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
终于过了一会儿之后我看到那个老师领着杨丹进了教室，说他今年又一次的留级，我当时不禁狂喜起来，大我两岁的他终于跟我同班了，而马上我就又陷入了悲伤当中，因为想起他已经连续两次经历了这样的场景，我就替他感到委屈，不过好在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复读过。
刚刚步入学校的我，面对陌生的孩子本能地多了一份胆怯，而他也因为在我们村的的小学已经读了2年，相对比较熟络，带我很快的融入了这个环境。
上学之后也基本上整天也跟他呆在一起，当然因为我个头比较低的缘故我总坐在前排，而他也因为是学校出了名的“坏学生”也理所应当的和老师印象中的“坏学生们”坐在了一起。
上学后，我们很显然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他还是偶尔地逃课，后来逐渐就不去逃课了，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逃课，而他也缺少了玩伴的缘故吧。
其实大人眼中的“坏孩子”并不是真正品行上的坏，更多的是学习上的坏，这在我们这种小地方显得尤为突出。
当时我们的父辈家长大都是一辈子面朝黄土，春不暖，花不开的贫下中农，所以他们有时候的想法也格外的单一耿直，比如衡量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的好坏；对有出息的唯一定义就是穿皮鞋、坐小汽车。
从来未从多元和差异性的角度去看待事情。贫困的生活决定了我们的父辈不会过多的考虑更多试卷分数以外的成功。
加之杨丹的生母离世之后，父亲又再一次结婚，而村里人的舆论都认为后妈不会对他兄弟俩太好，其实让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深深的自卑和无助。
而这一切又都借助于儿童时代的调皮和恶作剧展现出来，所以每当村里有大人听说杨丹又惹什么祸的时候，就大都要附带一句自认为没有恶意而又充满同情的“没有妈的孩子就是‘逑皮’（本地方言，无赖泼皮之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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