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一杯咖啡，在一个午后和一个音乐爱好者长聊，我只能做静静聆听的那一个。就像在观看许知远在《十三邀》里对话王健那样，做一个充满好奇的旁观者。
旁观着音乐的盛宴以不同的形式流淌出来。
给自己定了写关于西方古典乐的目标纯粹是在音乐爱好者们面前班门弄斧，我看了西方古典乐相关的纪录片，大师们的人物访谈以及相关有深度的文章并做了笔记。
或许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尽如人意，毕竟这种“突击式”的写作根子太浅。但是这种尝试为我的简书生涯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之前的日更，我每天专注于掏出那些已有的东西，读书与写作常常处于脱节的状态。
而现在，对于不同领域的好奇心使我将两者融合起来。因为写简书的目标是搭建在我需要不断学习的领域，所以我在阅读和看视频的时候也不会在过多的选择里迷了眼，不知所措。
专注于自我的成长，是我来简书日更最大的动力。而成长的第一站，就是西方古典乐。
从《十三邀》开始，最先打动我的是王健的谈吐。
王健最早被发现的时候，是在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里那个带着红领巾演奏并被誉为“中国大提琴神童”的小男孩。因受到了资助，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以及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随后签约代表世界古典乐最高水准的德意志(DG)唱片公司，是该唱片公司签约的第一位中国艺术家。
谈及西方古典乐的时候，不是想起要扼住命运咽喉的贝多芬，就是把幻想与现实之间界限逐渐模糊的柏辽兹。
而王健是一个大家眼中的“不像艺术家的人”，因为他“太正常了”。他的现实世界和音乐之间有一道可以随时开关的门，尽管他能够这么的接地气。但是他的语言里还是流淌着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对于人世的洞悉。
这份洞悉不像是一些西方早些时候享誉世界的音乐家们热衷于将其展露出来，而是汇成了在和平年代里的涓涓细流。
维也纳是世界的音乐之都。直到现在每年还会有很多场音乐会在这里上演。不管岁月如何流转，这里始终还是承载着过往的音乐记忆。18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等，都在这里度过大部分音乐生涯，谱写了许多优美的乐章。维也纳的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他们的乐谱和手迹。
那个时代的音乐开始从贵族的特权慢慢地渗透到了中下层的生活中。一边是如火如荼的革命和战争，一边是可以慰藉人心的音乐的力量。
而贝多芬在音乐的大面积推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当时，不仅仅是传统的贵族阶层为他买单，普通的中产阶级也是他的狂热粉丝。以至于在贝多芬去世的时候，全国放假3天，2万多人为他送行。
贝多芬所象征着的恰恰是那个年代的英雄主义情节，代表着平等和正派。在拿破仑还没有称帝的时候，贝多芬满怀激动地为拿破仑创作了英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既是贝多芬一生命运的转折，也是音乐界的转折。他原本在乐谱的扉页写上“献给拿破仑·波拿巴”，但后来拿破仑谋夺了革命的果实自行加冕为皇帝，贝多芬对他失望到了极点，就撕掉了原来的扉页，并将第三交响曲正式命名为《英雄交响曲》。
享誉世界的大提琴家马友友曾经坦言：我开始认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赖以发达的根基。
这跟我们自小学习的文化是经济基础所构建起来的上层建筑是有冲突的。但是在18世纪那动荡的年代里，却很难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大师们所催生的浪漫主义情怀直接从音乐的领域蔓延到了文学，包括歌德等一些列的大文豪也开始了以相似的笔触进行创作。
除了贝多芬，西方的古典乐还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着，是在法国的民主精神的熏陶下被创造出来的。与此带动的，不仅仅是一批的创作者，还带动着演奏者们，同样享誉世界的出色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创设了现代音乐会的李斯特。
西方古典乐的影响力能够谈及的，还有很多很多，它能够打开的穿越时空的边界，并且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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