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典型高考
第四十二章 那年的非典
文/斯德帝尔
我们对“非典”真正感到恐惧，是从2003年的五月开始的。而在这之前，虽然新闻媒体报道了各地的疫情，但由于疫区距离瓦国太远，且各种报道一直强调疫情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并没有恐慌。
当大连报道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时，谣言就像洪水一样泛滥于大街小巷了。
有的人说大连早就有“非典”病人了，只不过市政府隐瞒不报。
有的人说电视上报道的死亡人数不准，实际上死了好几千人，因为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被鉴定为“非典”病人就已经病死了。
有的人说这次疫情牺牲了好多大夫和护士，其中有些人不想“上前线”，但不敢违反组织的命令只能硬上。
看问题不能只看CCAV
有的人说美国已经研究出疫苗了，但万恶的美帝不与我们分享。
还有人说，为了安全，今年高考肯定得延迟了。
听了这些谣言后，年少无知的我最初的看法是：“你们这帮刁民，怎么能如此唯恐天下不乱？怎么能如此信不过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得罪共产党的，没一个有好下场！”
后来，我听说抓了几个“造谣”的。
《一个字头的诞生》中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区区一场“流感”，对重高的学子来说那都不算事儿，因为最让我们感到恐慌的是高考而不是“非典”。
不过，重高的校领导们还是挺恐慌的，要是学校有一个同学不幸“中招”的话，那么重高的教学就可能无法正常进行，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因为未有效开展防范非典工作而受到处分。
因此，“非典”期间，重高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
学校要求我们，每天要戴口罩上学。这项工作由教导主任王玉仁负责，他每天早晨叉着腰站在校门口，一个一个检查。谁要是没戴口罩，那么就进不了校门。我很纳闷儿，为什么学生们在校园内就可以不戴口罩？为什么老师和领导们就可以不戴口罩上班？为什么没有人在校门口测量同学们的体温？后来我想明白了，测量体温你能测得起吗？那时学校条件有限，还没有配备红外线测温计。所以，让学生们戴口罩这项措施比较容易落实，而且这也是预防“非典”工作中的重要一笔。干得漂亮！
还是北京管得好，我们进到校园就摘口罩了
学校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要求大家下课尽量出去活动，同时打开窗户通风换气；要求大家“自觉”，有感冒发烧的症状要及时上报；要求我们喝板蓝根预防感冒，并建议家长在非常时期尽量不去疫区。老师都对我们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非典”期间，我喝了不少板蓝根，觉得味道不错，像加了糖的咖啡。
那年没少喝，现在我认为它要是能抵挡住非典那么它也一定能治疗癌症
不仅是重高，当“非典”来袭时，我们整个国家对疾病的防控能力暴露无遗，可以说我们被“非典”打了个猝不及防。同时，人们对非典的危机意识不足，很多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广东、北京离我们老远了，我肯定不会有机会接触到‘非典’病人”。相反，人们更喜欢把“非典”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幸运的是，重高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中招。
“非典”也成了考试的热点。老师告诉我们，“非典”是今年的社会热点，高考出这方面题的概率会很大。确实如此，高考对社会热点问题总是乐此不疲，这大概是为了培养我们学以致用的能力吧。化学会考到它，如在“非典”期间用了某种消毒水，然后会考你这种消毒水的化学方程式；生物会考到它，如细胞结构、基因变异之类的问题；政治会考到它，涉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物质决定意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等知识点；甚至地理都能考到它，例如题干说“非典”起源于广东，然后就顺其自然地考你一下广东某市的经纬度、太阳直射角等等。
我太佩服你们这些出题的老师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非典”，既有坏的一面，又有“好的”一面。
辩证地看待非典
从省政府传来消息，经“不厚”省长批准，2003年辽宁省高考由于“非典”的原因，由原来的“3+大综合+X”改为“3+大综合”。
别小看取消这个“X”，因为“1≦X≦6”。
高考取消“X”这件事，我要由衷地感谢目前在秦城养老的“不厚”省长。因为，我属于“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样样松”的选手，没有强项。原本我擅长的理科早已没有文科有优势了，要不然我怎么需要靠吃药来弥补智商呢？在下是真地再也解不出理科的大题了。虽然大综合考试涉及六门课，但出的题不是很难，非常适合我这种“没有专长”的学生。
可以这么说，没有“非典”，我的高考成绩不会那么好。
取消“X”对我是件好事，但对别人却不一定。有些同学非常聪明，在物理和化学方面非常有天分，他们也在“X”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希望高考时“X”能为自己多加点分。然而，最后他们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政策变化太快，比“非典”都突然。
我就是喜欢变，而且变得很快，你能把我怎么样？
高考前，“非典”对我们的影响与高考比还是小很多。
有些同学神情惶惶，说的夸张点，他们就好似“死刑犯”，得知不久后将被枪决，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这种同学实属抗压能力不强，心理素质不好，以好学生居多。
有些同学无所畏惧，表情中流露出一种解脱之喜。他们下课时欢颜笑语，走路时脚步也十分轻盈，好似在告诉身边的同学：“老子就这样了，破罐子破摔，考哪算哪，爱咋的咋的！”这种同学以差生居多。
我呢，虽然心里也没底，虽然也感到“死期将至”，但仍坚持正常的学习计划并努力调整心态。在调整心态时，我会告诉自己：“我不是清华北大的料，我只要发挥正常水平就好，坚持复习到最后一刻，能多考一分是一分。追求雨露的计划先放一放，爱情是需要缘分的。”除此之外，每天入睡前，我会在心中默念几百遍“我能行”。这是我在某本书上看到的增强信心的方法。
我写的所有文章你都可以不看，但我希望你一定记住这个方法，有点用！
最后这一个月，为了缓解心中那种不可名状的压抑，下课时我常常回俄语班找以前的同学玩。
某天晚自习下课，我来到俄语班。教室里人不多，很多同学都出去踢毽子了。小洋和小丽两人正你侬我侬，对我视若无睹；王纯音在玩文曲星中的贪吃蛇，玩得不亦乐乎；马亮在课本上画画，创作“手翻书”呢。我很好奇，不知他们在高考前夕为何能如此淡定，还能有心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他们不正常还是我不正常？我觉得是我，这十二年的应试教育让我“病”得不轻，甚至失去自我。分数为什么对我如此重要？我想我只是为了虚荣心得到满足，为了能博得父母和老师的赞赏，为了那虚无缥缈的远大前程。这十二年，我为了金榜题名，失去了很多乐趣，荒废了很多爱好，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学习再好，分数再高，若迷失方向，不知为何而生、为何而活，那么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坚持梦想，做自己的马亮才会美丽
虽然离梦想越来越远，守着一亩三分地，我也要尽量开心地活着
还剩几分钟就上自习课了，我便提前回到实验班。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开始自习了。而此时，窗外仍传来其他班同学的吵闹声。这让我感慨颇深，看来“病人”不止我一个。再看那几个埋头苦学、不食烟火，和我依旧生疏的尖子生，我不禁想问：“你们的未来，真的一定会比谈情说爱、抽烟酗酒、打架斗殴的他们更精彩吗？”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死读书。
“非典”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么多年来，高考所引起的“疾病”，我们却一直对它视而不见或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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