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我们有限的今生，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老家还在封城。
复工的日子近了，焦虑感重新蔓延全身，感受到了一种惘惘的威胁。前几日，友人发了一张照片，是戴着卡通口罩微笑的样子。朋友瘦了，颈纹明显，呈现出老态。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老家，正和家人一起吃着饭。母亲让我多吃菜薹。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一切，那些日常的，无聊的，根本不会被我记住的微小时刻，在今时今日成为一种全然的奢侈。当一切的正常生活都搁置了，我的故乡仿佛封在一个半透明的雾状玻璃瓶中，我听见家乡父老在其中哭嚎，求助，可我根本无能为力。
我一向是个悲观的人，所以在十二月底就提高了警觉，有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每天和我在互联网上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那些消息和官方给出的数据成为一种可怕的映照。我那时便感到一种悚然，哪怕是这样的小人物，因为和权力有了小的亲密接触，竟恍惚飞升，在说话语调上，凌驾于我这种普通市民之上。
现在想来，谁都无法相信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每个人回头看，都会发现二零二零的元旦和二零二零的春节是截然不同的面孔。在我们期待新的一年到来时，新的一年已埋下恶魔的种子。
现在想来，一切都如幻梦。母亲平时总说“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实际上，哪有什么“自己的小日子”呢？庞大的利维坦会随时随地碾碎普通人的幻觉。
年初，看《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惊异于这种灾难下，人类的渺小与无力，同时也想着，这种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人生中吧，但现在，它真实发生了，以我无法预想的残酷进行着，所有人性中不堪与美好的一面都被放大了。
有人说，你们这种搞文字工作的只会假惺惺的写点东西，你们能做什么呢，只能呈现虚伪的悲悯。是啊，我确实除了能写点东西，根本做不了别的，这是我无力感与虚无感的根源。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灾难，留下了那么多文字与记录，然后这些事还是一再重演与发生。
我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我家乡的亲朋，隔一阵子就给我发关于疫情的消息，每看到一次，我就知道背后打出这几个字的人已经崩溃了。我能安慰她们什么呢？我能笑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吗？
我能理解，外地的朋友对武汉没有那么深刻的感情，所以他们不必这样共情，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好自己，或者担心武汉逃出来的人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不必苛责，只是我完全不理解为何还有人在微博对病人家属说他们在造谣？
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封城”二字背后的残酷，感觉是被抛掷到了一个被动的战争中。虽然没有军队的撤离，没有肉眼可见的铁筑屏障，但身处其中的人很难坦然处之。母亲偶尔会给我发视频。其中一个，是在一个老破住宅前，一个男人用武汉方言说：“对面滴，把窗户开到撒，我们出来吵两架。伙接，带屋里要憋死鸟啊。”我平时总嘲讽湖北人的愚昧落后，但又被市民们的乐观所感动，在这种状态下，除了无可救药的乐观，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在长江日报的朋友，外出采访，指着空无一人的大桥说：“这是武汉，我们的武汉，会好起来的。”虽然平时总嘲笑武汉人的盲目骄傲，但现在，还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苍白、无力。
我并不认为这种事落在其他的省份，他们的表现会比武汉更好，就我所知道的，官员与官员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而湖北的确倒霉，摊上了最可怕的那群人。歌颂河南的背后还是一种期盼明君的潜意识。在那种洋洋自得的背后，难道不是身为蝼蚁的另一种可悲？
有无畏的医生与记者，也有发国难财的烂人。把旧口罩回收的，冒充医院领取物资的，丢下同事逃跑的院长，迫切要把在外的武汉人“赶尽杀绝”的人，指责患者家属造谣的键盘侠……
瘟疫总会过去，而我担心的是，如若所有人再不改变，一切还会在未来的某日卷土重来。
现在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我们过去是否过于不珍惜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沉迷于物质之中，沉迷于欲望之中，从来没有一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生活。而现在看来，过去那些我觉得困难的事情在这一场大灾中完全就不是事情，我再一次体会到经历过大型战争的人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以前当然还是纠缠于“梦想是否实现”的理想中，现在倒真觉得“活着就不错了”。
现在回头看，一切都很奢侈，一月初，为了看话剧，和朋友去了次无锡，那时我们都还是温水中的青蛙，对迎面而来的风暴毫无警觉。昨夜，跟她打电话，她人在贵州，我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了。”她说：“是啊，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不是夏天了。”又想起在惠山寺，我买了一大把的香，在僧人的诵经声中，朋友帮我把蜡烛点燃，把香点着。我为全家祈福：“我不要什么钱，也不要什么别的，我只希望一家人平安与健康。”
书里写——“这就是你：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你和其他人都一样——你去上班，然后回到家。你拿着和大多数人一样多的薪水。每年，你都会外出度假。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然而有一天，你突然变成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一只动物，一件所有人都感兴趣，但与此同时却一无所知的东西。你想像以往那样，继续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但是现在，你却做不到了。人们看你的目光都变得与众不同。”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城市，我们失去了全部的生活。”
九八年，我踏过及膝深的水去上学；九九年，躺在天津塘沽区医院里治病；二零零三年，我知道SARS会死人，写了一封信给之前绝交的朋友说，活着很难，我们不绝交了吧；二零二零年，这一年的除夕，湖北封省。
回头看，我与死亡已经有了太多次的亲密接触，恐惧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爬起来，试图还能在废墟中打捞自己残破的神识。我现在做的这一切有用吗？还是根本毫无意义？已经不愿多想。我只知道有更勇敢的人还在前面跑着，这便是我也必须勇敢的原因。
老实说，在无知的少年时代，我是真切盼望过世界末日的。因为少不更事，不知这末日是一种长久的痛苦，以为一切都会在瞬间结束，不妨做个科幻场景的见证人。现在想来，伴随末日的是饥荒、瘟疫、战争，那些都是真实的痛楚，不是什么办公室里制作出来的特效场面。
近日常常会想起一段路，从我家里走下楼，步行穿过两个街区，会到一片叫做“锦绣长江“的小区附近，听这名字，就懂了，这是江景房——身居高楼，远眺长江，何等气派，大概也和登临黄鹤楼赏景差不多的感觉。前几日，母亲发来消息，说“锦绣长江”小区很多人确诊感染，死亡的也有一些，忽然就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会否曾在某刻和我坐在一个烧烤店吃烧烤呢。
我无法忘记那份热闹。盛夏时，江城流行食虾，人们都脱了衣服，敞开膀子，在露天吃虾，喝啤酒。可能因为湖北是鱼米之乡，除了水患，人们没有体会过太多灾难感，以至于这瘟疫落到头上，我们才意识到往昔种种是一种恩赐。
前几天，看到一段转载的话，说是司门口有人跳桥，男人因确诊感染，不敢归家，独自居住在旅舍，但又因为封城，没有交通工具，无法上医院看病，万念俱灰下，于司门口大桥上一跃而下，目击的人想把这件事转到网上去，来的警察说，不要传出去。但还是传出去了，或许也会有人质疑真假。可这契诃夫般的故事很显然是一定会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的，因为合情合理，今日不发生，也总有一天会发生。
大学之前，我没去过司门口，我的活动范围基本就是汉阳和汉口。去司门口是大学的事情，那时大学同学流行去那边的广东百货买衣服。我去过一两次后，不大去了，倒是看中了汉阳门下的“养老院”，那个“养老院”贩售“洋垃圾”，就是一些二手衣物。老板们可能自己也就是卖着玩，整体风格布置得格外复古，颇吸引我这种伪文青、摇滚青年。当时，每到周末，我都会去逛，逛完后，在汉阳门附近乘车到位于东湖的学校，上课。
有时候，课程少，同学们也会提前和我一起坐车到汉阳门，我们再坐个轮渡，去江汉路。我喜欢坐轮渡，初夏时，吹着江风，相当闲适，市民们有的也会把电动车、自行车推到船上。
而这样的日子，在某个瞬间就不复存在了。有人说，武汉人该如何面对接下来每年的春节呢？
武汉有初一去为死者上清香的传统，时间通常是初一的凌晨，人们看完春晚就准备出发了。先去楼下买一些菊花，然后坐车奔赴友人的家里，为对方家里死去的亲人，献上一片心意。到了初一或者初二的下午，则要去给自己家里的先祖上香。过去，我很反感这种传统，不懂为何要在喜庆的日子里，跑去做这样的事。现在想来，明年的春节，会怎么样呢，当武汉人聚集在扁担山，互相看到对方家中的新坟时，又是何种感触。
于是也看清了一些人，毕竟这事情没有在其他的省份产生如此可怕的效应，所以大家认为这只是偶然的突发事件，还安慰我不要绝望。我在一瞬间理解了那些汶川人。
汶川地震是上大学的事情，地震当夜，宿舍四人皆无法入眠，每个人都手机和钱包放在床头，等着随时跑到宿舍楼下。那一周里，宿舍室友总是开着收音机，听新闻，还有什么慰问晚会。我真的恨死那个晚会了，明明那些孩童已经受尽折磨，主持人还要假惺惺地慰问，问他们什么感觉，而室友则热泪盈眶说，好感人啊？感人什么呢？
最近，这种厌恶感再度袭来，新闻上都是作秀，而真实的情况无人知晓。我因家人亲朋皆在武汉，了解的事情比较多。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一切的可怖，而我们对这种可怖束手无策。
前几天还看到个濒死的爹爹在病榻上说：“好想吃碗热干面啊。吃了一辈子的热干面。”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武汉人的性格，或许是知道实在不行了，避无可避，但仍旧选择要吃一碗热干面，一慰多年家乡之情。
据我所知，湖北人、武汉人都是不大关心政治的，生在江汉平原，衣食丰足，没有必要计较日常生活之外的事。大家对日子的要求并不高——能吃热干面，夏天能去江里游泳就很好。过去炎热没有空调时，市民们热衷于把竹床搬到街上睡觉，那样炎热的夏天我们也过来了，我们本来以为我们没什么是过不去的。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又想起那张老照片，伟人在长江中游泳。横渡长江历来是武汉市民引以为傲的娱乐项目。这江，伟人游过，我们也游过，所以仿佛连带着自己也伟大了起来。我能理解这份情感，但忽而又想起之前查资料，发现某一年的横渡长江，出现过巨大的事故，很多人在那场灾难中罹难了（包括许多年轻学生）。可要不是查询写作资料，就连我这种土生土长的武汉伢，也并未在少年时代听说过有关这件事的只言片语。
这几日的生活，相当痛苦。尽管有些人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说这是难得的闲适生活，但对我来说，因为瘟疫得来的闲，我宁可不要。
为了节约口罩，必须控制出门的频次，于是必须提前列好物资清单，考虑以最小动线买到最多的食品和日用品。在网上购物也不易，需要在凌晨或早晨七点就抢着下单。
坐电梯下楼时，看到购买口罩需要出示身份证和户口，心里一惊，不知自己这身份证该怎么办，口罩是断然不能通过这种渠道购买了，而那身份证放在荷包里，像烫手山芋，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因为武汉人的身份，而这样慌张，哪怕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离开过上海，但仿佛是做错了什么一样。
依旧每天给母亲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联络感情，只是害怕她忍不住下楼晃荡。目前的情况还很危险，几乎每个小区都查出了感染者，母亲每隔一阵，就会告诉我，对面哪栋楼哪个小区又出现了病例。
复工的日子近了，城市也不是什么无菌的安全地带，对自己的生活，对父母的生活，充满焦虑，而终于也不知道做什么才能得到安全感。
昨天，偶然看到了邹静之的《九栋》，序言里写：“做梦了，梦醒了，天亮了，该起了。梦里的自己和现在的我有点不一样，那梦中人更应该是我。想回去，回不去。从小到现在，说过许多豪言壮语。公开或私下时说过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人，终于没做成。总觉得现在的自己，或被什么人给换了。人一多自己就丢了。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总要站一站，不是问路想把自己找回来。找回来了也孤单，返身回旅社去听雨。除了肉身外，还有很多自己的影子装订成册，走一处便有一影子留下。那天去看花，突然一影子从十年前的玉兰树后移了出来。是我。相对无言。树没变，花没变，春天也没变，我看我觉得陌生了。”
我看我，觉得陌生了。
我终于，也回不去了。
能理解那些从汶川一线回来的记者，后来的人生是怎样地改变了轨迹。说这些话并非煽情，而是因为，这场瘟疫彻底变成刀子，将我和过去，一分为二。
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我也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那裂隙已存在了。一想起那些死去的人和我说着同一种方言，喜欢吃同一种食物，那感受，便也来得更残忍和猛烈些。
距离司门口不远的地方，是户部巷，过去我们总埋怨那里的食物难吃，是骗外地人的，现在想起来，我宁愿，武汉依旧是一个在全国没太多存在感的城市。我们在夏天抱怨天气的炎热，在冬日计较着湿冷。然后春天时，有人坐高铁来武汉大学看看樱花，夏天大家聚在一起吃小龙虾。
昨日，母亲发微信给我，说现在就欠热干面和糊米酒，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还想吃油饼包烧麦。实际上，从古到今，我们的愿望都很朴素，只是过老百姓简单的小日子而已，但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一直在打破这一切，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我们不敢提，也不敢说，成为了最会忍耐的民族。
不知道封城何时会结束，不知道武汉何时会按下启动键，也不知道“天天红油赵师傅热干面”是否还开张，或者什么时候会重新开张？
下次经过司门口，再看到那个桥时，我会停留几分钟，为那个死去的男人默哀。到时候大概又车水马龙了，户部巷被挤得水泄不通，而我一定一定不会忘记现在的这一切。
珍惜每一天，把握好我们有限的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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