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以“武”得天下，以“文”治天下，是典型的文官政治。自明朝第四代皇帝仁宗以后，国家逐渐安定，武备随之废弛，军人地位下降，整个军事力量减弱。高中级军官大都是勋戚权贵子弟，尸位素餐，上不得马，打不了仗。国内外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终明一世，北方的瓦剌、鞑靼屡屡寇边，甚至打到北京城下，东部沿海倭寇不时抄掠，内地“民变”不断，明皇朝对军事力量的使用仍然频繁，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有谋略、能打敢拚的文官军事统帅，比较有名的，前有于谦，后有袁崇焕。比于谦时代稍微靠后的，还有大明总督项忠。
项忠生于绮丽奢靡的江南水乡嘉兴，却有一副铮铮铁骨。早年考中进士，任职刑部。英宗时随从御驾亲征，和皇帝一同遭受土木之变被俘，命是保住了，却不得不为瓦剌喂马。项忠不甘终老异乡，趁放马的机会骑着两匹马逃亡。途中马疲，丢弃了马匹继续南逃，风餐露宿，赤脚徒步，躲躲闪闪，踉踉跄跄，经历九死一生七昼夜，终于回归家国。此时已代英宗而立的景帝，嘉许项忠的赤胆忠心，让他官复原职，不久外放任地方官，使他有了一展身手的舞台。
项忠是有名的爱民官，施政以仁慈为本。他任广东按察司副使主管缉盗，接到谍报，说有贼首带领数百男女家眷剽掠，部下主张尽行围诛，不留活口。项忠告诫不能妄杀，更不能冤杀，匪徒之中有男有女，不可能是贼首携带家眷剽掠，极有可能是良民受到挟迫。后来捕获了不少俘虏，经讯问，果然是受到挟迫的良民，全部释放，刀下留了不少无辜的性命。任职陕西，遇到连年灾荒。有些官吏常常利用赈灾时机中饱私囊，项忠未及请示朝廷，先行开仓振济饥民，又推行轻罪囚犯以纳米赎罪的政策筹集救灾粮，使不少灾民免于饿死。
项忠在地方上做了不少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是民生官员。在他的主导下，开沟渠引水入西安城，解决了人民吃水难题，又报请朝廷同意，兴修水利，疏浚河渠，灌溉西安附近临潼等五县良田七万顷，人民建生祠祭祀他，说他是护佑老百姓的活神仙。他两次离任都因陕西民众向皇帝乞留而未果，后来朝廷擢升他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明朝的右副都御史是朝廷都察院的副长官，项忠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实际上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明代中后期的官制，监察权高于一切，不但查纠贪墨，而且掌握着地方行政大权。项忠任陕西巡抚，全衔是“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也掌握着陕西军事大权，可以节制陕西诸将调度官军。因此，项忠有机会充分施展他的军事谋略与才干。
有才干的官员常常遇到更多的困难。当时的陕西，是大明朝的西北边防重地，北方有时常抄掠内地的凶悍的鞑靼，西方有随时反叛的羌人。连年的防御平叛，陕西军民苦不堪言。军队战力又十分薄弱，将军们遇到敌人往往逗留不前，不敢主动进攻，被认为是胆小怯战缺乏才干。项忠向朝廷汇报：“陕西边防将领遇敌动作迟缓，虽然确实有贪生怕死缺乏才干的原因，但是也存在将领们缺乏足够的指挥权和处罚权的原因。军队的士兵畏惧敌人却不害怕自己的长官，当然打不了胜仗。应当让将领们拥有足够的军法处置权。另外，朝廷举荐将才，一年多了也没有举荐出一人。陕西风土强劲，古多名将，难道连一人也没有吗？主要原因是受到现在举荐机制的阻碍，要求作为军事指挥人才首先要善于撰写策论，人为地设置门槛，把很多将才拒之门外。如今学校里的学生，终日研习经史，能够善于策论的人也不过百中有一二，为何又以策论来苛责军事人才呢？”
项忠的汇报指出了当时陕西军事上的困境。一是前线的将领缺少处罚权，导致兵不怕官，指挥不动，不肯死战。二是用人方面因循守旧、拘于一格，缺乏将才。皇帝非常认可项忠的汇报，但是中央的官僚仍然墨守成规，情况得不到改善，这就是当时积弊已久的现状。陕西如此，全国也如此，问题不止项忠所言。此时的大明军队早已丧失了太祖成祖时代骁勇善战的气慨。纨绔子弟占据了多数高中级军官的职位，而且世袭，指望一群玩鹰弄犬喝酒娱乐的公子带兵打仗当然是奢求。下级军官没有上升的空间，满腹牢骚。卫所士卒屯田耕种也少不了长官的盘剥，生活困窘，哪里有气力打仗？地方官场的贪腐也在军队中蔓延，贪污行贿大行其道。英宗遇土木之难，身为中央军的京卫精锐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无可带兵之官，无可御敌之卒。形势就是如此严峻。
然而，真正的才干之士不会在困境中消沉，往往逆势而上。项忠在陕西遇到的第一场战事是平定叛羌。洮、岷两地的羌人原本已经归附，却在此时反叛了朝廷，大肆虏掠。项忠认为，羌人只是虏掠，贪求的是财物，尚不欲分疆裂土，如果完全诛杀，反而会使羌人彻底和朝廷反目成仇，不利于长治久安；如果遽然招安劝降，则难以显示国朝天威，其他地方纷纷效仿，后果难以预料；不如恩威并用，争取分化瓦解。他请求皇帝给他灵活处置权。皇帝同意。项忠集结军队却不急于进兵围剿，而是调配各部驻守险要，大张旗鼓声言进讨，威势之下，兵不血刃，叛羌投降了，再次老老实实服从朝廷。
叛羌方平，鞑靼首领毛里孩又带着部队抄掠河套地区。鞑靼骑士来去无踪，机动作战能力极强，恰似一阵沙尘暴，黄沙过后，寸草不生。大明官军的困难是追不上又找不到，当然打不着敌人。这次项忠遇到了挫折。皇帝令项忠和彰武伯杨信组织反击，却没见到敌寇，无功而返。次年，杨信建议清剿河套地区的鞑靼骑兵，皇帝令项忠提督军务，结果项忠刚刚到达指挥位置，毛里孩却在别处大掠而去，又是无功而返。两次无功，兵部忍不住参了项忠一本。多亏蒙受皇帝的宠信，项忠得到了宽宥，然而清剿河套的计划流产，他也被调回朝廷都察院任职。只是多年在地方干着实际的工作，一旦面临着朝廷的文山会海和吵吵闹闹，项忠有些不自在。
满俊造反，再次让项忠有了用武之地，扬名天下。
满俊又名满四，祖上是开城县（今宁夏固原）附近地方的土著首领。明初，满俊的祖父巴丹率部族归附大明朝，加封世袭千户，世代畜牧为生，朝廷给予优待，不改习俗，不征赋税，满俊家族成为当地一霸，俨然国中之国。满俊平素粗犷强悍，仗着自己是世袭的头人首领、政府的千户，又处于山高皇帝远的边境地带，组织一伙土匪武装亡命徒，经常跨越边境抄掠，朝廷顾不得管，地方官管不了。有一次官府缉拿劫匪，循迹找到满俊的家里，百般要人。向来不可一世目无法纪的满俊生气了，激众为乱。地方官不敢亲自镇压，派遣满俊的侄子前去逮捕满俊。结果，人没拿到，满俊索性杀光了侄子的随从并挟迫侄子一起造反。满俊叔侄带着一群土匪占据了当地的一个石堡。这石堡是唐代吐番遗留下来的军事堡垒，筑于山巅之上，险固无比，若无数万军队根本无法攻陷。石堡周围又修以城寨，城寨四周是悬崖峭壁，城寨内掘有五口石井以贮水饮用，只有一条小径可攀援而上，易守难攻。满俊作腻了大明的千户，想据险为王。他拥众四千，自称招贤王。地方军队上山清剿，吃了败仗，满俊气焰更加嚣张，不出两个月，已拥众两万，关中震动，朝廷也加以关注。朝廷的底限，抄掠边外可以，称霸地方可以，唯独不能聚众称王。称王就是造反，造反必须坚决镇压。
项忠出山，奉敕总督军务，与监督军务太监刘祥、总兵官都督刘玉率中央军及陕西四镇地方军征讨。项忠此时仍是右副都御史，事权却由昔日的巡抚变为今日的总督，权力更大。明朝的军事指挥体制，监军太监代表皇帝，保证军队忠于朝廷；军事任务重大或镇守地方险要，军政总长官称为“总督”，有时也称“经略”、“督师”，统管一切；总兵官只是参谋长的角色。布置停当，大军准备开拔，不料又传来失败的战报，陕西巡抚陈价先以三万人进讨，再败，满俊缴获不少军械装备，气势益张。朝廷讨论再增兵。项忠考虑，中央军脆弱，不足以应战，若增派部队更换大将，不免出现指挥权的纷争，于是建议道：“我调兵三万三千人足够剿灭土匪。现在已是深秋季节，天气寒冷，增派部队要耗费不少时间，土匪可以趁机逃窜。而且前线的部队都是征调的边防军，他们边防守卫任务也很重要，不宜久留前线，所以不便再增派军队。”项忠取得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的支持，最终既没增兵，中央军又未得派遣，项忠的军事部署目的已经初步达到。按照项忠的意图，战场指挥必须集中统一，换句话说，就是军事决策的独裁。指挥打仗不是召开座谈会，你一言我一语，众说纷纭，政出多门，弄不好将领们先起了内讧，谈什么打胜仗。指挥打仗只能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其一。其二，兵不在多而在精。中央军多年生活在京城繁华都市附近，娱乐场上，温柔乡中，酒绿灯红早已消磨了军官的锐气，而且，明朝中央军的士卒，大多数不是被权贵占用为私役，便是吃空饷占编制，有时还要担负工程营建的任务，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训练，哪能上战场拚杀！多了中央军，多的只是累赘。
一切安排停当，项忠身临前线。前任陕西巡抚陈价已被都御史马文升取代。项、马二人，兵分七路，抵达石堡下。满俊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草率迎敌，项忠从容指挥，一时间，砲石飞矢雨点般飞入匪阵，满俊匪徒哭爹叫娘，死的一动不动，伤的鬼哭狼嚎，胆小的扭头便跑，溃不成军。首战告捷，斩获颇多。前线指挥官伏羌伯毛忠乘胜攻夺满匪西北山阵地，几乎攻占，突然被流矢射中，倒地身亡。指挥官一死，部下着了慌，面露怯色，满匪见状，又立刻恢复了士气组织反攻。同时，另一处阵地总兵官都督刘玉部被满匪围困，数次突围没能成功。战场形势激变，官军窘困。其他各部指挥官已经打算后撤，后果只能是一败涂地。千钧一发之际，项忠抽刀斩杀了一个正欲撤退的千户军官，真真是“军法从事”。官兵们眼看着退缩的千户长官的头颅落地，鲜血迸溅数尺远，再看看项忠的铁青面庞，纷纷扭身嚎叫着又去厮杀。战场形势再次逆转，刘玉也杀出重围。满匪退入石堡，再也不敢出战。官军将石堡围得水泄不通。
满俊退守石堡，再不敢露头。项忠顿兵于坚城之下，心情也不轻松。相持日久，朝中传来杂音。天见异相，有人观测到一颗闪耀的慧星扫三台、北斗而过，不祥也。占师星得出的结论是，“陕西国土分裂，朝廷出师不利” 。项忠正不耐烦，听了朝中的胡言乱语，更是勃然大怒，驳斥道：“唐德宗时，李晟讨伐朱泚，也曾经出现了不祥的星相，结果还是完胜而归。当时的异相又有什么灾害！”之后加紧备战。每天派遣部队逼近石堡下，焚烧附近的马匹草料、断绝石堡的供水道路，让满匪的马饿死，让满俊的士卒不但忍饥还要挨渴。几天下来，满俊窘困不堪，打算投降，派了使者出堡，邀约项忠、马文升见面。总督项忠全身披挂，威风凛凛，跃马赴会，不带亲兵卫队，只带了总兵官刘玉同去堡前。须臾，巡抚马文升也带数十骑士赶到。项忠隔着堑壕向石堡上的满俊喊话：“本督奉天子敕讨尔等贼寇。满四大逆不道，胆敢妄自称王，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喊的人气吞万里山河，听的人畏首畏胆战心惊。满匪远近众喽罗听了喊话，纷纷跪下来遥拜，磕头求饶，满俊见状一声叹息无可奈何。不久，满俊的侄子乌青着脸下堡出了寨门，项忠单骑挺马上前挟其而归。满俊垂头丧气，不敢出堡，任由侄子离开。
项忠见满俊心已动摇，立即命令部卒在石堡前的堑壕上搭建木桥，每个冲锋的士兵都背着土袋子，冲过木桥时随手将土袋填入壕中。又是一阵杀声震天。官军在石堡对面山头架起铜砲，集火射击，弹丸落处，碰人人成肉泥，撞墙墙见巨洞，满匪死伤甚众。
满俊手下有员大将，名叫杨虎狸。这杨虎狸既能带兵厮杀，又能出谋划策，深受满俊的倚重。有天夜里，杨虎狸带着几个兵丁出堡汲水，中伏被擒。项忠见了虎狸先是一番安慰，然后说道：“你也熟读圣贤书，能文能武，何苦与贼人沆瀣一气，为乱国家？当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若助我荡平满匪，将来定在圣上面前为你请功求赏，日后为朝廷效力，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免死还作官，虎狸当然欢喜不迭，当即拍着胸脯要为朝廷将功赎罪。项忠听后大喜，令人搬来白花花的赏银，还专门拿出一条金腰带，“功成之后，这都是你的！”项、杨二人密谋了一会儿，项忠放了虎狸及随从。
虎狸回堡，并不报告被俘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劝满俊出战。满俊也不知身边的谋士变了节，懵懵懂懂地带兵出战，正中埋伏，被项忠活捉。主帅被擒，众匪没了主心骨，项忠指挥部队一阵猛冲，不费吹灰之力攻陷石堡，堡内余孽皆被擒。
平叛满俊，本质上说，是大明朝维护皇朝统治所进行的一场战役。满俊的造反，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而是他的乖戾的个性和政治野心促使他走向覆亡，咎由自取。项忠的完胜，根本原因，在于项忠与满俊的战斗原本不是一场对等的战役。一方有皇朝作后盾，一方仅仅是占山为王的土匪，项忠是正规军，装备精良，后勤补给充足；满俊则是一群乌合之众，还要靠着缴获官军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
可是，就具体的战役来讲，项忠的表现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事不能不受政治的制约。军事的成功必须有政治上的坚强后盾。项忠受皇帝宠信，内阁也支持他的主张，因此在战役中能够放手去干，不受朝中各种非议的掣肘。二是挑选精兵强将。总兵官都督刘玉、伏羌侯毛忠（战殁）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平叛主力是陕西边防军和地方军，熟悉当地情况，有战斗经验。作为中央军的京营部队战斗力弱，则坚决不用。三是身先士卒。项忠此役经历大小战斗三百余，身当矢石不少避，亲临一线，奋不顾身，起到了较好的带头表率作用。四是严明军纪，令必行，禁必止，不惜临阵斩杀退缩的大将，以此向军士们传递一个思想，除了死战，别无选择。五是使用谋略。项忠单骑赴会，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瓦解满俊部队的士气。面对满俊固守石堡，并不无谓牺牲士卒性命强攻，而是持久围困，断绝满俊的粮草饮水供应。一旦发现机会，杨虎狸被俘，立即策反为我所用，引诱满俊出战。满俊走出石堡，官军的不利就转变为满俊的不利。由于项忠有谋略、有才干，意志坚定，善于捕捉战机，最终赢得战斗，立了大功。
明成化六年，项忠总督军务，平定荆襄（湖北地区）流民，再次显示了非凡的政治谋略与军事才能。明代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破产，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流民是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必然结果。流民沦为无产者，闹革命，威胁了皇朝的统治秩序，统治者竭尽全力扑灭革命燎原之火。荆襄流民之乱要溯及成化二年，当地流民首领“刘千斤”刘通率数万流民起义，为争取生存而斗争。朝廷以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平息民乱。次年，民首刘通被擒，献俘京师。但白圭并未将问题彻底解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刘通被擒后，流民依然聚伙抱团，刘通的部下李胡子称平王，带领流民继续在荆襄等地与政府作对，人数达到百万之巨。
项忠到任，故技重施，政治与军事措施双管齐下。一方面，上奏朝廷调土兵援助。另一方面，在要冲地区部署重兵，大张旗鼓，声言讨伐。同时，派遣使者劝降。心理战分化瓦解的效果立竿见影，当即有四十万流民归降，李胡子手下头领之一王彪也束手就擒。平乱工作进行得正顺利，问题又来了。锦衣卫百户吴绶受时任兵部尚书白圭的派遣，参赞平乱军务，为了争功，散步流言，阻挠增调土兵。项忠知道后，勃然大怒，上疏参劾吴绶。皇帝仍然宠信项忠，当即召还吴绶，听任项忠调遣土兵。项忠集结了二十余万人的重兵集团，对躲藏在山中的流民形成合围之势，立即又有数万流民归降。围困之中的流民，生存成了问题，寻找机会下山劫掠粮食。项忠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发起攻击。双方在当地竹山遭遇。官军趁流民武装渡河之时突然袭击，许多流民溺亡，小王洪等两个头领又被擒。之后，项忠率领主力部队到达竹山，捕捉流民剩余的首要分子，又招降了五十万流民。同时严惩了流民作乱的骨干分子，斩首六百四十人，俘虏八百多人，另俘获家属三万余人。屠杀被逼起事的民众，这是身为统治阶级马前卒的项忠的必须选择。但是，项忠并不屠杀殆尽，他也明白，流民作乱的原因是被逼无奈，寻求生存权力。因此，他比白圭高明的一点，是不单纯依靠军事暴力手段，而要采取一定的政略策略。对流民作乱的首要分子，项忠屠戮毫不手软。对于从属人员，则是发配边地充军。其余人员，一律遣返原籍，由政府拨付土地复业。同时，项忠又上疏陈述善后十项措施，皇帝都应允施行。流民的问题在于农民失去土地，有了土地，农民自然安居乐业，拨地复业是彻底解决民乱的根本途径，白圭没有谋划如此长远，或者认识到却并未实施，项忠看得长远，也努力推行，结果就取得了比军事上更大的政治上的成果。
在善后政策的落实中，有些地方官为了应付差事，处理矛盾时简单粗暴，屠杀了一些不愿回原籍受田复业的流民。一些在大明开国之初即在当地落户的常住居民，因参与了荆襄之乱，也尽数驱逐。流放充军的流民，因缺乏有效的组织，在半路上病死不少。生灵涂炭，人祸又伴随着异样的星相，朝中的谏官顺势参劾项忠妄杀。兵部尚书白圭也指出项忠善后政策的不妥，并对项忠的报功内容产生了怀疑。谏官的指三道四，客观上，确有妄杀，但妄杀者并非项忠，主观上，参劾的动机是出于嫉妒，还是受人指使，或者确实为死者昭雪，就不是那么容易考究的了。但是白圭的指摘，动机确有不纯的嫌疑，毕竟他没办好的事儿项忠办好了。
皇帝最终把天平偏向了项忠，升项忠为左都御史，项忠的儿子也受到廕庇授官锦衣卫千户，项忠部将分别立功受奖。
项忠立了大功却遭人指斥，当然委屈，委屈之后自然要矫情一番，便向皇帝诉苦。他上疏说：“我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之众。流民骨干分子挟流民逃入深山，我又招谕劝降分化瓦解了五十万人。俘虏了百十人，都是首恶分子。今日，朝中有人又说他们是善民。那么之前又是谁屡次上奏说流民猖獗难以平息呢？作乱的流民本来罪不可敕，正是为了避免妄杀滥诛，因此流放充军了一批青壮年。确实也驱逐了一些常住居民，但他们都是顽固分子，趁乱聚集千人占山为王，杀人越货。对于这样的人，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常住民而不驱逐吗？我张贴公告，说诛杀千人，也是虚张声势，以敬效尤，并不是真杀了一千多人。况且，白圭当初首先处理荆襄的流民之乱，现在的问题，都是白圭当年遗留的。平乱之前，满朝文武都在慨叹不知何日平定荆襄民乱。如今流民之乱幸而平定，却又议论沸腾，纷纷指责我。昔日有不少忠臣遭陷害诽谤，不但有功得不到褒奖，甚至丢掉身家性命。我幸亏遇到了皇上像这样的明主。为了不致再次受到诽谤，希望皇上允许我辞职。”
项忠的怒气发到了白圭身上，也让皇帝左右为难。白圭是有些心胸狭窄，见不得别人高明，但白圭是朝廷重臣，而且和项忠是同年的进士，同样遭遇土木之变被俘，是十三道监察御史唯一得以生还的两人之一，况且之前在抵御瓦剌寇边、平定内乱过程中屡立功勋。手心手背都是肉，顾此必须失彼，就看如何平衡了。谁说明朝的皇帝都是白痴！当时的宪宗皇帝是这样处理项、白争端的，他先是劝慰了项忠一番，然后温柔可亲地批准了项忠的辞职报告。皇帝也想趁机杀杀项忠的恃功而骄。如此以来，也平复了朝臣们出于嫉妒的非议，给了白圭一个莫大的面子。过了一年，又召回项忠，授刑部尚书。白圭却没有这位“同年”长寿，不久死在兵部尚书的任上，项忠继任。
官员们的精力，不是用于办实事，便是用于无休止的内耗与争斗。项忠作朝臣，也卷入了文官集团与太监集团的斗争。太监汪直开设特务组织西厂，蛮横无理，为所欲为。项忠多次受侮，不堪忍受。正好内阁大学士商辂等人弹劾汪直，项忠也联合政府各部、都察院的首脑攻击汪直。结果弹劾的奏章被扣押在太监集团手中，西厂却在一片反对声中取消，项忠便成了汪直的仇敌。文官集团表面的胜利并未持续太久，西厂复设，项忠的老对头前锦衣卫百户吴绶也成了汪直的心腹干将。吴绶挟前私怨寻机报复项忠，项忠惶恐不安，找机会告病躲避。病假还没批下来，吴绶的爪牙已经罗织了项忠的罪行，又有两个谏官相继弹劾他，终于下了狱，还连累了自己的儿子及两个老部下。皇帝下诏廷审，项忠抗辩不屈，仍然无法躲避无妄之灾，斥贬为民。汪直彻底倒台后，皇帝再次召唤项忠。此时的项忠，年已逾知天命，官场的套路消磨了不少自己的激情，忙来忙去，永远逃脱不得身为君父手中棋子的宿命，索性致仕还乡。家居为宅男凡二十六年，终老故乡，享年八十二岁，是大明朝少见的得以善终的重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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