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次,苏霍姆林斯基去听一位历史教师的课,听课时他总有一个习惯,记下执教教师的教学环节,课后给予点评。可那堂课讲课教师一下子就把他吸引住了,直到下课,他笔记上没有一个字。那课太吸引人了。课后他问那位执教教师:“你备这堂课花了多长时间?”老师回答:“我花在备课上的直接时间是15分钟,但我是一辈子都在备这堂课的”。“心在哪里,哪里就会开花”。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指的是祭自己祖先。“祭神”,是祭外神。
祭祖先,就好像祖先在场一样。祭神,就好像那神仙在场一样。孔子说:我不能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祭祀一样。
敬是本,礼是末。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有两个是被十分看重的,一个是春节、另一个就是清明节。如果说春节是活着的亲人团聚,意味着团圆,那么清明节就是与故去的祖先对话,意味着传承。所以,不论工作多忙、地位多显赫,这两个节日都要回到故乡。不能说自己工作忙,走不开,就让别人去替你尽个孝、上柱香。那证明你还是没有把祖先、神灵,排在心中重要的位置。

孔子是不太谈论鬼神的,“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关照的是现实和现世,死去的事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既然不知道,就不能肯定它有,也不能肯定它无。所以,有人说孔子的对鬼神是“如有神论”,就是把它当成有一样。这也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有神和无神是对立的,但不仅是孔子那个时代,就是今天科技如此发达,也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反而给“鬼神”的空间叫上了更加有科技感的名字。那就当它有吧。
对鬼神“存而不论”,但对鬼神的意义却充分发挥。我不知道鬼神是否存在,但我就像“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样,始终心有敬畏,行有所止。在当时文化普及不高的情况下,这是十分有效的,鬼神就成了天道的化身。普通老百姓哪怕不懂孔子学说的本真,说不出形而上的理论,但对鬼神还是有所敬畏的。在这一点上,墨子比孔子就要极端,他公开说鬼神存在,以求让鬼神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其实,很多入世的宗教都是这样做的,佛经里面将人们日常生活中与佛法相悖的种种行为都一一罗列,逐条指出后果报应,让人念诵之后,不寒而栗,哪还敢越雷池半步。
儒家的重心不再鬼神,而在人心与礼乐。由此,教化之道不是神教,而是文教。君子所看重的不是对鬼神的知晓,而是对祭祀这种礼仪的诚敬。祭祖祭神,其实是修心,一切礼仪都是自己与内心的对话。其实,随着岁月的流逝,除了自己所熟知的亲人,祖先已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是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形象,积淀为家风家训。祭拜祖先的过程,就是重温这种家族传承,进而检点自己的言行。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鬼神难确定,圣贤在人间。孔子没有像释迦摩尼、老子和上帝那样幻化成神,本质上还是与我们一样,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且,用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孔子算不得“成功”。如此,便有子路那惊天的一问,“君子亦有穷乎?”信仰不能变现,圣贤也是凡人。是的,何必君子,圣贤都未超脱,“累累若丧家之狗”,那又何必信仰。既然“道不弘人”,那就得自己去争取“利益”。利益便被尊为最高和最后的价值,强权和欺骗耀武扬威,取代了落魄的夫子,成了人间的主宰。
不拜造物的主,只拜主造的物。
哪里不敬畏“神”,哪里就没有信仰。无论这“神”在天国还是人间,没有了心灵的依托与归宿,人世间就只剩下人性的丑陋、罪恶、羞愧和卑贱。如是,有人就开始造神,直到那皇帝老儿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万民万物之主”,孔子、老子和佛陀便回到木像泥胎,关进了各自的庙中安歇了。以儒为师变成了以吏为师,道统与治统终于一统。读书人变成了依附于权贵的“皮毛”,眼里只有一个大大的“官”字。斯文扫地,信仰何存。
孔子何时为名利而生,世道何时因利益而进步。不分是非,只讲利害,便没有了善良和快乐。是时候回到“仁爱”的初心了,这是心灵最该拥有的状态,也是人生最该生发的情怀,更是人们最该信仰的未来。
祭如在,学如在,心如在。
心在,花便会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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