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为何魏晋时期人们爱隐居？名士爱高洁？
答：魏晋时期是一个很动乱的时期，皇帝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百姓没有安全感，就连高门士族也战战兢兢，有时候有些人因为政治原因，别无他法，就只能选择隐居了。不过更多的是抱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如果注定要动荡不安，还不如痛快自由的生活着。所以常有魏晋风流之称。
如果更深层次的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就能够明白为何当时的文人“放荡”
时代背景
六朝时期：西晋（265—316）历4帝，共51年（太康体）。
东晋（317—420）历11帝，共104年（永嘉时期）。
宋（420—479）历9帝，共59年（元嘉体）。
齐（479—502）历7帝，共23年（永明体）。
梁（502—557）历6帝，共55年（徐庾体，其中突出的为宫体诗）。
陈（557—589）历5帝，共32年隋（589—619）历5帝，共30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时期，战乱频发又逢天灾人祸，人命贱如草芥，天道无情，连看似牢固的政权都能在朝夕间成为前朝传说，又何况人命呢?
在这个幻灭的年代，文人们更能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力，可能前一阵子还开怀畅饮的好友，就会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战争夺走了性命，可以吟诗作对的朋友，也有可能因为政权的更迭掉了脑袋。这样的时代加重了文人心中的幻灭感，文人们深深的感受到了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所以在汉朝末年，佛教开始兴盛不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实，宗教总能给人以心灵的安慰，而文人们也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寄情于天数与轮回，动荡的时代给文人内心造成的伤痕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力量把控朝政的时期，士族阶层将家族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而将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放在其次，朝廷的奸臣横行，政治黑暗，有志之士始终得不到重用，不甘于和政权的黑暗同流合污的文人纷纷出世隐居山林，最为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贤”，在那个时代竹林七贤的才华得到了社会和民众的认可，而七人深知仅凭自己数人之力，已经无力改变腐朽到骨子里的政权，因此就隐居在山林之中，纵使统治阶层数次请求七人出山，他们也不为所动，其中的嵇康更是用生命对腐败的政权表示了抗议。
晋朝末年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更看不惯同僚对上司的阿谀奉承，行贿示好，在当了几十天的小官之后就毅然决然的辞官而去。已经不再对统治阶层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文人基层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报国无门的郁闷和对污浊政治的不屑一顾，以及对国家命运的绝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大多孱弱无力，再加之政坛的黑暗与混乱，文人墨客大多数都隐居山林不问世事，再加之战乱年代对文人思想的冲击，文人的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纷纷觉醒，这也是时代的原因促成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前，社会相对稳定，文人大多数想着的是如何入士为官，报效国家。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也没有值得自己为之燃烧自我才华的君主，那么文人们自然就开始思考起自身存在的意义，思考起了自己和宇宙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不再拘泥于治世之学问，开始思索起了更深层的哲学问题。
有的文人在佛教的思想和自身觉醒的哲学意识的共同作用下，会哀叹时间流逝匆匆，任你王侯将相还是倾世红颜，百年之后不过冢中枯骨，这人生的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还有的文人会感叹岁月如白驹过隙，而自己却并未建立任何功勋。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作，而曹操有能力，也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实际上曹操也确实是当世枭雄，他本身就是时代的弄潮儿，自然会发出想建立一番伟业的感叹。
然而大多数的文人往往都对这个社会心灰意冷，比如向秀在怀念自己好友嵇康时所作的“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将对政治的黑暗以及独自一人的孤独描写的淋漓尽致。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因为其所处的特殊时代，故而内心的精神世界与其他的朝代多有不同，而自我意识的苏醒，对人生、宇宙的哲学思考也为后代的哲学思想开辟了道路，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们那种骨子铭刻在骨子中的孤独，乱世中飘零的愁闷，以及报国无门、对当权者的绝望，以及对人生，对宇宙的不倦思索，这样复杂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平
陶渊明（352 或 365—427 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门第
六朝时人们很注重门第，能识文断字的多数是士族和寒门（这里的还是指的可不是普通百姓，其实指的也是有些没落的士族门第。），普通百姓多是不识字的。
陶渊明可考的直系祖先只有陶侃，及侃父吴扬武将军陶丹。陶丹为鄱阳人，未知出身，大约凭藉军功当了吴国的一员将领。但是当时门第等级比较严，士族大家是不认同陶侃这样的人进入圈子的，到了陶侃的后代一步步没落，陶渊明的祖父还曾做官，但是在各个史书上都没有提到郭陶渊明的父亲是否做官，所以很有可能陶渊明的父亲并没有做官，于是到了陶渊明已是家中极致没落之时。
也是因为家族没落之快，陶氏家族的人在无法进入高门士族的情况下，只好选择了隐逸与业文的发展道路。
《五柳先生》
原文：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年少时笔者初读此文，一直以为这是一篇夸赞自己的自传文，内里表达了自己自给自足，身处陋巷却不觉艰苦，如同孔子形容颜回的那般文章。现在想想当时浅薄思考只为了应试教育有个好结果。此时再读，对当时的政治多加了解一些，发现陶渊明的文章，看似用直叙的笔法，却多言外之意。
他自叙的语气很平和，但里面却是有一种傲骨的，有一种处处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抗衡的意味。
东晋社会重门第，重来历，渊明却一上来就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字。”这表现了对当时讲究门第、出身、名望的社会风气的不屑。
因为在渊明看来，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在于其本人的品格，与他的门第及在社会上的虚名又有何关系呢？
我们看渊明标榜的人物，像荆轲、颜回、黔娄、荣启期、张仲蔚等人，都是一些寒微之士，他们全凭自己的高尚品行自立于当时，并且清节映照后世。
再看“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两句，也是不但说了自己，同时也在讽谕当时那些为求得荣利而清谈不休的门阀名士。
“闲静”暗讽当时玄学名士奔走声利之区，浮华交游，甚至慧远这样的高僧，也要结莲社，在名士场中造成一种声气交通的样子。
“少言”是暗讽名士们那种喋喋不休的清谈。他们谈玄论道，外示高尚，但其实当时的玄学清谈，与后世的科举时文一样，不过是博取声名荣利的一种手段而己。
除了清谈之外，当时的南方高门士族中的一些人，则主要走两汉以来繁琐经学的道路，凭借治经来博取荣利。这两种学风虽然有虚与实的不同，但世俗的人们以它们为射利的工具，则是相同的。
所以渊明在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之后，紧接着又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甚解”，实指繁琐的解经方式。渊明虽崇重儒家，但对以儒学博世誉的做法，向来是有看法的。而且他对当时那些提倡经术的大人物的做法，也抱着怀疑的态度。
时代的阴差阳错
陶渊明在其所处的时代是不被重视的，到了盛唐以王维为代表的对其诗大家揄扬，尤其是陶渊明创造出来的“桃花源”这个乐园的意象和思维被盛唐人所大量接受，盛唐的四位代表诗人李杜王孟，他们都大量使用到“桃花源”这个意象。
他们也许对于陶渊明的人格、他的生活情景以及他所开出的人格方向不见得是契合的，因为大唐蒸蒸日上，正是追求自我实现的时代，与陶渊明的时代根本不同。
但是很奇怪，他们大量接受陶渊明所提出的“桃花源”的概念。当然，他们个性不同，经过他们个性化处理之后，每个人诗里面的“桃花源”意象都不相同。在不同阶段的接受史，我们看到陶渊明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了宋代，陶渊明突然就变成圣人之一。
不过要理解的是南朝不是不接受陶渊明，而是很少地接受，偶尔会接受的地方就是“桃花源”。
“桃花源”触及了中国人对乐园的追求，偶尔有一个人提及了陶渊明，实际上是提到“桃花源”。
但是他们的“桃花源”不算陶渊明原始的“桃花源”，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主要的物质生产主要是农村田园风光。而南朝偶一为之的诗人提及“桃花源”时，一个是被仙化，另一个是完全被隐逸化，变成一个隐居者的生存空间。南朝到初唐时中的“桃花源”都是走此方向。
但是到了盛唐不一样了，杜甫诗中的“桃花源”完全是一种“乌托邦”。
李白的“桃花源”是名山（李白《山中问答》：桃花流水窅（yǎo）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王维诗中的“桃花源”便是佛门净土。这些都与他们的个性有关，这也是盛唐大放异彩、多彩多姿的时代特色。
“桃花源”自从被陶渊明创造出来之后，就独立于他的个性以及他的传记内容，而被其他人由他们的意愿所改造。
这倒让笔者想到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实际上，盛唐诗人对于陶渊明本人是不以为然的，这也与盛唐蒸蒸日上的时代背景有关，每个人都追求自我实现。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陶渊明是所谓的“田园诗”的开拓者。文学史上，陶渊明是第一个大量的农村风光、田园入诗的作者。（《诗经》里面的提及“时序”，有关于农业劳作的题材，但并不是个人的作品，而且就质与量来说陶渊明是第一。）“田园”在陶渊明笔下变成文学的空间。
木心（不确定是否为此人）：比幸运我不参加，比不幸我也不参加，好好利用老天所给你的禀赋，然后在你所活着的时代条件里面把它实践出来。结果不用太放在心上。
杜甫《伤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日本汉学家渡边登记：《文选》里除了陶渊明的作品之外，其他所有的收在《文选》中的作品，没有出现“田园”或者“园田”这样的词语，但是它们会出现“归田”一词[“归田”与“田园”（“园田”是不一样的的），在陶渊明之前“归田”是指一种相对于仕宦的隐逸空间，不一定有农村经验或务农的体验，并不具有农舍、田园的意涵]。
所以比较之下，陶渊明的“田园”（“园田”）就非常鲜明。
“田园”（“园田”）一词被陶渊明不断地书写，最后才变成比较具体的具有文学意涵的空间。
陶渊明是文学史上第一个隐逸诗人。
他也是第一个兼具隐士与诗人双重身份的人。
钟嵘《诗品》：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守拙”表达出他对于某种人格价值的坚持。后来也影响到杜甫。在现实中怀才不遇用来稳定自己的价值。“拙”在六朝时代当然是不多见的，但是冈村繁先生发现，其他作品里跟这个“拙”的表达很相近的只有一篇文章——西晋潘岳《闲居赋》（这里面用的“守拙”比陶渊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表达的人格追求比陶渊明还有过之）。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国传统文人笔下的自我有很多层次，有的是理想的自我（如潘岳《闲居赋》），有的是现实的自我（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五柳先生传》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说，是目前在“集部”中可得而见的大约可算是第一篇独立的隐士传。但是这篇《五柳先生传》并不是描述他人生的全貌。
在这篇文章中所展示的不是陶渊明人生中实际的一面，应该是陶渊明人生的理想。这篇传记中，他不用姓、字，这就是与一般正统传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以外在的事物或形貌为主的命名篇的方式，很与众不同。通篇只写一种游侠隐人，完全不提及他的世系，都跟一般以写实为主的传文完全不一样。反而使人联想到“集部”里的杂传、自传（它们的写法是，常常穿梭于虚实之间，被共同认可的写作手法，希望呈现某种理想人物典型）。
如果只从文学史来说，我们可以追踪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假如我们从诗文中不讳言饮酒，甚至他把饮酒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雅趣，可以把它视为人生境界的寄托，就这个现象来讲，是由陶渊明开始的。
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日常生活的书写范畴有陶渊明开创出来的。
但是由杜甫奠定了日常生活诗歌写作的基础，杜甫是真正第一个打破诗歌题材的诗人，他深刻地影响到了宋诗。（中西方来说，在古代诗是可以通向神灵的，高雅的，而日常生活是非常琐碎，不登大雅的）
只有在陶渊明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平凡而亲切的日常生活。然而可以说，陶渊明是一个超时代的例外，在他死后三百年没有一个真正的继承人。
再加上，陶渊明所表现的那个日常生活的面比较狭窄（留存下来的只有一百多首诗，而写到的部分也比较少），跟杜甫相比（1453 首）陶渊明这一点只能算是开端。（杜甫刚去世时就有许多继承者，比如韩愈、白居易。不仅如此，在韩愈、白居易的影响下，又有许许多多的诗人延续下去。）
吕正惠老师研究杜甫与日常生活时发现，真正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的美与丑通通都写到诗里的人，实际上最充分实践的是杜甫。而在杜甫之前比较多的就是陶渊明。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
欧丽娟《中国文学史》
《陶渊明传》钱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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