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支边到新疆后，几经辗转调到父亲身边，大哥的出生，父母有了烟火气息，总算有个安定的家了。
大伯家的女儿出生后，爷爷奶奶身体还算健壮，虽然不擅长劳动，也不怎么帮大妈带孩子，无论如何大伯是家里的顶梁柱，耕种田地，一家人吃喝不愁，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往家里寄钱，拜托哥嫂替他照顾双亲，加上大妈精打细算，大伯一家的生活在当地还算中间偏上。
二伯在禹城农场从事养蜂工作，随着蜂对辗转南北，二妈带着大堂姐和大堂哥在老家生活。二妈的哥哥已经在湖北襄樊主政，感谢那些年姐姐姐夫对妻小的照顾，经济上也时不时补贴姐姐。虽然二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耕种一点天地，总体生活水平在上层。
最糟心的是在广州工作的十二叔，年轻的时候在外念过洋学堂，专攻机械，后来在广州一家机械厂任职，妻子是工厂的女工，郎才女貌，琴瑟和鸣，儿子出生后，小家庭幸福美满。
一场运动席卷了工厂，做技术的十二叔被卷了进去，接受隔离审查，前途未卜。婶婶万念俱灰的时候，十二叔悄悄托人带信让婶婶带着儿子回老家躲避风险。
那个时候爷爷奶奶家早已落魄，土改时被镇压一批，有的逃亡到外地，只剩下四爷爷家的一个孙子，几乎是吃家族里百家饭长大的。
婶婶带着唯一的儿子投奔家族里生活，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欣慰的是大伯当军需的时候学了一手好厨艺，俗称“聚账”，村里无论谁家红白喜事，大伯都主动帮忙，不收任何费用，甚至主家答谢的白面馍馍都拒绝收受。大伯的口碑，就像一把无形的保护伞，默默地罩着宋家仅存的子孙们。
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又多了两张嘴，而且婶婶又不会干农活，儿子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心地善良的大妈就让婶婶住在我父亲和母亲曾经的婚房里，虽然简陋，但总算是个栖身之地，大妈的大度让婶婶感激不已。作为回报，婶婶主动照顾大伯的女儿，让大妈腾出手做针线，帽子、鞋子之类的拿到集市上售卖，挣回来一点零花钱。
十二叔在广州的日子不好过，我父亲在兵团也同样不好过。虽然父亲业务能力比较强，又是技术骨干，可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入党政审这一关无法通过。而陈叔叔参军之前在福建本地工厂工作过几年，根红苗正，第一次申请入党便通过了，考核期过后，转为正式党员后，他是第一批调离山区回到机关工作的，而父亲一直到我出生那一年才有机会调到兽医站做畜牧技术员的。
母亲生性低调，为人处世特别谨慎，而且工作上兢兢业业，不敢出任何差错，尽管父亲在山区工作，独自带着孩子们，从来没有因为孩子们影响过工作。
到了后期，各方面条件逐步跟上来后，老兵们的婚姻大事得到解决，很快迎来了第一批婴儿潮。托儿所场地有限，工作人员更有限，使得部分婴儿无法入托。有关领导动员部分女工会为家庭，亲自大孩子，闲暇时间做点利索能力的事情，按劳取酬，挣点零用钱补贴家用。
首先响应这项措施的是领导的家属，还有那些没有文化，工作替代性比较强的重体力劳动者，而母亲幸免了，第一母亲是那个年代少于的知识女性，第二呢，父亲不是领导，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不用给谁做表率，最后呢？是母亲独立能力强，没有因为孩子耽误过工作。
一场磨难过去，并迎来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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