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尔登湖到南山

“我为什么要种豆”，是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的话。

第一次读《瓦尔登湖》，只有十七八岁，只草草翻了几页，大段对鸟类、植物的写法，使我如枯坐几个时辰，沉闷无语。里面甚至还有开销的记账，读来索然无味。《红楼梦》里，也有这样的描写，比如过节了，谁家送来多少只獐子，多少的奇花，一一盘算而过，耳边甚至听到打算盘的声响。只好匆匆一览，不再理会。

隔了几年再读，突然明白了这种心情。

人如果过于看重一样东西，一定会不厌其烦地提到它，刻画它。梭罗就是如此。他的心思是静的，我的心思是动的；他的状态是沉寂的，我的状态是浮躁的。当我罢除了学习之类的念头，只想在生命之湖里俯仰游荡，环顾一番，才体验到了新鲜的、活泼泼的趣味。它无关事业，无关事务，无关他人，在这样的眼光和心理状态里，一草一木，一花一石，如王守仁所说，“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在这样的生命律动里，发现记账式的手段，也是生活啊。越是纤毫入微，越能见一种洞察，跟从生活本然的状态来生活，焉有不记之理？当我觉得索然无味，他却是兴致勃勃，可见境界高低了。

梭罗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是做“田野”、“郊野”、“野外”之理解，梭罗有自然之心。当他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林间，是想过一段体验自然的生活。他不是要做隐士，因为隐士的“隐”源各不相同，或者是出于道德，或者是出于另类升迁，他是要回到一种纯朴、简单的生活环境里，去感受、体味那种生活如何塑造一个人，如何锤炼一个人。他不是被动的，而是自发的，很多人也想学习他，但被他否定了。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自然主义来自他老师爱默生，一个被称为“美国孔子”的人物。当仅仅是影响，恐怕只会成了拥趸，别无建树。而梭罗的思考，则要更为宏大。

第二个，是他的“野心”，企图全方位融入自然，建立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甚至是警惕高发展社会带来的和文明相冲突的生活。

我们和自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利用，还是依从？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这里，他扮演了一个不讨好世人的角色，更垂直一些，是不讨好商业、富足的人的角色。他担心文明的发展，反过来摧毁了人的进步。除了必须，我们的生活也是在被装饰所围困，比如一瓶白酒，其包装的成本要占几层。而梭罗，是拒绝酒这些东西的。这种思考倾向，天然使人以为他拒绝个人富裕，就如同人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拒绝金钱一样。他的目的在于人和自然契合的程度，不被外界所干扰，能够朴素、简单地过好生活。

当他回归到一个静谧的生活和自然往来，他的主旨和道德没有太多关系，而是和自然和纯粹联系紧密，如何把握好生命的纯净状态。当人们满足日常所需时，应该把目光投向精神建设。

他在瓦尔登湖的过程，我们读《瓦尔登湖》便知。他像个老农一样，修缮房屋，种植作物，平时会去湖边散步，和名利场的人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当然，他还种起豆子来，这不免让我们想到庐山边的一个人，陶渊明。

实际上，陶渊明要比梭罗早得多。梭罗是19世纪的人，陶渊明生活在4世纪到5世纪之间。

梭罗属于对世俗的不满意，故而自己先体验了一把这种生活带来的变化，而陶渊明则属于政治范畴的不合，退而坚持士大夫所具备的道义担当，欣赏着另一种生活状态。

儒家给读书人提供过一条君子的生活样本，就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是孔子评价蘧伯玉的。孔子自己是个入世者，他自己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对普通人一直很宽容。因此，当那些读书人面临“无道之邦”，无法改变时代困境，那么还有一条路，就是自我人格的成全，我既不在政治上为虎作伥，也不会给别人机会利用，唯一的做法，就是隔绝掉政治圈，使个人的操行实现完整。他们不在案牍之间劳形伤神，转而要面临生活的困境。但是，这种困境要比折磨精神来得好，他们还有自由感。隐士也不是游山玩水，因为需要生活成本。

陶渊明就属于这样。两晋时期，政治名人是要讲立场的，而且你很难不低头，当时名人被杀，几乎成了一道景观。因此，那时候真正的士人和政治系统，本来关系就剑拔弩张。陶渊明的隐居，是有这样的背景在。

陶渊明好几次想要去适应这个圈子环境，包括做江州祭酒，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僚，最后全部失败，因为他见识了权力的生杀无常，而自己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在彭泽令的位置上，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折腰的问题，而是他们背后有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清浊难辨，即将崩坍。因此，他不是怕因督邮折腰，而是怕因这个大团体而折腰。

于是他不向外求人间的和谐，转为求内心与自然的和谐。陶渊明的生活并不好过，他不懂什么农作物种植，以至于“草盛豆苗稀”，家里失火两次，还到过船上暂居。但是，他始终没有过对自我的怀疑，而是“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用梭罗的话来说，就是“穿着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衣服，哪有贫穷可言”。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在他看来，还是“自得”，因为他还有一样东西在身边，因为这个东西，他就能无所畏惧。

这个东西，需要在《饮酒》篇里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的内心世界是一片开放和舒展，他隐居生活，还有其他老农民作伴，一起喝酒唠家常，他是一片自足。梭罗也是如此，平时还有到朋友家串门聊聊天，他们的初衷不同，却都有所得，有所欢。而王维的隐居，要封闭得多。像陶渊明和梭罗，是属于转，由其他方向转为另一个方向得到安宁，而王维是属于退。

就这一首诗，是祥和的、安悦的氛围，另外可以看到，菊是霜后知节，南山是千秋安稳，山气是自由无碍，飞鸟是各有归所。采菊，意味着他守住了人格；见山，意味着他获得了稳定；山气；意味着他获得了自由，归鸟，意味着他有所安顿。“结庐”就是安家，而最后一个意象，又回到了栖所的诉求，他就是有了一个安顿身心的地方。

他不止一次用这些意象来打比方：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目的就是一个，“归”。因此，他写《归去来辞》《归园田居》，就是在找到可以契合神思，能够安心的地方。

谢灵运和陶渊明是同时代的人，只是陶渊明在江西省，而谢灵运往来江浙地区。相比之下，谢灵运就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直处于挣扎和焦灼的状态，聪明地贪婪着，到最后被杀掉。而陶渊明很真诚，他自己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拙”在道家学派里，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大巧若拙”，他们也提倡“抱朴守拙”，因此，在陶渊明这里，他的行为是一种智慧，而不是可以卖弄的小聪明，小机巧。

正好，朴、拙，对应了陶渊明和梭罗的追求方式。读他们的文字，会感到安心、舒服，精神和现实相和谐的安顿。如果说南山象征了精神的安定，那么瓦尔登湖，同样如此。虽然他们初衷不同，但都得到了精神的大和谐，最终从人和人的关系，回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生命的起点，也是生命的终点。

似乎这类人最初都有同一个命运，就是被隐没。陶渊明被埋没了几百年，当时最风光的是谢灵运；而梭罗也被当时人只视作爱默生的追随者。但是，是不是真的高估了他们，或者低估了他们，还需要等待。等待他们种的豆子，在某个燥热的时期一声爆裂，人们的目光，纷纷投向世外的湖光山色中。

他们为什么要种豆？容我穿凿《涅槃经》的四个字吧：

种豆，得豆。

这是因果，也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