛门清静，正好读书。
老师父在我右手边摆一部佛经，她并未劝我读佛经，她什么话也没说，她把佛经放在特制的小小的架子上，防茶水打翻污毁经页。佛经采折叠式，经上放一支竹签，小师父介绍读经的方法，手持竹签一页一页翻开，避免手指触摸。我每个星期天都去读书，放在我手边的经书常常更换。
师父们放经在他身边，无非是想他一个爱书之人，也许在和鲁迅、老舍们交流后的空闲时间里，有机会离开狂人、走出茶馆，有缘拿起《金刚经》、《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读一些经，悟一些禅。
然而他没有，他沉浸在白话文学的生命里，沸腾在左派思想的辽阔中，他只有眼界大开、欲行千里的扩张，却没有领悟生命、寻找灵魂的内省。
直到他收到家人来信，说母亲去世，父亲穷苦度日。他从五姨的信中得知这一切：
我读了她的信热血上涌，夺门而出，必须找一个地方去痛哭，我在马路上乱闯，哭不出来。我闯到地藏庵，小师父照例送来一杯茶，一部经，封面上写着《父母恩深难报经》。
当流落台湾的王鼎钧独坐灯前、追忆往事时，他感谢当年乱世之中地藏庵独有的宁静，他惭愧于从未捐过香火钱，没去读师父们预备的佛经。
五十多年以后，人间沧海桑田。
小师父们可能不会知道，他终于读了最后送来的《父母恩深难报经》；她们也无法料到，那个戎装刚健的青年，他最终还是用柔软虔诚的内心，去把她们放于手边的佛经，一 一读完。
这些情节不由得让我想起金庸先生《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他看到慕容博和萧远山来藏经阁偷学少林绝学，知道他们误入歧途。于是，他放了一部《大乘妙法莲华经》，想化解他们的杀伐之气......
我们是现实版的慕容博和萧远山。为了事业、为了胜利，我们追逐着眼前利益，醉心于向外扩张，我们忽略了内心的平静，心态失衡，陷于焦虑。
如果有那样一位小师父，抑或扫地僧，能为我们放一部经，解开一段心结，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幸福与安宁？
求人不如求己，也许阅读与思考就是放于我们手边的那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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