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讲到，在求贤令的召唤下，商鞅踏上了前往秦国的征程。
到了秦国，商鞅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荐，成功见到了秦孝公。
然而，商鞅与秦孝公的前两次会面，结果并不乐观。因为是初次见面，商鞅并不了解秦孝公的真实想法，所以就试探性地跟孝公大谈“帝道”和“王道”。
然而，商鞅提出的这两种治国方案，都是以仁义礼为代表的人治，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混乱，儒家仁义已经不适合国家治理，更不适合当时内忧外患的秦国。
所以，对于这两次会面，秦孝公并不感冒，这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快速强秦，恢复穆公时代的辉煌霸业。
经过两次会面的试探，商鞅终于摸准了秦孝公的脉搏，于是对症下药，就有了他们的第三次会面。
第三次会面，商鞅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这次他给秦孝公开出了完整的“霸道”药方，直接切中孝公要害，孝公是如获至宝，如沐春风哈，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
于是，孝公拉着商鞅同床共枕三天三夜，两人促膝长谈，最终让秦孝公刮目相看，随即决定重用商鞅。
久不得志的商鞅，终于迎来了自己政治上的春天，他决定在短时间内让秦国旧貌换新颜。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在商鞅手中渐渐拉开了序幕……
然而，变法谈何容易，又岂是一日之功，更何况在那个动荡的，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们唯利是图、趋炎附势、良莠不齐，这无形中给变法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在国内实行变法，又担心国人议论纷纷，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于是，秦孝公召开朝会，集众大臣们商议此事。
而事实正如秦孝公所料，变法遭到了秦国旧贵族势力代表甘龙、杜挚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对此，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袭旧有的法令；如果能够使百姓获得利益，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对于商鞅的观点，秦孝公深以为然，他支持他的想法。
但以上大夫甘龙和杜挚为代表的老世族们却顽固腐化，他们不依不饶，始终坚持只有遵循传统的法令规则才更利于国家的稳定。
为此，商鞅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礼法制度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也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律制度也是不一样的，但也都成为了霸主。
就在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之时，又是嬴虔挺身而出，他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商鞅变法。
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先，深知只有变法才能让秦国强大，即使自己利益受损，也在所不惜，而不像甘龙等一帮老世族，为了不让自己的利益受损，竭力反对变法，甚至不惜使出种种阴谋诡计以破坏变法的进程。
不仅如此，为了支持变法，嬴虔还甘心让出了自己的权利，他把自己左庶长的职位让给了商鞅，自己仅担了一个太子傅的虚名。
在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辩之后，秦孝公最终选择支持商鞅，正式决定在秦国实施变法。
嬴虔与秦孝公、商鞅形成稳定的铁三角，支持变法，至此，秦国的宗室、重臣和贵族不敢轻举妄动，变法得以顺利进行。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确定了秦国变法的方向。
《垦草令》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原则，鼓励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社会总供给。并为垦荒兴农提出了二十种措施，其中包括地税、商税、徭役、刑罚等制度，以及取消贵族特权，防止官吏贪污、压抑工商、制裁奢侈等内容。
《垦草令》反映了商鞅以“农战”“富国强兵”为核心的治国思想，他通过整饬吏治、强化司法、压抑特权等方式，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让更多的人去开荒种地，专心务农。
公元前356年，《垦草令》颁布三年后，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施第一次变法。
那么，商鞅在秦国的首次变法会得到秦人的支持吗？他的变法会取得成功吗？
我们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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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章部分释义及赏析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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