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村工作记

我的农村工作记

人生的路上，总不会一帆风顺，生活的途中，总不能一蹴而就。总有风雨，总有霜雪，挫折、失败，总会不期而遇。艰难、险阻，总会不约而至，关键是看你怎么面对。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再勇敢的人，也有胆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永远坚强，一直勇敢。谁的身上没有软肋，谁的眼前没有盲点，是人总有缺陷。人生重要的是正视自己的短处，发挥自己的长处。即能了解自己，又螚理解别人的人是没有的，尽力让自己做得更好，走得更顺，这就是美好。

每一次看到江南雪花飘落，我自然而然会想起东北，每当静下心来，梳理人生脉络时，又会不断回想起八年的东北生活，更难忘那六年的农村工作，真如周国平在《把心安顿好》中所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所以想把我忠实的经历一一记录下来。

        一、上调“青干班”

那年我插队东北农村还不满一年半，刚对东北生活有所适应，刚与生产队社员有所熟悉，初步建立友谊的时候，探亲刚回到生产队，就被抽调县委组织部省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我的一些知青挚友们都为我高兴，纷纷赶来为我庆贺、为我送行，咱们的集体户好番热闹。

当时第一期省青干班全县只有十来个人，全是知青，有浙江知青、北京知青、也有当地的返乡知青。根据县委组织部介绍：青干班人员通过学习培训与实践锻炼，旨在培养一批乡镇（当时为公社）工作需要的国家干部，所以深入熟悉农村工作成了青干班学员的首要任务。

县委组织部专门安排县局（办）领导各带我们一名青干班学员下乡蹲点包队。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便于实行传、帮、带，让我们尽快熟悉农村工作。二是局办领导蹲点的生产队都是他们的多年联系点，他们对队干部和社员关系等情况都比较了解，便于我们尽快熟悉，尽快开展工作。

但由于县局办领导有许多行政事务需回县城办理，同时还有日常的家事需处理，住队时间很少，极大部分时间由我们学员单独蹲点在各生产队，这为我们学做农村工作提供了舞台，也留下了孤独、寂寞与艰苦。记得我在青干班约一年时间里，先后跟过三位局办领导，联系过两个公社，包过三个大队，蹲点过四个生产队。我就这样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但我从没不怕过，因为我懂得“困苦是年青人第一财富”，因此我勇敢地迎接每一日，努力工作每一天，勤奋抓住每件事。

那时蹲点包队干部一年四季在乡下忙不停，春抓做水抢苗、夏抓铲地、秋抓颗粒归仓、冬抓水利与积肥攒粪；大到农业学大寨，小到社员家收鸡蛋；即要抓人的计划生育，又抓畜牧的改良配种；即要抓农村阶级斗争这个纲，又要抓村霸、无赖与泼妇的治理；一方面要落实以粮为纲方针，一方面又要抓畜牧业与经济作物的丰收；一方面要提高社员的年终分配，一方面又要砍社员房前屋后超过规定的“资本主义”的大院套。真可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青干班的学员吃的是每家一天的“百家饭”，住的是队房大炕，当时农村十分贫穷，开春到盛夏劳动强度最大时期，绝大多数农户餐餐吃“三大”大葱，大醬，大碴（玉米），我们每天几乎与社员同出工、同收工，晚上还经常要参加或组织各种会议，劳动与工作时间比社员长，生活条件比我集体户差得多，还常常要面对一个个陌生的环境，一群群陌生的人群，一项项棘手的问题要，孤身一人在一个，又一个村屯的一群群陌生人中轮换，这样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方式即便是当地土生土长几十年，并在大队干部岗位上从事过几年农村工作的本地学员都很难适应，这对一个生在南方，长在“看山不厌复、看水不厌曲，天下风光数会稽”的我，要挑起一个生产队或整个大队的“农业学大寨”工作，就必需克服孤单、寂寞、无助、枯燥的情绪，拿出最大的勇气，付出最大辛劳，作出最大努力才能完成下乡蹲点包队任务，我从心底里由衷感到有家的地方才是天堂。

当得知一九七四年知青中有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我原插队公社有几位知青被推荐上了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我那份后悔，自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后悔。我曾几次想提交报告给县委组织部，要求批准我回原集体户，梦想着有朝一日被推荐上大学，可当我把想法告诉带队局办领导时，他们的分析与回答，让我把这一念头深深地埋入了心底，以其眼见、耳闻、舌味、鼻嗅、身息、意达都被上学搅得整日不安，不如坚定在寂寞中悄然前行的信心。

正式分配到公社工作后，我仍梦想着上学，坚持边下乡边蹲点边复习，虽然三次申请，最终都未得到组织部门批准，可并没有影响我下乡工作的积极性，并没有让我放弃自学，凭良心说，我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在东北干了六年农村乡镇工作，与朴实的农民交了六年朋友，同时也认认真真地学习了六年，没停下手中的笔，因为我懂得有些事，不管我看得有多重，陷得有多深，它依然会离去。人生生活种种在于努力，也在于命运，聚散全是缘也是运，来往是情也是怨。经受不顺，人生才会坚强，目的是今后不遗憾，不悔恨。

这六年的农村工作经历，许多时候我不想坚强，坚强是一粒苦果，但不得不坚强，虽有想哭时候，但我强忍了；虽有害怕时候，但我闯过来了；虽有退却想法，但我破解了；虽有筋疲力尽的时候，但我坚持了；虽有委屈时候，但我领受了；虽每餐四两粮票一毛钱百家饭很难吃，但我咽下了；虽住的是生产队或大队部大炕很孤独，但我习惯了。坚强靠自己、懦弱何人惜，六年的农村工作让我享受了其他知青无法享受和无法体验的工作与生活。

有位哲人说的好“有时候坚持了自己最不想干的工作或职业之后，便可得到最理想与最想要的东西。”我得到了什么最理想与最想要的东西呢？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样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使我意志得到了锤练、身体得到锻炼、独立工作能力得到培养，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吃苦耐劳、什么是真诚善良、什么正直无私；让我了解了中国农民的勤劳与朴实；更让我明白了“命运不是先天就完成了的，而是后天才落实的”。它的确是我人生最宝贵财富。

        二、蹲点郭家店

一九七五年三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坦途公社任宣传干事。坦途公社幅员辽阔，有195平方公里，其中镇区面积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000公顷，林地面积4000公顷，草原面积1800公顷，公社东西长22公里，南北宽10公里，镇辖9个行政村、55个社、32个自然屯、一个街道办事处，7个居民委。总人口14430人，其中城镇人口5904人，距县城45公里。那年我才二十周岁，公社干部中年龄最小，公社干部们亲热地叫我“老嘎瘩”。分配当年公社安排我跟党委张副书记去包双山子大队，蹲点郭家店生产队。

双山子大队离公社所在地约三十五里  地，郭家店生产队距离公社约三十来里路，距离大队所在地约五里路，但与黑龙江省的泰来县接壤，这是我分配工作后第一年所包的生产队。

郭家店自然条件不错，近百顷土地很平整，全围绕在房前屋后，非常便于管理与作业，社员历年分红都在大队前列，正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才让五十多岁的公社党委张副书记带我这个新兵蹲点此队。听说张副书记是一个从大队书记岗位上成长起来的公社领导，是个农村通，我很高兴，心想有此靠山，我顶多为他做个小勤务员就是了。

那天我们早上八点出发，顶风骑了近三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才到郭家店，中午饭事先电话已派好在队长家，饭后张副书记招呼郭家店队委会成员开了一个会议，郭家店的政治队长姓姜，年近六十，个子不高，说话不紧不慢，在来郭家店以前，就听张书记介绍过这位老姜头，是位有着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精通人情世故的老农；副队长姓郭，约四十多岁，年轻力壮，社员劳动由他分工，听他指挥，地里劳动由他领头，听说是个“炮筒子”。本次小队班子会议主要是布置了春耕生产，并将我解绍给了队干部。

晚饭安排在大队会计家，大队刘书记等班子成员参加，餐桌上张副书记传达公社春耕生产要求，说明今年他蹲点大岗大队，具体包郭家店小队，将我介绍给了大队干部们，当晚我们就住在大队部。

第二天早上在大队会计家吃完早饭，张副书记向大队书记与我交待了几句，就回县城开会去了。

我一个人回到郭家店，到郭家店，我的行李已放在了队房的大炕上了。

姜队长对我说：“小伙子住谁家也不便，你就住在队房吧，反正李占山喂马在这里，由他每天负责给你烧炕”

我环视这队房，五间大通房，两间是仓库，两间为“政治夜校”，是平日社员集中开会学习的场地，队房门已破，炕席很烂，窗户缺多块玻璃，左边是喂马的马厩，右边又是猪圈，心想：这怎么能住人呢。

姜队长可能从我眼神中看出了什么，在一旁说“窗户等会安排人蒙上塑料薄膜就可，现在我们队就这条件，小陈你克服一下”。

我看着姜队长为难的样子，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我又能说什么呢！

其实，自我一个人回郭家店后，在长达十个来月的蹲点工作中，张副书记到郭家店生产队总共不超过十天，而且是走马观花式的十天，百分之九十八是我一个人在郭家店。后来我才明白，公社领导下乡都这样，因为许多工作使他们确实无法长期蹲在生产队，何况张副书记年已五十五，家又住县城，公社领导凡要到县城参加的会议与活动，年青一些的其他领导一般都会照顾张副书记代他们去县城，所以张副书记到蹲点生产队时间比任何一位公社领导都少。但郭家店许多事，我还必须一一向他请示汇报，一是刚分配工作，正式下乡包队，决定错了怕砸了自己的牌子；二是不请示，一旦错了，怕对不起张副书记。

虽已春播，队房炕虽热，但一个人躺在这四面透风的队房里，望着惨白的月光照在残破的窗上，在春寒料峭，哈气成霜的深夜，这份冷直透心里，听着马厩里不断传来马的打鼻声，闻着猪圈里透出的臭气，回想集体户那敞亮温暖的红砖房，特别想起当年若不来青干班，我本应公社最有希望被推上大学，并且是最有希望推荐上浙江大学的人选时，心里那份苦楚又涌上心头。那一晚我做梦了，梦见母亲来到我身旁，她抚摸着我的脸，眼泪就落到我脸上，一阵“陈同志吃饭”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梦，我睁开眼睛仔细看，原来是梦中相遇，我流泪了。但我必须马上起身，因为社员在外等我去吃早饭，穿上衣服，走到马棚的水缸边，用冰水完成了刷牙洗脸，就去吃派饭了，（早晨用冷水洗脸刷牙是我下乡练成的一功，至今我仍保持着早上用冷水洗脸的习惯），由此开始了我被正式分配坦途公社后的蹲点包队生活。

一段时间后，我了解到，姜队长是郭家店的外来户，是位老党员，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并在农业生产上有一套，虽然郭家店处在村屯的中央，远离草甸子，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但在他执政的十几年里，郭家店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均获丰收，社员每年分红排在公社前。郭副队长是个坐地户，郭家店所有郭姓人都与他有亲戚关系，此人仗着屯里亲属多势力强，年青力壮，地里劳动依靠他领的优势，对没当队长深感委屈，因而时常要发发牢骚，说说怪话。而老姜队长因年岁已高，多数时间在队里干一些辅助性劳动，因老姜队长许多地事情需依靠他，需借他的力，但他也不能容忍郭副队长在生产关键时候撂挑子，时不时地要拿几把的做法，逼得姜队长向大队提出让自己刚高中毕业的小儿子担任生产组长。

当大队刘书记征求我意见时，从培养小队干部需要出发，我支持了老姜队长的提议，生产组长就是集体劳动的打头人，根据我的意见，大队让小姜担任了生产队团支部书记兼生产组长

小姜组长年青气盛，仗自己父亲又是队长，工作中免不了经常与郭副队长磕磕碰碰，更加深了郭副队长的不满，老姜队长不在一线时，我怕他们在地里闹纠纷，影响春播与夏锄，难向老张副书记交待。所以只要在郭家店，我天天与社员同出工、同收工，即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还要当好调解员，身心特感疲惫，晚上回到社房倒头就睡。

没多日，郭副队长不知从那里听说是是我向大队建议让小姜担任生产组长的，认为我偏向姜队，削了他的权，因此对我耿耿于怀，处处刁难我，每次派饭到他家，三餐全是稀饭，菜就是大葱大酱，当时我以为同意小姜任作业组长是郭为难我的唯一原因，并不知道更深层的问题。

那年春耕的一天，小姜组长作为生产队团支部书记，到大队开会，地里劳动自然由郭副队长打头，东北十春九旱，为抗旱保苗夺丰收，坐水种是最好的办法，所谓“坐水种”，就是马拉水车，人挑水桶，在地垄上用镐刨个坑、浇上水、点上籽、最后培上土的作业方法。我跟着下地，检查社员坑内水是否浇透，以防蜻蜓点水，造成缺苗，同时帮助社员做一些点籽和培土工作，快到收工时，突然下起阵雨，我看只剩五十米垄还没培完土，为防大雨将玉米籽冲出坑的，我急忙上前去帮助一名社员培土，心想只要我在地里，郭副队长肯定会让其他社员一起来帮忙完成这五十米垄的培土，就是下雨也挨不了几点就可完成，在其他生产队蹲点时，碰到过类似情况，队长都会组织社员来帮，可当我抬头望去，社员全跑了，当时我气得也想走，但如果此时走，无疑是逃兵，为此我在雨中帮一名社员培完了这五十米的土，好在雨时间不长，雨只淋湿了我棉衣的外套。

我气不打一处来，心想：郭副队长你只要稍动一下嘴，我不至于被雨淋湿外套，他怎么干得出来？何况这地不是给我种的！

当时我们下乡干部是不带换洗衣服的，公社一般一个月左右会让我们回公社休整几天，这晚我穿着湿衣在老乡家吃饭，晚饭后，我仍穿这湿衣服到姜队长家找姜队长，老姜队长老伴告诉我说“老姜到县城去了”，于时我又穿这湿衣服来到郭副队长家，让他通知队班子人员到我住的社房开会，想好好说道说道下午的事，我一边在炕上烘外套，一边等人来开会，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人来，当我重新穿上再去找郭副队长时，他家的灯都灭了，气得我眼泪直在眼眶打转。

回到社房，刚脱下外套准备重新在炕上烘衣时，姜队长当教师的大儿子推门进来，手里还拿着衣服说“这里冷，你衣服这么湿，这里几天也难干，我拿去，在家给你抓紧烤干，你暂时穿我的，否则你明天怎么办”，这一晚是我蹲点包队以来最窝囊，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晚。

第二天早晨我穿着姜队长大儿子的衣服去出工，当见到郭副队长时，当着众多社员的面，我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他，或许我是公社干部、也许是我铁青的脸、可能是他做了亏心事，他没作声，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内心并没有接受对他的批评。可我更多地看到了社员赞许我的眼神。

那天老姜队长又要到县城去买甜菜籽，临走前告诉我，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从这句话中我听出，姜队长已知道那天我与郭副队长的事了，所以我说“知道了”， 自此，姜队长每次外出都会与我会说一声。

事也凑巧，当晚收工回家，社员们在路过房后一条深一米，宽一米的截猪沟时，发现一具老年尸体。当时每个村都会在村屯周围挖一条深沟，以防家猪跑到地里去祸害庄稼，估计这位老人可能想走近路，在跨越土沟时，失足摔死的。

可奇怪的是，郭家店无人认识此老人，因此也就无从知道是周边那个村的人，我与郭副队长商量如何处置，他却以怕染悔气为由，一退六二五，我又去找其他社员，想帮忙为老人尸体下垫一块板，并适当遮掩一下，可社员们都以怕染悔气为理由推却了，我只好一个人从生产队仓库拿了两条麻袋替老人盖上。

晚饭后，我走了五里路，到大队用电话向公社派出所报告了死人之事，再回到郭家店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一进队房，喂马的李占山我说：今晚要回家睡，我也没多想，就同意了他。可当我脱衣躺下后，突然想起，一墙之隔还躺个死人时，队房已只剩我一个人了，才后悔不该让李占山回家睡。这一夜我同死人在一墙之隔情况下睡了一晚，虽然我从小胆子大，但一墙之外毕竟是一个真实的死人，这一夜是我一生最懊恼的一夜。但也正是这一夜，让郭家店的许多社员对我多了几分敬佩。

住在队房，无形中我与社员隔开了，使我很少能了解到社员的劳动后的生活，有时在社员家吃派饭，总感觉一些社员有一种欲言又罢的感觉，但不知道是为啥。

那年的八月份，公社张副书记抽空来到了郭家店，看到庄稼的长势他很高兴，但看到我一个人住队房里时，他很是生气，数落了老姜队长说“你们郭家店三十几户人家，难道连一个住队干部都无法安排吗”。老姜队长只好把我接到了他家，其实姜队长家确实没有空余的炕，是姜队长让他女儿住哥哥家，才腾出地方给我的，而且是与姜队长老两口住一间，他们睡北炕，我睡南炕。

十二月底，公社推荐我到县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回到公社已是第二年的初春。

这天在我到公社传达室，好几个公社干部坐那里闲聊，公社于副主任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小陈，你去年成绩一笔勾销“。

我问“为什么？”

于副主任说“郭家店搞封建迷信活动，带帽坏分子李占生勾搭有夫之妇，现在已全部暴露。你说还有成绩吗？”。

我听后很不服气，心想：怎能说我去年成绩一笔购销呢，我第一年分配到公社工作，蹲点包队如你所说出了问题，可我抓宣传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公社社员订阅《红色社员报》数量全县第一，此经验在全县推广，坦途大队《队长不在家》吉剧节目，参加白城地区农民文艺汇演获一等奖；公社文化站被评为县先进文化站等，我正省思。 “小陈，被往心里去，他对张副书记有意见，这话不是对你讲的。”于副主任一出传达室，就有人安慰我说。

但我认为，不管对谁，作为一个领导当众这样讲，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几天后，听说公社派出所到郭家店调查问题的同志回来了，我前去打听两位队长与封建迷信有无直接关系。所长说，姜队长负有不可推却的领导责任，郭副队长是直接参与者。我很认真地说了一句“可惜郭副队长这个人了”。

派出所的老崔一听就说“你还可惜他？社员反映他可没少整你，你知道你为啥住破旧队房，为啥与死人隔墙而睡？这全是郭副队长暗中串通一手策划的，目地是想逼你走，好更自由地搞封建迷信活动。”

我不解地问“那姜队长为什么不出面呢？”

“姜队长怕与郭副队长搞僵关系，郭家店必竟郭姓人多势力大，何况姜队长的亲家也参与了许多迷信活动，所以不敢知声，只能委屈你这个‘小浙江’了。”可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直到公社召开批判大会，我看到郭副队长与带帽坏分子李占生脖子上挂着牌子站一起接受批判时，我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心中不知是啥滋味，难道是我“年青不经事”害了他吗？？？

好在郭家店那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都获丰收，社员每工在1.80元，在公社几十几个生产队中名列前茅，我的心情总算稍稍有所平静。

三、改造“骂仗队”

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由公社宣传干事转任为公社团委书记，这一年我刚二十二岁。公社决定由我与党委老倪一起包双山子大队，老倪蹲点双山子西队，我包双山子东队。

这时的我已不是刚包郭家店的我，我已经基本熟悉农村工作套路，何况自己独立包队，事事不必请示汇报，我完全可凭自己思路大胆开展着工作。

双山子自然屯是大队所在地，该屯王姓占绝大多数，有两个生产队，东队与西队。两队相比，东队无论土地面积与自然条件与西队不差上下，所差的是队长的能力、班子的团结，因此西队经济实力与社员分红各方面都远胜与东队，我记得蹲点的当年，东队穷得请了大队的拖拉机，且付不出220元柴油钱，最后是我借给的，才完成了机耕深翻。

东队别的不出名，最出名的是吵架打仗，尤其是妇女们在这方面“特别能战斗”，是个全公社出了名的“骂仗队”。听说：一次公社副主任老刘到东队召开妇女大会，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东队妇女的各种不良行为，数落了东队妇女们种种不知磕碜的事，说着说着，他突然感觉脚背发热，低头一看，一位妇女正对着他的鞋撒尿呢，刘副主任生气得破口大骂，结果是没能骂过这位妇女。

这个队的“老娘们”基本上是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而且每逢队里给社员分牛、羊、猪肉、瓜果、蔬菜等必定发生吵架与打架事件，由此影响队班子与整个队“老爷们”的团结，在地里干活时稍不顺心就指桑骂槐，隔三差五会在地里干活时发生骂架与打架事件，影响生产。骂架与打架多了就会影响人的心情，为此在家碰到一点不顺心的事，也会顺嘴骂骂咧咧，又会引发夫妻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的和睦，为此小架天天有，为此三天两头找大队解决，大队领导解决不成，就会闹到公社，大队领导经常为此伤透了脑筋。

这不，我刚到生产队蹲点没几天，就接连发生了两次吵架与打架闹剧。

一位孕妇因与婆婆闹纠纷，公公帮了婆婆几句，她因丈夫没替她说话为由，跑到大街上是又哭又闹，又蹦又跳，还双手抱着电线竿子使劲蹭大肚子，说要把肚子里的孽种蹭下来，让公公家绝户，弄得整个屯子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来看热闹。

二是老队长家杀猪，按当地习惯，杀猪要请人吃猪肉，但因夫妻俩都严重耳聋，没听清各自所请的人，结果请来贾家、王家一对冤家，同在一个屋内喝酒，菜过三巡，酒过五巡后，姓李与姓王的划起拳来。    王家人说：“哥俩好啊”、姓李的说“八匹马啊”姓王的把 “马八匹呀”，说成了“你妈×啊”，姓贾的在旁一听，这分明是在指桑骂槐，就责问姓王的“你骂谁呢”。由此引发口角，乘着酒劲，不一会就打到了一起，而喝了酒的拉架者，是越劝越添乱，结果打成了群架，谁也拉不开，逼得大队动用基干民兵才罢休，已伤者无数，屋内一片狼藉。

蹲点双山子后我发现，虽然该屯王姓占绝大多数，但在东队却是杨姓多数，可能是为了平衡，队班子成员往往是杨、王两姓主要，结果矛盾与纠纷经常发生在杨、王两姓的班子成员之间，许多吵架、打架与两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杨姓虽然在东队占大多数，可王姓在许多问题上仗着本屯人多势众，依仗着大队有王姓的副主任与大队会计之势，寸步不让杨家。东队现任杨队长虽然是一位正直，敢说敢管又讲原则的老党员，几次在无人愿担任东队队长的情况下，勇于挑起队长担子，但他年近五十，并严重耳聋，可以说苦没少吃、累没少挨，其妻子也耳聋，但特愿参生产队的“政”，许多问题都坏在她参政后的“悄悄话”中，因为她耳聋，所以她自认为所谓的“悄悄话”， 其实别人听得一清二楚，结果是“屎未出，屁现放”，引起杨、王两家及其他社员之间的吵闹，大队也多次想调整东队班子，无奈没人敢接收此乱摊子。

根据这一情况，我首先从调整小队班子成员入手，动员一直被大队看好，但他本人且一直不愿担任队长职务的杨清泉出任队长，我找他时，他爽快的答应了，我感到很意外。

杨清泉三十刚出头，人个子不高，但按现在话讲，文化不高，情商高，他从不参与杨、王两家的争斗，而且能主持公道，是一位杨家与王家人比较认可的人，经他提议，让年青力壮，人高马大，非王姓，非杨姓，与王、杨两家毫无情戚关系的返乡知青小李子出任副队长，此人最大特点是敢说、敢管、肯干、不惧内，同时我建议让原则性强的老党员，刚卸任的老队长出任生产队会计。

接着我邀请公社领导、派出所领导、大队领导，在东队先后召开了社员大会、党团员会、妇女会、小队班子成员直系亲属会，强调一个主题，就是不得再吵架、骂架与打架，有任何问题可到大队找我反映，解决不了再吵、再骂、再打架还赶趟，谁要事先不反映就吵架、骂架、打架，一是吵架或骂架者停工参加学习班、严重的到大队或公社参加学习班，情节恶劣的游街示众。同时，我还让公社党委领导组织召开大队班子成员会议，强调大队班子成员不得参与东队杨、王两家之间的纠纷；不得插手家族与东队班子之间的任何纠纷，凡与大队班子成员亲戚有关的纠纷，不论对错，大队班子成员要负责做好自己亲属的工作，违反以上要求的，一但查实免除职务。

紧接着我与小杨队长商量春耕生产有关事项。在此过程中，我利用到各家各户吃派的时间，听取社员对东队今年春耕生产的意见，重点走访了东队历任老队长、老党员、几位精通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畜牧业养殖经验社员的意见，让他们给我出主意想办法。比如：东队有位叫杨万山的，是全公社公认的“弯弯绕”式人物，他是小杨队长的小叔，他精通农业生产，有丰富的经济作物耕作与副业生产经验，善卜农业气象，了解东队土地地质、地势，农业合作社时就当过村干部，后在大跃进时被插过“白旗”，从此远离组织，一心扑在发家致富上。当时东队虽然穷，可他的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井井有条，他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的果树、蔬菜与庄稼每年都与众不同，一年四季他都闲不着，可以说猪满圈，鸡满架。

比如他养鸡，小鸡出壳，生产队粮食还没进场院，粮食作物还长在地里时，他就赶着老母鸡带着小鸡到生产队场院去刨食吃，等到秋天，生产队粮食进场院时，这群长大了的小鸡，不用人赶，天天就往场院跑，一只只吃得毛亮体健。

我经常在利用在他家吃派饭时向他请教东队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如何安排，请教如何调整茬口，请教东队哪里还有可开垦的荒地，开始他只笑不答。

到了春耕在即时，又一次轮到他家吃饭，我再一次请教时，他说“照说杨清泉是我亲侄子，他当队长我应帮助他，何况我家又三个劳动力在生产队，但我怕，因为过去我哥当队长，有人说坏主意都是我出的，是为了更多占集体的便宜，这会我侄儿当队长，有人早就在造谣了，说我是影子队长，你小陈几次来问我，我怕你是试探，但通过几这个月的观察，特别是你能将与清泉商量的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与茬口调整计划全部告诉我，说明你小陈是诚心的”于是他讲了他的看法，也提了许多看法。特别他提到，土地板结，农田缺肥、每年产的小羊羔，成活率不到50%，多半是不负责任冻死的，他还建议：要以前一年羊羔成活率为准，实施成活率记分法，成活率高就奖工分。

通过与各农户交谈与征求意见，我初步整理出了东队春耕生产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由于东队畜力弱，老牛破车疙瘩套，许多地已板结，急需用拖拉机深翻；二是生产队的农家肥质量差，严重不足，而各家各户的农家肥质优量足，每年春耕自留地送肥总与生产队送肥争人力，争畜力，影响生产队春耕；三就是每年生产队所产羊羔成活率太低，急需改变产羔的管理办法；四是东队的吵架、骂架与打架绝大多数是班子成员不团结，处事不公引发的。

为了证实我总结的这几点问题的正确性，我仍利用吃派饭时间与各农户交谈，听听他们的意见，同时与大队干部进行交谈，特别注意与本屯王姓的大队干部交流，因为他们更了解他们身边的东队。

在普遍得到他们认同基础上。与小杨队长沟通后，组织召开了小队班子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一是选择几块面积大而平整的土地，请大队农机站拖拉机进行深耕。二是规定今年春耕每口人必需上交生产队三车肥，完成任务后生产队方可为每口人往自留地送一车肥，仍有多余的以每车记2分卖给生产队。三是改变生产队产羔管理办法，实行产羔成活率记分制。四是今后生产队分猪羊马牛肉等农产品，社员实行抽签对号分配，正、副队长家最后一个拿。并再一次强调，不管什么情况，有任何道理，班子成员要管好自己的家属，不得吵架、骂架，更不得打架，有事找我，我解决不了再吵、再骂、再打不迟。

就这样，春天我与社员同抓坐水保苗，夏天我与社员同铲地、秋天我与社员共收割、冬天我与社员共同攒粪修农田，同时参照实施羊羔成活率记分制后羊羔成活率同比提高35%，成活率达到85%的成功做法为基础上，进一步在生产队菜园收入、瓜地收入等取得了很好效果。

说来也怪，自班子调整，羊羔成活率等奖惩办法的实施，生产队分猪肉，羊肉与瓜果蔬菜，生产队班子成员最后拿规定的有效实施，特别是面对生产队庄稼长势一片大好，丰收在望的喜人形势下，东队出现了三多三少，社员自觉要活干的多了，地里磨洋工的人少了；关心过问集体事业的人多了，吵骂架现象少了；家庭婆媳、妯娌、叔伯关系和睦的多了，家庭纠纷减少了。

正在这时，队里又发生了怪事。妇女纷纷向我反映说“赵虎的大女儿，未婚生育， 小孩不知下落，要求调查处此事”，赵虎大女儿这段时间也确实没出工，请病假，为了核实此事，我让杨大娘以探病人为由，到赵虎家，正赶上赵虎婆娘端一碗鸡蛋给里屋躺着的女儿吃，看到杨大娘进 来，急忙将鸡蛋碗藏到了碗厨里，这一幕让杨大娘看得清清楚楚，再进里屋以探其闺女为名，看了炕上的姑娘，杨大娘心里已明白八九分。回来后杨娘说“是坐月子样子  但小孩没见着，大伙都说小孩怕是被整死了”，我一听，觉得很好奇“怎么没见她大肚子呀”，杨大娘说“这不难，用绑带将肚子缠住，以前囤子里有这样的，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何况老赵大姑娘本来就胖，你一个小年青不懂”，听完此话我才知道缘由，同时有意无意我也听出了言外之意，我一个未婚青年直接处理此事不妥！可人命关天，又不能不处理。我思考了多日，想让大队领导出面，可大队书记以无证无据，不好弄为理由，婉转地拒绝了我的意见。我心里明白，因为东队的所有事，我从没征求过大队书记的意见，所以他的拒绝是合理的。

当时农村的大队书记，是由公社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一个强势的大队书记不会畏惧一个普通的公社干部，大队书记会根据你的能与影响力下菜碟，你有工作能力强，影响力大他会尊重你，如果你与大队书记个人关系很好，他也会给你一点面子。如果你是一个无能力，无影响，无关系的窝囊干部，他完全可藐视你。何况我许多地方与大队意见不一致，比如：大队规定春耕必须在某月某日结束，可我根据东队实际安排春耕，大队有时见下点雨，会命令个各队抢雨播种，我却根据东队雨情，坚持做水种。又因我无亲无挂，不为个人在大队或小队为个谋过私利，东队自我蹲点以来人心稳定，各项工作明显改观，大队书也只能作罢。其实大队书记也也只能作罢，因为许多时候，公社统一统规定诸如春耕开播与结束等日期，我都按东队劳力，畜力来安排，并没有执行公社规定的时间，杨队长挨批评，我就揽过来，替样队长说话，当然会拖全大队工作的后腿，大队书记对此颇有意见，此事你想让大队帮你，显然不会。当时我还未任公社党委委员，讨论研究大队书记时就没有话语权，就没有表决权，这位山东汉子书记，在公社众大队书记中也是位说一不二，颇有能力的书记，他能如此迁我蹲点所包东队经常拖大队工作的后腿，而敢发脾气，已是很尊重我了，这在我任公社党委委员后是深有体会的。

可队里社员及整个双山子屯已是沸沸扬扬，不弄清会引发大风波，很可能成为该队新一波打架斗欧的导火索。那天晚上，我躺在大队炕上反复思想，突然我想到了公社张云友副主任，他是我到青干班蹲点建平公社洋营子大队时的第一位带队干部，这位土改时就从事农村工的老主任，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公社有许多书记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能顺当解决，他一向很看重我，一定能帮我。于是我连夜给他打了电话，详细汇报事情经过。张副主任告诉我“小陈，别吱声，明天我来，你要假装不知，到时我会处理的”。

第二天上张副主任骑车来到大队，说来大队检查苗情，于是大队书记陪着在全大队地里转悠起来，张副主任只字未提未婚生育之事，一直转到晚去，回到大队部后，张副主任严肃地说“你们大队东队，未婚生育，小尕不知去向，这人命关天事大队怎么不敢抓，让小陈一个未婚青年去抓合适吗？今天我来抓，你们大队书记，主任都留下，今晚要有弄个明白” 。

于是，张副主任从赵虎开始讯问，核实其女儿时是否未婚怀孕 最近是否生产，得到証实后。再讯问赵虎老婆小孩的下落，讯问结果小孩是被生母踢死，埋在了屋后的粪坑里，随即，张副主任让大队民兵营长去监督挖出小孩，这件孽婴事件宣告破获，小村庄有恢复了惜日的平静，我从张副主任处理此事过程中学到了诸多工作方法，我更加敬佩，敬重这位老领导！

年底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公社书记讲“双山子东队这个有名骂仗队，这一年吵骂架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庄稼长势喜人，小陈你这个小浙江还是挺尿性（历害）的！”

这一年双山子东队打了个大胜仗，是全公社四十几个生产队中唯一实现人均一顿粮的生产队，年底分红首次10分工分1.28元，比往年提高0.6元。本人也被县委评为先进工作者，从此在坦途公社各大队都知晓我这个小浙江，当年我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公社党委纪检干事，次年在公社党代会上当选为公社党委委员，分管党的纪检工作。

两年后的一次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我带着多年的疑问，问杨清泉“你一直不愿当队长，为什么我一找你，你就同意了呢？他说“我打听过你的为人，郭家店社员对你的实干很敬佩，对你的敢说敢管很赞赏，姜队长说你蹲得住，肯吃苦，没官腔，由你在东队蹲点，我就有依靠，所以我答应你了”。听了杨的话，我沉默了，这或许就是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深刻含义。

        四、蹲点向阳四队

因改造里了“骂仗队”，次年我被公社书记点名与他一起去向阳大队蹲点，因为公社书记蹲点大队一般都有一名党委委员与书记一起去蹲点，书记具体蹲点向阳二队，我具体蹲点向阳四队。

四队的梁队长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汉，在向阳大队八个生产队中，四队与二队，条件相同，土地相连，面积相差不多，但社员分配二队年年居大队首位，在全公社也名列前十位，而四队社员分配年年在向阳大队八个队中居第六位。蹲点中我利用吃百家饭的时间，与社员交流，听社员意见，社员对年终分配不高都有意见，但对队班子的评价且比较高，他们队班子成员个个都是庄稼好手，样样农活都拿得起，干在前，班子团结谦让。这让我十分好奇，一般生产队只要你去征求对队委会的意见，总能听到许多意见，就算分配年年大队第一的二队，社员对队委会，对队长意见也彼多。可这次大不同，社员却是一片赞扬声，我无法理解。于是我向与大队于书记谈起此事 ，大队于书记说“该队队委会都是坐地户，碰到问题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化不了的变通解决 ，就是怕得罪人，而梁队长虽然有时敢得罪人，但孤掌难鸣，再加上梁队长嘴碴子不行，说话不赶趟 （就是说话慢），想要批评社员，他说一句，社员六七句等着她他，另外群众稍有意见他就拿不定注意，比如，初夏谷子耗草，一般都发动妇女去田间耗草，梁队长及班子成员老婆都带头参加，但几个懒婆娘一放风说“看着队长太太上阵，该挣高工分了”，结果队班子怕被人说，耗草妇女的工分是大队中最低的，因此严重影响耗草妇女的劳动积极性，谷子耗草尽是半拉子活，盛夏时谷田里草谷争雄，严重影响谷子产量；再比如：春耕大田玉米要坐水种，这是个重体力活，班子成员带头担水，怕有人偷工减料，浇水蜻蜓点水，因此每年都抽出一名队长或副队长专抓做水种质量，有时负责做水质量的队长或副队长外出、公出，常常有其他队领导临时负责检查。于是風言風語大起，什么“队领导自己不带头，轮流休息，站着说话不腰疼”等等，队领导本来就怕得罪人，一气之下，边担水，边检查抓做水种质量，一心两用，吃力不讨好，最后是人累坏，地缺苗，好了耍尖滑头人。实际就是管理不严，处罚不力，同样一担水，有的浇十五个苗坑，有人浇三十个坑，同样一条垄，别人要几十担水才能达到浇水种的目的，有人蜒点水，十几担水就浇完一条垄，坐水种质量就无包保证，玉米严重缺苗，玉米一旦缺苗不只是影响产量，还会严重社员一年的生产积性。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生产环节，四队年年抓不上去。

我利用吃百家饭的时间，与社员交流，了解此情况后，召开队党员，团员及班子成员会，说明问题，讲清道理，制定制度，明确玉米坐水种队长不挑水，就抓浇水质量；明谷子耗草参照全大队最高分，实行谷子耗草包垄到家，谷地头插牌子，若盛夏再发现谷草争雄的谷垄，谁家包的，罚谁家口粮。

为此春耕开始，我天天与社员同出工，同收工，特别在玉米坐水种期间，我督促协助梁队长捡查坐水种质量，帮助他对付快嘴社员，整个春耕我几乎天天在做水种现场，有几位耍尖的滑头，一次被我查出，我就天天跟在他后面查浇水质量，稍不浇透，我就是让他重浇水，有时我故意放过他，待大家休息时，当众让他补浇水外，还要扣除他的一定工分，也有个别不服管，极个别气的还想动手，我仗着从小练过拳脚，明白告诉他，首先地是给你自己种的，我检查是为社员好，二是你今天要敢动手，你先打听打听，能不能打赢我。因为我在双山子大队与该大队有名的泼皮打过一架，他被我打得服服帖帖，所以有拳术能打架是我小浙江的又一名声。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大队书记召开蹲点生产队社员大会，该光棍泼皮捣乱会场，与大队书记大吵大闹，大队书记让三个民兵将他捆绑到大队部，我在里屋睡觉，三个民兵看着这个泼皮，但弄不服他，就这样一直吵到半夜，我忍无可忍，起来走到外屋：“吵啥？还让不让睡觉”，几个民兵立即说“好！好！我们注意”，那知泼皮却说“老子还没睡呢” ，我问他“你是谁的老子？”，没想到他直接回我答“我是你老子”，我说“我扇你”，他说“你敢” ，我毫不客气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却要求将绳子解开与我单挑，我年青起盛，推开民兵给他解了绳索，刚解绳子，他就挥拳朴向我，我抬腿就是一脚，正踢他胸部，他一下坐到在了地上，当他起来第二次挥拳时，我又是一脚，正踢他胃部，这一腿踢得他捂着腹部半天没直起腰来，一下子泄了气，再不敢动手，就这两脚踢出名气。被一传十，十传百，说我有拳术能打架便出了名。加上我又是公社干部，所以当地许多青年社员还真不敢与我动手，顶多瞪我几眼， 嘟囔几句。

一个春耕下来我人晒黑了，但四队取得玉米96%的出苗率。社员看到齐刷刷，绿油油的大田玉米苗，一下子来了精神头时。

可此时耗谷草又发生了新问题。就是育龄妇女要在规定时间去公社做结扎，队里一些懒娘们正中下怀，希望立即去结扎，还有工分补贴，而那些不愿结扎的，也正好借口农活忙，说“大春耕的，又要为伺候男人，又要包耗谷草，走不开” 不愿去结扎，这里包括梁队长老婆，于时我联系公社计生员与公社卫生院，把四队育龄妇女的结扎安排到全公社最后，我利用这段时间落实谷子耗草承包，同时请大队干部及其亲属做梁队长老等一些对结扎有抵触情绪妇女的工作，最后圆满成该任务，事后梁队长对我说“我啥也不怕，就怕我家老娘们不肯结扎，你这会不但生产上帮了我大忙，家事上帮了我大忙，你年纪年青青还真有一套 ，以前我听说你小浙江尿性，这会见识了你肯干敢管，啥事都敢招亮的能耐”。

那年七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去独立蹲点包特立大队，我走前，大队于书记队我说“今年四队怕要翻身了”。

在特立大队我与该大队年青副主任王立权共同包一队，他家是我嘴馋时的厨房，衣服破脏时的缝洗店，工作劳累时的歇脚处，病痛闹脑热时疗养地，我们以兄弟相称，他家给立权做啥都不会忘了我，我第一双布鞋，褂子就是他家给做的。也这一年的秋收季节，我离开了特立大队，办理着调回南方的手续，我与王立权真没处够。但在调回南方时，我特意一个人骑车三十多里地去与东队杨队长及父母，与王立权一家告别，但遗憾的是，我三次去镇赉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去探望他们，或许这种遗憾也是一种牵挂的思念美！

四队梁队长几次打电话到公社，让我抽时间回趟四队，说“社员们都在盼我去看看”，可我一是没时间，二是认为没必要，既然要回南方，何必热衷于此，梁队长与大队于书记还真专门赶到公社与我道别，我至今记得，也总想有机会去看看他们！

五、“喝两醉三”

虽然在东北乡下工作六年，但无论酒或烟，我一窍不通，但要我讲抽烟喝酒的故事且很多，特别是喝酒的故事，可以说是滔滔不绝，但最有趣的是那年夏末初秋的“喝两醉三”。

东北的九月份，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也是羊肥牛壮马发膘的时节，这时田里玉米露穗、高粱露怀、小米弯腰、人们都期盼着庄稼的成熟，丰收的到来。此时农村的人们会利用这段相对农闲时季，抓紧为过冬准备着一切，女人们一般会相互帮助腌酸菜，男人则会结帮上草甸子打草。公社也会趁这段时间为下乡蹲点包队干部放几天假，让他们回家去准备过冬的一切，为明年公社干部下乡蹲点包队创造条件。我光棍一个，什么也不用准备，因此年年与公社领导搭档留守值班，在此期间，常常要骑着自行车挨个大队进行工作捡查。

那年轮到公社书记留守值班，当时公社抓积肥攒粪工作，要求各大队与小队合理安排工作，大队与小队一把手必须留守抓好积肥攒粪工作，为来年农业丰收打下基础，并在全公社范围内开展了积肥攒粪比赛，公社每隔五天会通报一次各大队的积肥攒粪数量，表扬先进，批评后进。

一天，我随书记骑车下乡到各大队检查积肥攒粪工作，下午一时左右，我们转到了书记蹲点的向阳大队，此大队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大队班子战斗力极强。因为书记会议多、外出多、接待多，所以公社书记包的大队一般各方面都比较先进，并会带一名党委委员一起包一个大队，这样公社书记蹲不蹲在大队，党委委员可蹲在大队开展工作。可这次我们到了向阳大队却让公社书记气得够呛。

因为各屯各小队攒粪的粪堆都是园锥体，直径大的在十几米，高在四五米，又因为上粪堆需用三挂马的马车，为方便拉运，一般都建在公路边，屯子口，所以到各村各队，老远就能看到粪堆。

但到了向阳大队，发觉他们的粪堆都比较小，是我们这次捡查中最小的粪堆，就直奔第二小队，因为这是书记具体蹲点的小队，见到二队的粪堆旁，几辆老牛破车与几名老头在拉运攒粪，粪堆在我们此趟捡查中是最小的粪堆之一，书记推车过去打听小队政治队长在哪，老头们回答说：都去草甸子打草了。公社书记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扭头跟我说

“走！去大队”。

刚进大队的小院，就闻到一股酒味，进了大队办公室的外屋，那酒味更冲，进了里屋一股酸不拉几的气味，弄得我直翻胃。只见大队书记与大队会计横趟在大队的炕上，地上还又许多呕吐残留，公社书记使劲推着大队书记，他直晃脑袋，就是不醒。我急冲冲地走到外屋，直奔水缸，想舀一瓢凉水喝，突然，我发现水缸旁边直挺挺地趟着一条大狗，把我吓了一跳，我顺手拿起炉灶边的炉叉，猛捅向那只狗，可它只是稍稍地动了一下，仿佛没捅着它似地趟着，我十分好奇，便到里屋硬拖着书记，让他看看是怎么回事，书记很不情愿地走到外屋，听完我说的奇怪事，看了一眼就说“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狗吃了他们的呕吐物，也醉了”，并随口丢下一句“真丢人！走！回公社”。

回到公社的当晚，书记让我通知下去，明晚上召开全公社大队班子与小队一把手参加的广播电话会议。我立刻感觉到向阳大队书记着下要倒霉。按惯例在公社干部放假，农村劳动力大多上草甸子打草，是不应开这样的大型会议的，明日召开如此多人参加的广播电话会议，向阳大队书记一定会挨“尅”。

当时的广播电话会议，就是利用公社广播站，通过电话专线，接通各大队部的广播喇叭，由大队组织与会人员收听广播的一种会议形式。

在本次广播电话会议上。公社书记点名批评了向阳大队书记说“今天召开会议目地只有一个，就是通报批评向阳大队在农业学大寨，大搞积肥攒粪工作中，别人大干，他们大喝，喝出了‘新水平’， 喝了两个，醉了三个，连一条狗添吃了他们吐物，狗也醉倒了，不是大吃大喝能有如此效果吗”公社书记讲到此，我作为看到当时景象的，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猜想下面与会的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听了此段“喝两醉三”批评话一定也会笑，从此“喝两醉三”的故事在坦途、在全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六、整治“埋汰户”。

蹲点包队的公社干部，在生产队蹲点时的吃饭，由小队会计通知各家，轮流到生产队每户吃一天饭，叫做“派饭”。而且规定，每吨四两粮票一毛钱，所以当时我每月下乡前，必需兑好零钱与粮票。在吃派饭中，我不在乎吃好吃差，我特怕不卫生的人家，如果轮到邋遢户吃饭，那真叫个“恶心”，越是怕，越是让我碰到了。

那天，我到张家吃饭，一进门，我就看到，高粱秆做成的锅盖逢已被黑泥填平了，房间内放着猪槽，两只小猪正在槽内吃得呱呱作响。我盘腿上炕，炕桌上放着一盘大白菜，一盘大酱炒蛋，主食是苞米碴子粥，张二武与我同桌盘腿而座。我盛了一碗苞米碴子粥，那妇女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孩站在一傍。我还没吃几口饭，小孩就拉屎了，那妇女随手拿起我炕桌上的大白菜，用大白菜叶给小孩擦屎，并随手将擦屎的白菜叶扔到窗外，我看着直恶心时，这时嘴上不知又嚼到了什么，软不拉几的，我吐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团小棉球，一抹嘴巴全是黑水，气得我起身就走，张二武看看媳妇是敢怒不敢言。

我气呼呼地走到小队长家，小队长母亲一看我生气的样子，就说“今早不会在张二武家吃得吧？”

        我说“是的，脏死了”

队长母亲说“我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在他家吃的，多少包队干部都吃一餐，就再也不敢去吃了。那是出名的邋遢户，要不就在我家吃点”，我说“今天只能在你家吃了，那家没法吃”。并发誓今天非治治这个邋遢户不可。

于是，我找来大队妇女主任，计划在张家开一个全大队的家庭卫生现场会，消息一传开，张家可受不啦，两口子相互埋怨还吵个不停。

杨队长母亲来找我说：“张家娶个媳妇很不容易，你开现场会，那张家媳妇会跑回娘家，可能会拆散一家”。

我说：“张家媳妇是那屯人？我叫她跑也白跑”。

小队长母亲说“是特立屯的，上次为家庭卫生差，包队干部批评她，就跑过，最后还得张二武母亲出面把她请回来，这次也是张二武母亲托我来找你的。”

说实话，我很敬重这位队长的母亲，这位母亲四十几岁时，在丈夫脑溢血，半身不遂的情况下，一人挑起家庭担子，把七个儿女拉扯大，我蹲点东队那年她已是奶奶辈的人了，虽然东队家庭纠纷天天发生，唯独她一大家子，不但没发生过一次婆媳间、兄弟、妯娌的纠纷，而且忠孝俱佳，家里井井有条，因此在东队妇女中有很高的威望。在蹲点东队的约两年时间里，这位母亲无论在生活或工作上没少帮我，特别在工作上，有时年青气盛的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做一些过头的事，她都会及时提醒或在背地里帮我做说服与解释工作的，每逢过节，只要我在东队，她都会派小儿子来叫我去她家过节，就是我离开东队后，只要我路过东队，她都专门为我贴黄米饼，令许多公社干部都很羡慕和眼馋。

于是我对杨大妈说：“我会先与特立大队书记联系好，如果她娘家留她，特立大队会有措施，否则没个整”。经我这么一说，小队长的母亲只好点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张二武到大队部来找我说“家庭卫生已整好，现场会千万别开，太磕碜人了，我媳妇会跑的”。

为慎重起见，晚上我先到小队长母亲家了解张二武的婚姻经过，她们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等，又把张二武与他老母亲叫来，谈了我的想法与做法，并保证不会让她家媳妇跑回家。他们表示：只要媳妇不跑，怎么整都行。

于是当晚，我就给特立大队书记通了电话，特立大队书记说“张家媳妇在姑娘时，很干净利索的，现在怎么会这样”。并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做工作。

第二天，我派大队妇女主任与妇女队长去她家检查卫生整改情况。大队妇女主任与妇女队长检查回来说：“整理得还行，有点样子了，有些犄角旮旯没整到的，我们帮助她整了一下，但张家媳妇说生产队与张家欺负她，正吵着要回娘家呢”。

其实我已得到特立大队书记做她娘家工作的情况，特立大队书记告诉我“只要他娘家哥哥不去接她，她母亲不同意她回家，她是不敢回娘家的，因为她们姑嫂也不和”。所以我心中很有底，就说：“现场会先不开了，不是怕她跑回娘家，而是你们检查说她整改不错，这样你们在半年内去突击抽查三次，有回潮现象，现场会还在她家开”。大队妇女主任说“好，是得好好整整这家”。

大约一半月左右，又一次轮到去她家吃饭。

发现，屋内确实干净了许多，房间内的喂猪槽也搬到了外面，原先敞开的格窗也按上了塑料纱网，房间与厨房的门上也挂上了挡蚊蝇的门帘，特别是灶台上的锅盖，也换了新的，确实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

我在炕桌边坐下，发现炕桌也洗刷得很干净。我对张二武媳妇说：“这样才像过日子的样，张二武身强体壮，在生产队干活是一把好手，人也忠厚老实，你应该与他好好过，小孩都有了，就一门心思过好小日子”。她说：“陈同志，我不是不想与他过，主要是他们张家说话不算，结婚时说好六百元定金，现在只给了我妈三百，我妈天天来催，我嫂子也与我闹。”

我说“你把家闹得如此埋汰钱就会来吗”

她说：“他不让我舒心，我也让他难受”。

我说：“这样长期下去，你心里就好受，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把小家庭搞好，让张二武无忧无虑，一心一意参加生产队劳动，多挣工分，多分红，比啥都强，你妈那边我去做工作，行吗？

“恩哪”她答道。

不知怎么这么巧，她的小嘎又拉了，她习惯地从炕桌上拿一大白菜叶，给孩子擦屁股，并顺手将菜叶扔向窗外，那知刚装了纱窗，屎与菜叶就粘在了纱窗上，我看这直恶心说“这饭我没法吃了，你说你，与老公闹别扭，都闹习惯了，有啥好处”说完就走了。吓得张二武媳妇不知所措。

我回到大队部正与大队干部讲此事，张二武与其母亲就来找我说：“千万别开现场会，我们家媳妇自上次你批评后改多了，要拆家的呀”。听说张家媳妇在家直哭。

我说“现场会不会开的，放心，二武你好好劳动，二武他娘，你放心，与你家媳妇好好处，家和万事兴，我也会与她婆家联系的，好不好”。他们用感激的眼神望着我，我说：“走吧，赶紧去告诉你家媳妇吧，不到她家开现场会”。他们母子连声说：“谢谢”，望着他们母子的背影，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

又过了约两个多月，我去她家吃饭，无论家庭卫生，屋内的整理，都不错，张二武媳妇人也开朗了许多，她说：“特立大队书记专们到我娘家，做了她母亲的工作，大队妇女主任还特地陪着我婆婆去了一趟我娘家，现在我娘家对我那口子也不错，真的谢谢你陈同志，你看着，赶明儿我再不会象过去那样混日子了，你放心”。

后几年，我换了好几个蹲点包队村，但我还时常会打听那家“埋汰户”情况，都说现在过得不错。我也由衷为他们高兴。

        七、“水门事件

县里每年都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那时县里条件有限，三级干部会议因人数多，常会挑条件好一点的大车店安排公社干部住宿，大车店内能睡二十几个人大炕，我们家不在县城的公社干部就睡在一个大炕上；也有用锯屑板围起来，能睡两个人的小间，类似现在标间。一般单位公出人员或夫妻俩外出才会住小间。小间很简单，进门一步就是炕沿，旁边一个小茶几，而所谓的门，是锯屑板上按一个小插销，锯屑板易受潮，时间一长锯屑板就会发霉，门插销就成个摆设，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那天会议结束的晚餐，县领导招待三级干部，因会议前两天不准喝酒，今天招待会允许喝酒，我们公社的老李平时就爱这一口，几天没喝酒，本来就馋酒，这不化钱的酒，老李当然畅开了喝，酒喝多了就渴，晚上老李一个人在大炕上起了一壶茶水，坐在热炕上喝的那叫个酣畅淋漓，躺下后呼噜大起，睡到后半夜尿急，老李朦朦胧胧、急急忙忙出去，踢翻了放在炕边装有水的脸盆，把我们几个因受老李呼噜声影响，刚入梦乡的又给吵醒了。由于酒劲还没过，老李迷迷糊糊地忘了厕所在那里，就跑到大车店打更老头住处问：“厕所在哪？”，打更老头说“拐弯就是”，老李没问清是左拐还是右拐，见弯就拐，见前面黑灯瞎火，认为是厕所，好不容易摸到了门，一脚把门踹开，直往里撒尿。

“干哈、干哈”，里面传来一声声急促的责问声。

老李一听吓了一跳，酒醒大半说“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大便，我小便，你在暗处，我在明处，你看我来，你应先知一声”，老李还以为把厕所里蹲着解大便的给尿了呢。

“你瞎扯”话音刚落，屋内电灯一亮。老李一看，傻眼了，里面睡着一对小夫妻，他把人家的的枕头都给尿湿了。

人家当然不肯放过他，气得要揍老李，老李推说是打更老头告诉的这里是厕所，于是人家扭着老李要个说法，推推囔嚷地来到了我们的住宿外。我们一听就知道是老李出事了，大家披上棉衣出去，仔细一问，才知道原委，赶忙叫来睡在大车店的公社副主任给老李解围，人家被尿了头，当然不依不饶，大车店住着好几个公社的干部，闹大了不好听，于是公社副主任一个劲地给人赔礼道歉，还答应夫妻俩的住宿费由全部我们出，大车店当夜又给那夫妻俩换了个“小包间”，人家才满意。说实在的当时三晚的小间住宿费，对这对农民夫妻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日后大家寻思着说，其实夜晚大车店出门，房前屋后、窗户下、马棚边到处都可小便，没有必要非到厕所去，老李那天不知怎么非找厕所小便，由此引出了日后被公社干部们戏称的 “水门事件”。

        八、不约而同：

        评《水浒》1975年在中国政坛上突然出现一件大事，是我们公社干部下乡必抓的重要工作任务。县里积极利用1975年冬与1976年初春这一农闲时机，组织开展党员群众评《水浒》运动。

为使我们公社干部下乡蹲点包队能开展好这项政治运动。公社党委书记参加完县里的理论学习，回到公社就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安排如何开展“评《水浒》运动，决定先集中公社干部学习，要求每个公社干部写出一篇学习体会文章，并在公社干部会议上进行交流。

那天公社干部评《水浒》会议准时召开，按官职，先有党委领导发言，接下来是各部门负责人发言，派出所老崔所长排在部门领导的第一位发言，他的发言获得了公社书记的当场表扬，说老崔学习的透，写得认真，发言有深度，要求公社干部向老崔学习。公社农机站小林因迟到被罚在最后发言，听着小林的发言，公社干部开始是窃窃私语，接着是哄堂大笑，公社书记笑着好奇地问小林“你的发言怎么和老崔的一样呀？是你抄老崔的，还是老崔抄你的呀？”小林实话实说“我老母生病住院，来不及写体会，在报纸上抄了一份”。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小林与老崔的发言稿抄的是同一张报纸的同一篇评《水浒》的文章。

我们感谢小林迟到，否则很难发生这“不约而同”的故事。

        九、瞎掰：

故事还是发生在1975年底的评《水浒》运动中，公社干部在完成集中学习，领会评《水浒》精神的基础上，分别下乡到各蹲点所包生产队。首先向生产队的党员传达中央有关评《水浒》的指示，组织党员学习中央文件，然后组织党员进行讨论，开展评《水浒》运动，同时要求抓革命要与反猫冬及抓好今冬农田建设、抓好捡粪积肥工作接合起来，达到促进生产的目的。

在一次大队全体党员评《水浒》会议，全大队所有党员无一缺席，特别是一些原先担任过大队干部的老党员，非常积极，不但来得早，而且踊跃发言。

刘福就是一个代表，他年近七十，是合作社时期的老党员，原担任过多年大队副主任，虽只有小学文化，但刘福一向很革命，他身板硬朗，讲话声音洪亮，且一直保持着什么事都要争第一的劲头，这次也不例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我长话短说，‘水壶’是得好好评评，你说从今冬到明春，三四个月时间，猫冬不干活，成天坐在热炕头，烧着大铁炉，围着‘水壶’喝茶，那农业学大寨就只能说在嘴上，必定影响农业学大寨，应该评评”

。他这一发言，把全场党员笑得东倒西歪，但刘福并没认识到他的发言纯属瞎瓣，接着又说“反猫冬，必须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毛主席说‘纲举目张’，什么是 ‘缸举目张’呀！就是说你眼前有一只大缸，挡住了你的路，要你拿出抓革命的劲头把缸举起来，你举不起来，那只能目瞪口呆看着，这不是‘缸举目张’是啥？”他这一番“理论辅导，闹得哄堂大笑，连主持会议的大队书记都笑得无法自控，我更是笑得前仰后翻。

        十、“引洮济洋”

那年县里要开展一项大型的水利建设，实施“引洮济洋”工程，所谓的“引洮济洋”工程，就是要实现引洮儿河水到镇赉县的洋沙泡。该工程虽然最后失败告终，但当年镇赉县人民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付出了汗水与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当时我是公社的团委书记兼基干民兵营副营长，又是个光棍一个，无家庭的拖累，因此公社领导讨论成立工程指挥部时，我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我是公社引洮济洋工程指挥部的副指挥兼出纳，“引洮济洋”工程分配给我们公社的地段主要有两段。一段在洮南县境内，一段在离白城市的平台靶场，全公社派出了约100人奋战了六十多天。

那年八月我与公社的老马作为先遣队，先一步到达洮南县。先遣队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到县“引洮济洋”指挥部接受任务；二是为后续人员落实吃住后勤保障。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大背景下，洮南县委早就作为政治任务，为我们在工地附近落实了住所，全都安排在当地农户腾空让出来的房子内，因此，后来的大队人马人员的吃住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应该说，我们在洮南县的整个水利建设中，我们九个大队的工程进度与质量都是比较顺利的，社员的吃住条件不十分艰苦。正当我们即将完成这一段工程的前，九月的天气突然下起雪来，气温突然降到了零下，那天傍晚收工回来，我坐在马车上刚到村口，广播上传来低沉的哀乐声与低沉广播声，心里一阵震撼，因为这一年我们先后失去了周总理与朱德总司令，几十辆马车不约而同都缓缓停下，仔细聆听，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大家都沉浸在了悲哀声里，感到中国天要塌了。

为了化悲痛为力量，在冬土前完成此段工程，为尽快完成水利工程，大家穿秋装、穿单鞋顶风冒雪战斗在水利工地，虽然劳动干劲可以抗御身上的寒冷，但单鞋踏在雪上，冻伤了许多工地社员的脚，眼看冻伤脚的越来越多，出勤的越来越低，刘副主任派我回公社为工地社员取棉鞋。

我先后跑边了公社九个大队，用了十天时间，收齐了全部工地社员的棉鞋，装了十二麻袋，原计划用公社的1.5吨的丰田工具车送去，结果丰台车在捡修需一周左右，于是我决定派红岗大队马车直送，估计马车需两天才能到达，我一早坐火车先到白城，买了下午四时到洮南的公共汽车票。

那天我住在白城火车站对面的旅馆，刚睡醒午觉，就有人敲门通知，旅客到旅社大厅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我们走到早已设好的毛主席灵堂前，按中央广播的统一要求举行悼念，当说到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三鞠躬”时，人们非常虔诚地鞠了三个躬时，这时广播了传来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于是，我们又跟随广播虔诚地鞠了三个躬，因为这是我们那代人第一次通过广播参加伟人的追悼大会。回到工地，我又先后参加了指挥部与村里组织的追悼大会。洮南段水利工程最后是在追悼声中完成的，这段水利工程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毛主席逝世。

我们回公社休整了一个月，根据县指挥部的要求，我们又奔向了白城的平台靶场，开展了一场艰苦危险的水利工程。

说它艰苦是因为平台靶场的这一段“引洮济洋”水利工程是在隆冬开工的，同时工地远离平台靶场驻军的营房，附近只有两间军队牧羊曾用过的产羔房，这里成了我们公社的工地指挥部。而各大队的社员就只能挖地窨子睡了。所谓的地窨子，就是在平地上挖一米深左右的方坑，在方坑上面用大土坯砌一南高北低的墙，然后用木杆和草搭成阳面高阴面低一面坡形的房子，南面或东南角留出房门和小窗，其余房顶和地面间的部分用土墙封堵，这种房子地下和地上部分约各占一半，屋内空间高两米左右，再用树木的枝叉搭成铺，里面盘上土炕垒上锅灶，就成了各大队社员的工作生活的住房，其实就是半穴居于地下的临时房子，我们公社建起了九个地窨子，又因是在隆冬新建的地窨子，住在地窨子这里面是又潮又湿，在外面零下二十几度的温度的日子里，白天做饭里面热气腾腾，朦朦胧胧，晚上蒸气与人的哈气全凝聚成了霜，落在了社员们被上，头发与胡子上，第二天早晨起床沾满了白花花的霜，里面的空气非常污浊。

我们指挥部的两间产羔房，其实比地窨子强不了多少，四面透风，唯一好处是通电亮堂，结果在一个下雪天的晚上，几百只雪雀通过破窗户与墙缝飞进屋内，围灯飞旋，纷纷撞墙而死，成了我们的盆中餐。据说在大雪天，如果广袤草原上有一盏灯，就经常会发生这种“雀盲”的事。

县委书记要求在春节前完成这一水利工程任务要求，说“春节前完不成，我给你们往工地上送饺子”

。但冬天要完成挖土任务确实很难，由于大地已冻，大镐刨下去，只能在土上留下一个白点，用大锤往下打钢钎，钢钎打下去了，但根本撬不动冻土，工程进度明显受阻。

要加快进度，唯一的办法是用炸药炸，可当时雷管好弄，炸药没法弄，于是在工地上驻军的指导下，自制炸药，把一种叫硝酸铵的化肥与锯末、柴油等配比好，搅拌放在锅里翻炒，等炒到锯末成煳状，炸药就制成，只要配上雷管与导火索就能炸开冻土。

有了炸药，工程明显加快，虽然在使用炸药前，对爆破人员进行了统一培训，但其他公社还是发生了炸死人的事故，为此我们公社又一次对爆破等重新作了规定，首先规定炸药由公社统一加工，连接雷管的导火索由公社统一规定长短，各大队民兵排长统一负责填炸药，装雷管与插导火索工作，并规定：第一声哨子响为点烟，第二哨子响为准备点火，人员撤至安全距离，第三声哨子响统一点燃导火索，为防止哑炮伤人，还规定爆破后十五分钟后方可进入工地，为保险起见，公社的导火索每根统一长度为一米。

但由于工地上社员吃的全是用马车运来的，在隆冬季节，经两三天的运输，到工地的土豆白菜早已冻坏，放入地窨子内不几天就烂，为此伙食是极差极差的，顿顿是冻烂了的白菜与土豆清汤，由于没有半点油腥，劳动强度又很大，住宿条件差，因此不断有社员病到，所以爆破点火的人也经常会有变动。

那天下午，装完炸药，工地哨子才响两下，就看见有人往回跑，还没弄清怎么会事，大家已陆陆续续往回跑，我知道出事了，站在大坝上边挥手，边大喊“快撤”，眼看工地上社员都跑完了，我也拼命往回跑，没跑多远就听到一声爆炸声，紧接着，比鸡蛋大的土疙瘩纷纷在我身后追着似地落下，砸在冻地上发出砰砰的声音，我见势不妙，急忙钻入一辆卸了辕的马车下面，只见落在冻地上的土疙瘩，像皮球似的磞有一米来高，头顶的车棚传来乒乒乓乓如斧砍刀劈的声音，砸坏了马车上面的几块木板，好在没砸透木板，我才躲过一劫。

当我从车底下爬出来，向工地望去，只见有人跑向工地拔走了一面红旗，我很生气地向他大吼“你不要命了吗”？后来我才知道，公社有一名社员被土疙瘩砸塌了脑壳，血流如注，拔旗是为了给伤员包扎脑袋。这天碰巧平台靶场驻军的救护车来搞“拥军爱民”活动，把他接到了救护车上，这位社员几次停止呼吸，都是军医采用人工呼吸把他救回来的，并把他送到了驻军320医院抢救，公社在工地抽了二十个身体强壮的社员前往320医院为伤者输血。

因事关人命，必须向公社领导汇报，可当时通讯落后，打了几次长途点话给公社书记，不是听不清就是中途断线，无奈工地负责人派我回公社汇报。

当晚，我坐工地的丰田车回公社，我知道这是一趟艰苦的差使，在零下二十几度，保持50码速度，顺利情况下也需近五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公社，隆冬季节坐在没有保温设备的小丰田上，那份冷一个小时也很难坚持，现在连续要坐近五个多小时，肯定奇冷无比，但工地指挥部数我年青，只能是我去完成这一任务，可我没想到这次行程，比我想象要艰难很多。

当晚我们上路时，天空黑沉沉，没走多远就飘起鹅毛大雪，而且是越下越大，由于汽车雨刮器刮不动厚雪，我们迷了路，走错了方向，不到三个小时丰田车就馅入雪坑，动弹不了。无奈，我让驾驶员看着车，自己下车去找拖车，下车后，眼前一片白茫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狗叫声和远处微弱的灯光，我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朝着狗叫和有微弱光亮的方向走去，哪知听听清晰的狗叫声、看看不远的光亮，在雪地里我且深一脚浅一脚地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一个村庄，当我刚走进村头一户院内时，一条大狗对着我狂叫，我只能站在院外向内叫门，老乡开门问我啥事，我说明来意，老乡一听说“咋搞的，这么大的雪天，这么冷的天，这车陷在雪坑里，会冻死人的，你先进屋暖和暖和吧”

此时，我根本不冷，累得浑身是汗，就说“不了，车里还有有人等着呢”

“好！我穿件棉衣就去”老乡说。

我心里确实非常感动。老乡领我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了农机站，叫来了一台链轨拖拉机，把我们的小丰田拖出了雪坑。

由于丰田车已冻住，不加温根本不能上路，所以只能将车拖到农机站。在农机站的一间大房子内烧起炉子给车加温，老乡给我们沏了一壶红茶，我真渴得嗓子直冒火，这一口红茶，让我品尝到了人间最香、最淳的茶！我们一边给车加温，一边聊起了家常，原来他是大队的副主任，姓于，怪不得农机站的人员这样听他使唤，当他得知我是知青，还是浙江知青，又得知我一个人在深夜在雪地里走了两个多小时的情况后，惊讶地说“这也太危险，万一不小心掉进雪坑，掉入报废掉的机坑里，连一个救你的人都没，你胆也忒大了”，“我也是被逼得呀”，我嘴上虽然怎么说，其实听后我也很后怕！等车加热后，驾驶员身子也暖和了，我也消了汗，我对于副主任说“谢谢，我们必需抓紧出发”。于副主任不放心，他让拖拉机把我们领引到大道上，才放心与我们告别，可上了大路车也总熄火。

等我赶到坦途公社已是第二天中午，路上我几次想小便，但因双手冻得无法不解裤带，又着急往回赶路，因此一直憋着，到了公社公我踉跄地走下车，公社邢会计迎上前来告诉我，公社领导在都在传达室等我汇报呢，可我顾不得那么多了，必须先去小便，到了厕所冻僵双手半天才解了皮带与内裤带子，本想酣畅淋漓的小便，可不知怎么根本尿不出来，那个难受劲，我真是欲哭无泪，等一点一点小便完，冻僵的手再也系不上皮带与内裤带子，我无奈提着裤子回到传达室，公社几位领导都等这听我汇报，但我冻僵的腮帮子，根本无法张嘴说话，公社领导都好奇地看着我那副狼狈和滑稽，甚至有些可怕的样子，不知道是咋会事，还是公社民政助理老张森看出来了缘由，忙说“赶紧找一间暖和的屋，他冻坏了”。我一听，心里这个谢！！！

第二天，我坐火车到白城，再转公共汽车回到工地。

工程快结束的一天，根据县里要求，公社书记还是坐着丰田车来平台靶场工地慰问我们，虽在白天，阳光明媚，但到了工地，公社书记还是体会了一把与我那日同样的遭遇，等到了工地指挥部，他坐在炕上，不管别人怎样汇报，就是讲不出话来，事后他说“你们急，我说不出话，比你们更急，真他妈的想哭也哭不出来”，这一趟坦途到平台靶场隆冬之行，我记一辈子。

十一、纪检的记忆

在我六年的农村工作中，我先后经历了三次职务调整，一九七五年三月担任公社宣传干事刚顺手，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县里一次三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公社书记通知我到组织部去一下，我就莫名其妙地由宣传干事转任为公社团委书记，而当地的返乡知青原公社的团委书记，原公社党委书记得连襟被提任为党委宣传委员。一九七八年九月，公社新分配一名当地农大毕业生，我从公社团委书记转任为党委纪检干事，一九七九年又被任命为党委委员分管纪律检察工作，虽然我搞不清我几次调任实情。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纪检岗位上的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一九七八年十月，在我任纪检干事不久，那天早晨，公社秘书与会计同时找我，并对我说“葛副书记昨晚喝醉酒把人打了，人家是蒙族，全家要上县里告状呢，人正在火车站候车呢”。

“那怎么办呢？”我问。

“你是纪检干事，你可以找书记”

“我找葛书记，好意思吗！”

“现在公社领导都在县里开会，万一他们到了县城，闹起来影响不好，你找葛书记没事的！”。

在他们的鼓舞下，看看上午从公社去县城的过路火车还有三十来分钟，我赶紧往葛副书记家打电话，说有急事马上要汇报。葛副书记那几日是公社的留守领导。他接电话时的声音，听得出是被我电话吵醒的。

打完电话，我就在办公室窗口等着葛副书记，没五分钟，葛副书记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公社大院，推门问我“什么事”。

“你昨晚喝酒是否把人打了”我问。

“我记不得了，咋得了？”

“人家是蒙族人，全家要去县里告你”

“人呢？”

“在火车站呢，你赶紧给人去赔礼道歉，还来得及，否则到县城就难收场了！”

“是吗？那我去火车站了”

由于葛副书记及时赶到火车站，当面给那家人作了赔礼道歉，并承诺赔偿伤者的医疗等费用，得到了对方家人的谅解，才放弃了上县城告状，一场民族纠纷化险为夷。

对此事，我自认为只是起到了一个通风报信的作用，从来也没往深处想，也根本没当一会事，自然也就忘了。

可不久，在一次县纪委组织召开的全县纪检干部会议上，县纪委郝书记在作纪委总结报告时说“我们有一位年青的纪检干事，勇于找违纪的党委副书记谈话，提出批评与建议，防止了一起民族纠纷的发生，我们做纪检工作的干部就要有这种勇于负责的精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郝书记在表扬我，直到郝书记点了我的名，我才恍然大悟，当大家眼睛齐刷刷看我时，把我弄得满脸通红。

回公社后，我问葛副书记“郝书记是怎么知道你打人那件事的？”，葛副书记说是他自己汇报的，并说“我本应谢你，只是不好意思”，我为葛副书记这种知错就改，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所感动。可能是这次“通风报信”的影响，不久我就被提为了公社党委委员专管党的纪律检察工作。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八O年，一名叫王占权的，对自己一九七五年被开除党籍提出了申诉，要求恢复他的党籍，为此我接待了王占权。

我清楚的记得，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在坦途大地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县，乃至全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案件。

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特立大队二队党员队长王占权。开除的理由是：破坏集体经济，支持单干，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犯了严重的思想路线错误。调查材料中说：他秘密召开队委会，秘密将生产队的三匹马与一辆车卖给了一个从大兴安岭“盲流屯”来的“盲流”。

所谓“盲流”是指那些各种原因、由各地流落到大兴安岭深山老林，以垦荒种地或狩猎为生的单干户，他们基本上全是无当地户口、无行政归属、无政府管理的三无人员，所以称“盲流”。

这些“盲流”，一旦在大兴安岭有了立足之地，就会陆续将家里亲人等接来，随后亲戚朋友也会加入，慢慢地就形成了所谓的盲流屯，随着盲流人员的增多就形成了自然屯，人们称之为盲流屯，有了屯子自然而然需有人来统一管理，并按劳动力与牲畜的多少来衡量，家庭劳动力多，牲畜多，特别是畜力是决定盲流屯的屯长的重要条件，盲流屯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后，政府就会来划定行政管辖区，一般都会指定盲流屯的屯长继任生产队长之职。因此盲流屯的人们非常重视屯长的竞争。这正是这位曾经与王占权有一面之交的盲流，走出大兴安岭，千里之遥找到王占权，并不惜高价购买破车老马的目的所在。

此事发生后，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案例来解剖，并在坦途公社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参加的千人现场会，大批特批，给予王占权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同时由公检法三家组成人员，直奔大兴安岭盲流屯追回了马车，实际只追回了一辆破车两匹老马，有一匹老马死在了途中。

事隔五年后，在我任党委委员，分管纪检工作。在农村流传“人合心、马合套、四类分子全摘帽、今后形时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顺口溜盛行的情况下，王占权提出了要求恢复党籍的书面申诉。

我以前与他接触不多，只是听说这位王队长是一位敢说、敢管、能干的实干家，他抓生产从不唯上，是一位经常顶撞上级领导的“倔驴子”，因此人们在背后叫他“王驴子”。接到他的申诉后，他经常来找我，我经常要接待他，接触多了，我也就渐渐地读懂了王占权。

他二十几岁就任生产队长，连续担任队长二十多年，将特立二队这个处在风沙口的沙丘地改造为丰产地，使该队年年获丰收，是公社人人皆知的好队长。

我也到特立二队做过调查，社员普遍对王占权反映良好，而且都愿意让他继续当队长。社员们说：王占权虽受开除党籍撤职处分，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带领社员干在前的精神头没变。那年春天大旱，恰逢新队长生病住院，王占权二话没说，楞时带领全村社员抗旱抢种，获得了全苗。队长出院后，因体力不支，又是王占权不怕个别社员讽刺打击与挖苦，硬是带领社员抓夏锄，抓秋收、抓冬修。社员说：王占权是不是党员的党员、不是队长的队长。并说：那年卖车马的价格远远高出市场价好几倍，那老马不卖掉，也会死在马厩，所以无论从卖车马的出发点还是本意，都对集体有利，都有利维护生产队集体利益。

我很欣赏和敬佩他。为此我先后向公社党委与县纪委汇报过多次，但因当时主张严肃处理王占权的县委副书记仍主持县委组织工作情况下，每次汇报如石沉大海，我爱莫能助，我只能表示同情。

一九八O年三月，当我在南方确定恋爱关系，落实了接收单位，探亲结束回到公社，向党委书记汇报准备调回南方思想的同一天，县纪委也来人与公社书记商调我去县纪委工作，当得知我已准备调回南方时，县纪委只好另选他人。不久，我调回了南方，但对王占权这位农村实干家的“蒙冤”，在我心中始终是个“结”。

回顾六年农村工作，认为：人生总有一些路，需要自己走，总有许多事，需要自己做。无论坎坷，还是平坦，无论顺利，还是棘手，一些路，一些事，总得自己去面对。任何人，不论亲疏都无法代替，也不能代替，艰难，你自己去承受，欢欣，你自己去感受。人生的起起伏伏，风风雨雨，生活中的一切一切，靠的还是你自己，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有时很苦，有时很累，我从来不说，不是不想诉说，不是不愿释放，不解的诉之无益，理解的诉之连累，把一个人的苦楚变做父亲兄弟与朋友的愁绪无益。人生的风景，就在心中。我就是这样忍住劳累，含着苦楚，顶着孤独，品着委屈，锤炼着自己。继续着农村干部的人生，因为我懂担责任、尽义务、行善举是做人的品行更是一种修行。

在六年的农村工作的人生路上不论是朋友，还是路人、帮我的、挺我的、关怀我的、照顾我的、鼓励我的，都让我心动，让我感动、感恩、铭记。世上的许多事情，融入了感动与感恩，心中就布满了绚丽的彩虹，我为感恩而努力工作。

我经历了一个男人艰苦、孤独、寂寞、委屈、是与非这五堂课程，使我的人生变得更成熟和丰富，但也可能变成我此后人生的包裹或负担，让我过于小心谨慎，过于认真。但无论如何，我经历了这一段风雨人生。我没有妙笔生花的文字，没有飘然若仙的风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笔者，我淡淡浅浅的记录着自己的往事，为的是当有一天记忆力退化的时候，让我可以睡在自己的过往里。我虽不具备看的远，看的透的眼光，但看淡人生在我，看淡了，心也就平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版主自创记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