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宫里的辩论赛圆满结束，秦国君臣思想高度统一。那还等什么，说干就干，该出手时就出手。公元前316年，秦惠王以司马错为帅，张仪、都尉墨等辅之，经由金牛道（石牛道）发兵攻蜀。而对韩国，秦王采取了怀柔之策，将蜀、苴游说时带来的奇珍异宝、金银钱财，一股脑的陪着笑脸转送韩王，韩王就坡下驴、罢兵还国。
秦军攻蜀之时，蜀王怀着对秦国背信以及神牛骗局的愤怒与无奈，亲自率军至苴国葭萌抵御。秦军在苴国协助下，只用了十个月就攻陷成都，占领蜀境。蜀王兵败遁逃，终被秦军捕获所杀。至此，秦定蜀国、取消蜀王封号，以蜀国公子通为蜀侯，任命陈庄为蜀相，而张若则成了第一任秦国蜀郡太守。再后来张若调任秦国黔中郡守，水利专家李冰接替其职，遂成都江堰。而石牛道、金牛道贯通而成的蜀道，将蜀地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关中及战场前线。加之秦国后来将计就计修筑的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秦国最终能国力绵长、横扫六合，正是得益于关中平原、成都平原两大后勤保障基地强大的物资供给能力。而这一切又与司马错力主伐蜀的非凡谋略紧密关联。当今天的人们在陕西韩城司马故里去凭吊“史笔昭世”的太史公，感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也别忘记了，这位以《史记》千古流芳的司马迁，其八世祖正是大名鼎鼎的秦国名将司马错。
蜀国归秦了，苴国也在劫难逃，秦军顺手灭之。苴侯恐怕这个时候才会想起，就在不久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假道伐虢”，与今天苴国结局如出一辙。可见，知识是多么重要，不学习真可怕！蜀苴被灭后的两个月，张仪力谏秦惠王吞并巴国，在宣太后芈八子的支持下，终获批准，巴国遂灭。至此，巴蜀之地连城一片，尽入秦国版图。随后司马错于巴国旧地江州（今重庆江北区）驻防，频频东侵楚国，并攻取楚国黔中，使得秦国完成对楚国的迂回战略包围，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而此时的张仪，在郡守张若的协助下，仿照咸阳城规制，历经九年，对成都、郫城、临邛三城加以改造修整，终成西南繁华重镇。
司马错灭蜀，打得酣畅淋漓。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张仪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并没有因为政见不和，而消极懈怠。反而在方略已定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协助司马错。不仅如此，张仪在司马错伐蜀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吞并巴国、经营三城的新方略，终使秦国因国力大增而傲视群雄。如果张仪持一己私利，因自己观点未被采纳，而怨恨甚至诋毁伐蜀，以其相国之位和影响力，必然会使很多人趋炎附会，由此再形成攻韩派与伐蜀派、相国系与将军系的嫌隙，导致人心浮动，秦国能否顺利实现战略意图，恐怕要被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遇到涉及整体性、方向性或跨部门的事件及问题时，需要组织相应层级的管理人员，共同商讨。目的是为了集思广益，也是为了在最大范围内达成广泛的共识，使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在商讨研究的过程中，分歧的产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不同的管理者根据其所管辖的业务特点，会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民主集中制”很好的解决了在产生分歧时如何确保决策效率。决策的“集中”在很多企业中，基本上是由老板来完成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探讨“集中”下的决策是否客观、正确，只就决策后的实施过程进行分析。经常发生的情景是，很多管理人员会将自己在会议中的观点带离会场，以一种有意或无意、正式或非正式的状态，在同僚、下属之间进行“演绎”，回放会场的情景、坚持自己的观点、批驳不同的理念，甚至以极富表演特性的状态来诠释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会场中被确定下来的议案或决策，已经开始在部分企业成员间产生了消极的抵触。大家没有了坚决执行的态度，而是抱着挑剔、反向印证的心态，甚至还有将会场争议在实际执行中刻意放大的情形。
求同存异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又是企业有效管理的基石。很多时候，我们达不成共识，不仅仅是分歧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求大同存小异”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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