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层面的繁荣同样必须激活个体的相关主动性。当一些人抱怨另一些人“唯利是图”时，有否考虑过，其中也有人类长期以来（主要受当时技术限制）在经济体系中只是以“利”作供需间单轨通兑的因素？
《人性的弱点》中开宗明义就告诫过“如欲采蜜，勿蹴蜂房”，可是吉列的广告策划团队，却不知为何宁愿与这部老牌营销学经典相违背，来换回用户流失和至少120万个喝倒彩（Youtube数据）。
该商业广告成功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聚焦到男性究竟是否需要正视“男子气概”中有毒害（toxic）的一面，而在此之前美国社交媒体上已对此有过热议（源于前NFL球员现演员特里•克鲁斯对性侵他的一名好莱坞男性经纪人的起诉，以及对幼年目睹父亲殴打母亲的回顾）。如惯常的模式，大众从各自角度众说纷纭，专家则从先天生物行为烙印与后天社会影响进行心理学归因，也有从事件营销角度对广告得失做出的评述。
而笔者一直关注于“人性的弱点”阻碍着更合理但“刺耳”的人文观点被真正普及接受，“义”长期以来很难如“利”那般获得人们的积极参与；因此从这一事件首先想到的便是，各自经历背景不同的成年个体之间势必激烈甚至惨烈的“三观”碰撞、“大象”拼合，真的能如科技领域的高歌猛进那样，也终于引入商业模式来加速助推了么？诚如是，则人文进化之幸矣。
人类生产力高歌猛进下对“繁荣”的重新定义
人类迄今对富裕繁华的定义，仍侧重于人自身之外的“生产成果”，主要指个体按平均水平所能享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生产成果层面，经历了机械、电子、信息革命，犹如接连更换着能力呈指数级数增长的超级引擎，并在已经到来的第四次革命中（包括信息量子化、算法自动化、生物人造化、现实虚拟化）必将再次获得更强大的动能；可是，在“人自身之内”的层面呢？
人文，在本文中主要指“个体按平均水平、在自身言行中所能落实的对其他个体合理利益的尊重与维护”，也就是个体在自由地参与到社会关系时、更关乎到公平公正、并且只有其能主动自律为之负责的那部分；而非更多是作为其传播载体的文学艺术部分。相对于自律，得严格依靠被动约束来保障的则是“法律”或制度的范畴，它们是立法立规个体群的人文认知（结合当前大众实际后）的社会契约化，却也因此在落实上具有滞后、技术限制、成本、监管依赖等问题。
理性意义上“人文繁荣”的作用，不仅使得更广泛的正当利益获得保障，还浓缩在“金字塔绝不会是奴隶建成的”这一著名断言里：从古希腊哲学启蒙，到中世纪文艺复兴，人文层面每一次挣脱桎梏、从盲目消极的服从或受利欲扭曲过的信仰中睁开理性的眼睛，都使得人类族群中更多比例的个体释放出更高主动意愿与多样性，延着逐步清晰合理的自律法律约束、和随之越来越有序内耗越少的自由之路，人类才日渐扩大创造与消耗之间的增量，抵达了至今的“繁荣”文明。近代而言，民权革命、女权运动、乃至对LGBT个体的去污名化，都是这种人文进化的阶段性体现。
不难发现，各个阶段性的人文突破，总是需要足够比例的个体抵达更全面、进步的认知水平，才能引爆。现在国内很多家长，还停留在倾尽一切资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认知水平，殊不知，即便自家子女真能如愿考取985学府，在一个平均人文素养并未足够提升的大环境下，都是可能在多个方面受到掣肘、难以真正依靠其才能与努力收获幸福的。
“人文繁荣”的紧迫性，当然不仅来自于父母们的拳拳之心，更来自于多方面的发展的“倒逼”：
・政治方面，人类栽种了“民主”来抵御集权走极端，但如果不能尽早降低民主伴随的非理性，近年多次公投中凸显出的弊端就会继续尴尬上演；
・军事、公安方面，人工智能、无人机/机器人、生化武器技术，使得恐怖袭击对人力的依赖终会趋近于零，甚至寡头无需太多追随者就可能拥有与国家抗衡的力量；
・民生方面，生产力突飞猛进，生产成果极大丰富化，可作为未来不再被需要的人类劳动者，是丧失购买力沦为边缘化阶层，还是能够平等分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将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认知水平、或是其所属国家对财产权法的重新修订（而这种修订的保障落实又将依赖于军事）；
・最后，很多个体手握资源却容易固执己见的常见病，其危害，可能随着预估“2050年人类将接近永生”而被无限放大…我们已知，不单单是权、利高度聚集的领域会滋生腐败，就连学术象牙塔中，都存在着等到老一代权威退位后、新的成果才得以阶梯式问世的现象。而将来的新一代要面对的可能会是，经验阅历、人脉手腕都历久弥坚的“老坏蛋”…
《时间规划局》
那人文的进化速度，究竟能不能及时追赶上生产力，合璧成真正的“繁荣”呢？这可能是个相当于“在具有神的真正智慧之前，究竟是否可以偷食禁果”式的追问。
如果无法形成大范围的闭环对接，发明家再才智过人，也装配不出多少盏电灯来驱散黑暗。是商业模式，在人类历次的技术工具进化中将价值的创造与需求对接，形成“物质繁荣”的闭环，完成对社会资源周而复始的驱动。那么，人类现有的商业巨擘们，是否有能力在人文层面的进化上也挑起重任呢？
商业模式成为驱动现有闭环的引擎，重要前提在于“需求”
限于篇幅，本节仅择要分析一个在商业模式的各大环节：市场调查(需求、竞品)、研发(技术、差异化、探针原型)、制造(质量、成本)、营销(渠道、维护)中，与进一步推动“人文进化”会有重要冲突的部分。
在传统商业模式的“需求—供给”闭环中，用户的“需求”主要包括喜好、焦虑，商家满足已有的喜好，启发新的喜好，甚至“贩卖焦虑”都可以，只要有足够说服力；很多精神层面的生产成果，无论通过严谨的传统传媒、还是惊悚式传播的媒体，感官体验丰富的影视剧、还是现场感十足的真人秀，师资雄厚的教育机构、还是易于获得的在线课程，都遵循这一前提并已经做得很好；但唯独难以去触及用户的逆鳞——毕竟已知人性是“如欲采蜜，勿蹴蜂房”，你还要把用户往竞争对手那边赶，那可不像是个明智的主意——即便受到人类傲慢与自负天性保护的可能才是最后的一片阴暗（瑞・达利欧《原则》）。
奉行理性透明的达利欧认为，“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傲慢和自负，害得我们带着错误的观点去做事，还不愿意接受质疑”
不过，“人性”真的是一成不变的么？那现代人同北哨兵岛上尚存的原始族群究竟因为什么而不同？
当涉及价值观，多数成年人之所以仍习惯于拥抱“自以为是”而反感于“自以为非”，其根本原因是触发他们的感受、理性的“发动机”仍受掣于“自我中心”，而尚未发展到对更为全局、长期的后果有“敏感”；而在责任感范围超越了“自我”的人身上，好恶自然会随之改变。在漫长的文明发展中，多数个体的能力（包括照顾自身、亲属的能力，预判社会行为影响的能力）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毕竟都是极为有限的，他们的感受、思考的“敏感”范围（包括在时间维度上）随力所能及的目标而定，也就是有理可循的，并通常在家庭、同阶层为主的“餐桌平台”上传播复制。但机遇存在：随着科技、产业链、教育的发展，客观上现代人的生存能力、分析能力获得了跃迁式的提升，前辈物质匮乏年代的焦虑早已淡化（尽管相对的物质差距、焦虑取而代之），主观意愿上，从#MeToo、吉列广告等的热议也可看出，相当比例的个体（尤其随着移动技术解放了碎片时间）会乐于在休闲社交媒体中与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交换观点，并因而具备了拓展敏感边界的条件。
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说，不要一味地以为基因就是“演化最要紧的物事──天择的单位”，迷因（Meme）也会以一种独立的“复制子”的形式经历复制、变异、择优，散布留存在世界上（而不会以基因的利益为考量）。尊重其他基因、乃至整体环境长期的正当利益的迷因，会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优先悦纳、传播，其实是一种符合运筹学的理性“天择”。但是，迷因的传播效率、不同于基因式的“天赋刚需”、而是需要依靠观点交换的广度、频度、激烈程度来加强。
迷因的传播、不同于基因式的“天赋刚需”、而需要后天赋予动机
对“自以为非”的“负需求”确实会是横亘在商业模式面前的第一道沟堑，但成本允许下的“自我防御”也是一种刚需，不然也不会形成热议。另一方面，参照所谓“贩卖焦虑”的现有商业模式其实不难发现，当商家推出“我对，你错”或是“我知道，你还不知道”的模式时，用户之所以并未拂袖而去，是因为他们被灌输认同了“无知的后果”；这种“后果”目前很多是与主体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可随着主体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在各种因素下的提升，一定比例的人（如新兴中产阶层）的敏感边界就有可能及时发生质变——不过这一比例是否足以支撑起理性的“民主”却仍面临挑战，正如上一节所述的“我们走得太快，灵魂都跟不上了”，“人自身之外”与“人自身之内”这两车箱珍宝，如果其牵动引擎的“有效功率”相差甚远，那差距越来越大几乎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是“人为”的。
人类当前的“最强引擎”，究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或机遇，对接出新的注意力经济闭环，助推出“人文/智识繁荣”呢？
商业模式成为新引擎的新前提：利与义的融合或分离
吉列，或者其之前“被烧掉了鞋子”的耐克（耐克曾因聘请有争议球星作代言就被抗议），他们作为商业集团之所以选择为尚存争议的人文观点站队，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价值观、或者说“情怀”消费行为。
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为追捧“偶像”一掷千金的行为，传统广告商、新兴短视频平台只是因为“输出带宽”限制的不同而做了不同文章（两者之间的过渡则是草根真人秀），偶像、大V在其核心能力“接地气”并获得认同之余、便会有影响力对大面积粉丝做出价值观的输出（有些只是媒体曝光而被动展示给公众）；“忠粉”的盲目性会冲淡有效思辨的成分，过于标新立异又会引发“粉转黑”断流，可即便如此，毕竟也是多了一条、把原本纯粹娱乐休闲动机的个人、同原本未必会涉足的人文议题汇接在一起的支流。而“品牌”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偶像”。
但什么情况下“品牌”要主动冒险于核心能力之外的“价值观”来获取关注？产品自身关键品质的均质化（包括被更惹眼的跨界产品分摊走了注意力），加上全球化在生产流通各环节的增幅器作用，会是部分因素。在差异化尚不明显的情况下，“情怀”可能会成为加分项；尽管凡涉及“三观”因个体背景经历差异多有争议，但这种争议恰恰也自带热点属性。
因此，吉列可能是想建立起这样一种将“义”融入“利”的闭环：借力社会热点出发，输出价值观（以视频做载体），进而借新媒体上用户非用户的激烈参与，基于产品关键品质之外的属性重建忠诚度圈子，实现产品的去同质化、兑现利润。万宝路70年代时曾在中国电视上为千家万户输送过粗犷不羁牛仔男的形象，并随之利润滚滚而来，而新时代背景下吉列所试图争取的更为细腻理性的“情怀”，则比这风险高得多。
互联网媒体使得大众已适应于“辩论赛”式的价值观激荡，这是闭环成立的加分项；但不得不说，一方面大量争论仍停留在知识点而非智识，（也因此）另一方面很多争议中都显而易见参与者仍存在着基本逻辑素养上的不足、影响到辩论的理性成分。这些不仅需要“短平快”的评论、弹幕交互导流，更需要Quora、国内的如知乎这样的平台，由更具专业素养的人尽心编辑兼顾“接地气”式的回答，来示范、大幅提高观点交换的有效性，以及传统媒体经职业编辑之笔把关过的阶段性评述来做提升。
但毕竟商业模式是需要“利润”来为投资负责的，在面对仍有大量消费者对“被否定冒犯”的认知存在边界局限（局限于个体自身）、理性思辨能力也参差不齐时，“价值观营销”还有可能“来得更猛烈一些”吗？抑或，能否建立起更有效的“人文成果丰富化”商业闭环呢？
亚当·斯密两大著作
笔者认为，剥开这一问题更深层的本质，其实是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有效驱动社会资源的通货、都仍只局限于个体们所创造出的生产成果的映射物——“货”币（无论该映射的比例是否严格合理）。在人类文明重视更多的生产成果的阶段，是以“利”的形式实现交换，并最终发展到驱动整套闭环资源的，可是当人类迫切需要普及更多人文/智识成果时，却仍是得依赖“利”来实现驱动；而“利”与“义”虽有所重合（即“合理之利”那一部分）、却是并不相同的两个客体。现代人单单借“利”之手，真的推得动“义”吗？
人文层面的繁荣同样必须激活个体的相关主动性。当一些人抱怨另一些人“唯利是图”时，有否考虑过，其中也有人类长期以来（主要受当时技术限制）在经济体系中只是以“利”作供需间单轨通兑的因素？ 而当大家赞颂幸福、繁荣时，既然“义”是其中应有之义，它却为何又并不出现在我们的兑换体系之中，以至于至今能有效驱动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的，主要仍只停留在货币、或者资本？除了前一节提及的提升个体基本生存能力、导流到与不同阶层个体交互来拓宽“敏感边界”之外，如果能从社会现行的交换机制上着手，无疑将深层点燃引擎的最核心。
从技术层面说，区块链已可用来记录商品的生产运输，杜绝造假，同样也可用来如实记载人的诚信行为、收支轨迹，隔离人为干涉。如涂子沛先生在《数文明》中所提到，尽管数据被滥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课题，但纵观历史，社会清晰度的不断提高恰恰是文明发展的方向：古代帝王害怕“起居注”中记下自己言行被后世评说而自我约束，工业革命后各国强制公民补交照片来应对社会大分工带来的人口大范围流动，现代人则因担心摄像头的精准抓拍识别而不敢再边开车边玩手机。
新能力开启新的可能性
从制度层面说，在个人的人文水平可逐渐被真实采集、表征的前提下，笔者愿为利与义的分离开一个“脑洞”：逐步将“道”币引入兑换体系，并不与法定“货”币通兑（注：“道”字只求达意，可细化为“诚”“智”“律”“公”等属性，能相应兑换生活必需品、还是高级教育资源、职位机遇等恕在本篇不作展开）。深谙在人文进化夯实到一定程度之前，超前的制度会缺乏落地所需的土壤、受到实际水平的强力牵引而扭曲走样（包括民主制度）；而以日常生活化的商业模式助推，将可望更精准地激活个体内发的意愿——在一个历史遗留给人类的“权、利”之外的智识层面上——以更贴近“幸福”的另一半应有之义的激励下自然成长。随之对更高层社会制度的好处也显而易见：避免陷入一方或一意孤行或孤立无援、一方或不能胜任或投机僭越的双输结局。
从文化层面看，既然利与义本来就是幸福的两个方面，影响到双方合璧的，其实恰恰是其中之一独占着话语权的现状。而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强相互作用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视线囿于单轨制的经济体制，忽视了人文/智识水平的维度，只把“资产”作为单一维度来分析设计的话，也就难以编织出反映本质的社会关系之网：多“产”者中的高“智”高“志”家庭，会在多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不应予以简单削平，而无“产”者中既有秉持高“公益”自觉的个体，却也同样有认知水平局限在“自我中心”的个体，单单给予“产”并不足以使其肩负起公共责任。而如果能够从长期被简单一元化成以“利”结算的生产成果中，及时分离还原出其中本应归功于“义”的部分，并交还给它兑换及驱动社会资源的话语权，人文的改变将会是更为内发的、而不是外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高人文水平者一旦能更自主地驱动普及智识所需的那几类资源，则会进一步为该闭环加速（是否称之为商业闭环，则视届时“商业”如何定义了）。
最后，从经济层面说，经济旨在“经世济民”，但世与民所需的“人文”元素却主要因技术限制长期缺席于经济体系中，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并在条件允许时，理应被及时补上。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为现代经济学奠基之前，已发表过《道德情操论》阐述美德的由来和它对幸福的影响，如果他能重生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不知会对两方面幸福的合璧作何著述。行为经济学则从心理学与经济学跨界融合而来，“有限理性、有限自律、有限自私”的论断直指本质。而“人文/智识”如果要以某种量化方式，还原其本来价值进入经济体系的话，对经济学的影响与挑战也必定是空前的。
挑战与愿景：美好的一面
实现层面，借商业模式将“义”融入“利”来助推人文激辩已是艰难，但好歹已有了先例；而借助新技术、在现有经济体系中萃取还原出“义”所本就具有的一部分价值、从而更精准地激活个体主动性——这种“脑洞”虽非偏离本质、但却实在是前无古人而所涉庞大的：人文数据由谁采集？采集范围与成本如何？与现有体制之间如何协调？如此等等，远非一篇启发意义的文章所能涵盖了。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基布兹式的、从经济体系中去除货币结算的试点都能进行（其本质是当个体的“义”已达到足够水平时已无需与“利”分离），边界的分析总是会有其价值的。
不妨仅简述几个课题，以及笔者所期待的愿景、价值聚焦所在：
・防止数据滥用。人文水平不足够时，既需防止个人谋私，也需防止“老大哥”式的政府权力过大。前者可从仅采集即使遭遇公开也影响度低的信息入手（例如基于见义勇为行为获得的“公”值、基于游戏盲测获得的“诚”值）；后者则恰恰需要使得人文认知进化、进而通过公举的立法者固化于一定标准线上来避免；
・避免数据不当解释。采集环节需如实，在表征到个体人文水平的时候，算法必须全面；任一方提出异议时宁可先降低“可参考度”，经隐名公开裁决后修正算法。回溯历史，晚清重臣曾国藩如果只按收支轨迹来查也能查出贪污与行贿，然而这些恰恰是他从政治理想转型为政治实干后方才为之，个人生活中衣破旧、食瓦盆、住无园林，堪称“志”与“律”的典范。“理性透明，(在足够全面之前)不妄加解释/干预”应该是“原则”所在（瑞・达利欧《原则》）。
・与现有体制的协调。共识如果是加速人文进化，就需将形成相关闭环所需的资源逐步归入新兑换体系来驱动；现有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可从以积分方式令忠诚用户能兑换到对形成合理闭环有帮助的资源开始，政府机构也可参与协调；同时因为人文素养是相对静态的状态属性，其在新兑换体系中的购买力需按个体实际参与生产的时间精力结算，并从现有结算单位中扣除。由此，经济基础不高却也尽心尽力生产不事欺诈的人即可获得“诚”与“勤”值，获得技能提升、进而商圈提升的机会，分析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且关心社会、并不看重个人享乐的人即可获得“智”“公”“律”值，获得接触更多智库信息、专业知识、进而参与决策设计的机会。
・迷因传承的脆弱性。“反暴力”人文认知的演化可做例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国家体制对违规成本的提高来维系，局部地区局势动荡回归无政府状态后、教育贫瘠下就会生物本性复萌。人的理性从神经学上基于自身感性经历而凝结，“自私基因”自诞生之日就不带迷因记忆，建立在文明而非自然手段下的一切体制都根基脆弱。解决方法有二，一是脑机接口、记忆下载技术突破，二是维持和平、不出现文明断层。否则，由人类一手创造、天生强于记忆的人工智能“进化体”可能才会登临成“神”，悲悯地看着他们曾经造物主的一言一行。
《西部世界》
在没有外来他者、不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即便封建帝国都可以不失为“相对先进”，人文进化是快是慢也会丧失被积极讨论的需求；希望人类在已经创造了隐含的对自身的一系列挑战的情况下、也终能创造出应对物战胜挑战。
本文从一段在“非核心价值观”上——相对脱欧公投来说——激活了社会化辩论“练兵”的吉列视频广告入手，试析了需求作为商业模式的起点、在对接价值观消费时的新课题与机会，主要包括人性中对“被冒犯否定”的天然抵触及其根源、解决的条件，整理了传统品牌为了在产品核心属性之外寻求去同质化而试图建立的“将义融合进利”的商业闭环，进而提出了需“从利中分离还原出义（的价值贡献）”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驱动社会资源能力上的偏离，但限于笔者的能力已无法独自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期待大家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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