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种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悲剧好像一夜之间就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在现实生活中，学校教师、编辑部编辑和研究所科研人员中不乏各种愤青；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各种所谓“公知”和“键盘侠”针对社会不公和丑恶现象发表种种批判。似乎，哪里有公正，哪里就是“键盘侠”的家乡；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愤青的祖国。在我们这个并不缺乏“批判”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批判思维吗？
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国际教育界被认为是和读、写一样基本的学习和学术技能，是创造知识和合理决策所必需的能力。常见的公众印象是，批判性思维是负面的、鼓励怀疑论。但当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支持某个立场时，对这个立场的态度就是不去怀疑的态度。
批判性思维从来就没有要求人们单纯地说“不”、发难、破坏，用揭露缺点或故弄玄虚的目标去做研究。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原则，从首次提出批判性思维概念的杜威开始，就是大胆质疑、谨慎断言。杜威的批判性思维(他称为“反思性思维”)就是在对科学假说进行主动、持续和细致的理性探究之前，先不要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延迟判断。对想要你立即接受其观念的人来说，这个谨慎可以说是质疑的态度——意味着拒绝立即接受他人的观点。但实际上，谨慎态度是中性的，它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先不慌作决定”。
批判性思维，不仅需要“大胆质疑”，还需要“谨慎断言”。“大胆质疑”是对该观念提出“它真吗”的问题，而不是作出“它不真”的判断。批判性思维绝不等于单纯的反对，不等于认为什么都不对。中国简单否定思维者多如牛毛，如果这等于批判性思维，就不用大力提倡批判性思维教育了。谨慎断言，按杜威的话说，就是如果对一个观念没有细致、深入、全面的合理思考和探究，就不要下判断。说“不”并不难，难的是说得有道理，特别是相关的、好的理由。
很多人不敢质疑的真正原因是不知道怎样提出好的问题。我们不妨就教育公平问题看看怎么去分析、运用批判性思维。前不久《南方周末》上的一篇《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的报道火遍大江南北。这篇文章以北大、清华为例，发现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众人不禁发出一连串的感慨：贫富差距垫高了贫困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绝大多数寒门子弟已经没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有人主张的直接按照城乡人口比例来分配招生名额。
对此，好的问题是，按照城乡户籍的性质来划分招生比例，就真的可以实现社会公正吗？城市里面就没有穷人了吗？农村里面就没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了的农民了吗？
教育公平针对的应该是所有的弱势群体，而不仅仅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村人口。原则上，高考中的各种加分政策都应该以是否倾向于弱势群体来制定，那些明显是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加分政策应该尽早废止，这是严重不公的表现。不过，农村人口的确是我国弱势群体的主体部分。单靠在大学招生比例上动脑筋，完全就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使弱势群体的学生可以因为“优先照顾”进入大学，但他们此前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强势群体——要实现真正的公平，帮助的起点或许还要提前。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对已接受的观点、观念和提议等进行理性批判的思考是更有效的探索。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批判性思维都是正面的、建设性的思想力量。否定不等于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不一定包含否定。否定既不是批判性思维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它的真正要点是走向合理的知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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