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垂垂老矣的孔子,佝偻起身子注视着麒麟,喟叹自身命运时,不知他是否还记得,自己童稚时摆弄祭品的心境。
翻开《史记·孔子世家》,一股颓气扑面而来。似乎孔子一生都是在困顿中度过的,他历经失败、复起振作、终又失败,这样命运的循环勾勒出他的始终。在狂飙突进的时代激流里,孔子挣扎、呐喊、甚至嚎啕大哭,却终不免沉没在层垒的历史风尘下,徒留一具精神遗骸,供后来者寻味。
这就是我所窥探到的孔子。无论后人称之为“至圣”,还是尊之为“素王”,但孔子在世之时,从生到死七十三载,终究是一个困者。
公元前6世纪,亦即被后人称为“轴心时代”的伟大世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思想巨人相继出世,如星辰燃烧般耀彻万古长夜。同样是这个世纪,东方一个叫“曲阜”的村落里,孔子诞生了。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著名的勇士,母亲颜徵在是一位年轻少女,二人野合而生下孔子。据说孔子生时头顶是凹陷下去的,故得名为“丘”。
孔子三岁时,父亲亡故。由于母亲没有名分,孔子只得随其离开家乡,过起清贫的生活。年纪小小的孔子就需要参加劳动,帮助母亲维持生计。后来孔子回忆幼年时,略带自嘲地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随即又补充道:“真正的君子,是不会懂得这么多技能的。”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亡故,孔子在乡人的帮助下将父母合葬。恰逢鲁国权贵季孙氏大宴鲁国名士,还戴着孝的孔子也想参加,却遭到季孙氏管家阳虎阻拦,阳虎阴阳怪气地说:“我们家大人设宴是招待名士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是有史可鉴的孔子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未及入门便受尽嘲讽和驱逐,在孔子后来坎坷的经历中,这两者将如影随形贯穿他的一生。
尽管童年清苦,孔子还是很早便展现出他不平凡的一面。孔子的身世与外表便不同凡响,他是名人之后,身材又极高,大概一米九到两米左右,因而有人管他起外号叫 “长人”。此外,这位个头堪比姚明的少年还对礼仪之道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做游戏时,时常摆弄各种祭器,学做祭祀的礼仪动作。在他看来,这些从远古遗传下来,程序繁冗的仪式寄托着神圣寓意,是建构天地万物规制不可或缺的顶层设计。
从血统到思想都根正苗红的孔子很快获得官职,他在鲁国先后担任管库员、畜牧员,做得都很出色,其后升任主管建筑工程的司空,再后来,孔子被送到天下的政治中心周都,去学习先进的文化,在那里,孔子拜访了另一位圣人——老子。这位长者显然对孔子影响至深,以至于孔子将他称作乘风云而上九天、学识渊博不可测的“龙”。
从周都学成还乡后,孔子进入人生的上升期。跟从他的弟子渐渐多了起来。这时又逢天下大乱、诸侯交兵,孔子不由得跃跃欲试起来,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学,在这乱世下必将有一番作为。直到孔子中年周游列国时,还反复念叨着一句口头禅:“吾党之小子狂简”——我们家乡的小伙子,那都是明快爽直、富于进取心的!
遗憾的是,上天似乎有意要撩拨这位雄心勃勃的圣人,一再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却又总是极快地将这机会从他手中剥夺掉。
孔子三十而立之年,名震天下的齐景公带着晏婴访鲁。齐景公抽空会见了孔子,双方促膝长谈,彼此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五年后,鲁国发生战乱,孔子投奔到齐国,并向齐景公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很高兴,想要重用孔子,却遭到国相晏婴极力反对。
《论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孔子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意即与晏婴交往久了,就会很敬重这个人,可见孔子对晏婴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然而,晏婴却毫不掩饰对儒者之流的鄙夷,他劝谏齐景公说:“自从圣贤离世、周朝衰败,天下礼崩乐坏已经很久了。现在孔子纠结于仪容服饰、登堂下阶这些繁琐的规矩,这一套繁文缛节几辈子也学不完,恐怕不能拿这玩意儿去教育国民吧。”
晏婴此言可谓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孔子政道的根本缺陷,这也正是孔子后半生周游列国却不得重用的要害所在——他的“复礼“主张早已与时代脱节了。
周王朝及其繁盛的礼制已趋式微,现在到了策士纵横、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谁还管你那繁琐迂腐的礼仪呢?再者说,倘若你孔子的政治理想当真实现,秩序纲常恢复如初,诸侯们称王称霸的野心,岂不是要付诸东流了?
圣贤如孔子,却也窥不破这人心鬼蜮,念兹在兹要恢复古旧的周礼。又或许他明知世事如此,还执意要使古老的仪式感重返人间,这就好像西方小说里的堂吉诃德,永不止歇挑战着风车巨人,滑稽而又壮怀激烈。
无论如何,孔子是渴求建立功业的。这份渴求甚至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政治原则。鲁定公八年,鲁国季氏,也就是先前孔子赴宴却遭受驱逐的豪门,爆发了一场叛乱,作乱者是季氏家臣公山不狃,以及当年奚落过孔子的阳虎。后来叛乱失败,阳虎外逃齐国,公山不狃则以费城为据点继续反叛,并召孔子加入他的麾下。
历史记载,孔子受到征召时已年届五十,在家中治学多年,无处施展宏图。大概是憋得坏了,面对叛乱者的邀请,孔子竟高兴得忘形,他说:“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兴起于丰、镐,最终成就王图霸业,如今费城虽是个小地方,可这机遇是差不多的哩!”徒弟子路劝老师不要蹚这趟浑水,孔子仍心潮澎湃:“倘若他们能重用我,我将在东方重建一个周王朝般的盛世!”——以费城比之丰、镐,甚至直追文武周公的王业,用孔子及儒家的政治标尺来审视这段话,这已不是不恭,简直是忤逆了。
无独有偶,晋国佛肸造反,邀请孔子入伙,孔子又屁颠屁颠打算去。依旧是耿直的子路出言劝阻:“老师您曾说过:‘带头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佛肸分明是乱臣贼子,您还想要凑热闹,这不是啪啪打自己的脸嘛?”孔子强辩道:“我是说过这句话。但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难道我只能挂在那里却不能被人吃吗?”
孔子着魔般渴求事功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从政的机会,哪怕这机会是他鄙视的“乱臣贼子”所创造的。《论语》并没有为尊者讳,反而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点,这也是孔门弟子难能可贵之处。
让后世学者额手称庆的是,孔子终究没去给乱臣贼子当狗头军师,而是到鲁国政府出任中都宰,后又接连升任司空、大司寇,并在与齐国的外交谈判中大放异彩。又过三年,已经握有足够政治资本的孔子,开始锐意启动改革,规定大夫封地的城墙不得高于三百丈。如此锋锐的改革当然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并招来疯狂的反扑,利益集团勾结在外叛乱的公山不狃,联手攻袭鲁国。
国内外反动势力如黑云压城般迫近鲁国,国君与卿大夫仓皇逃到季氏宫院的高台上。敌军进行仰攻,射出的箭矢距国君不过咫尺。在此危难关头,孔子如同好莱坞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一般,横空出世,发动军队,平定了叛乱,最终借助武力使改革渡过了深水区。
就这样,改革家孔子成功迈上了人生巅峰。一年后,鲁国宣布孔子升任大司寇,代理鲁国国相。此时的孔子已经五十有六,在接到任命之后,却露出年青人一样的喜悦和兴奋,以至于有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出言提醒道:“老师呀,我可是听说,‘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的哦!”
孔子把这些矜持抛之脑后,他要一展宏图,他要大刀阔斧,他要把山东好汉那股儿热血脾性尽情地释放出来。甫一上任,孔子便诛杀政敌少正卯。施政三个月后,肉贩子再也不敢漫天要价;男女生活作风大为改善;路不拾遗;外地的旅商来鲁国也有宾至如归之感。
鲁国的兴盛,使近邻齐国压力骤增。齐国君臣憋出一个损招儿,调教出八十个能歌善舞、衣饰华美的女子,外加一百二十匹骏马,一同送给鲁国国君。在香车美女的腐化下,鲁国国君无心国政。孔子失望之极,长歌一曲,离开故乡,开始了他后半生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
孔子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已是后人所周知的事实。在卫国,孔子被士兵监视;去往陈国的途中,孔子被当地人囚禁;回到卫国,孔子与女政治家南子之间发生一段桃色绯闻,还被林语堂改编成了话剧;在宋国,孔子被人追杀;在蒲地,孔子与当地人发生战斗。最艰险的一次是在蔡国,孔子和他的学生被困在郊外,粮食断绝,弟子们饿得躺倒在地,站都站不起来。孔子的身体还算硬朗,大概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不停地讲学、诵诗、唱歌、弹琴。子路沉不住气了,质问老师道:“君子竟也有如此穷困的时候吗?”就连一向聪慧玲珑的子贡也怒形于色。孔门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为了坚定弟子们的决心,孔子先后召见子路、子贡、颜回三大弟子,探讨儒家学说的正确性,以及孔门陷入如此境地的原因。颜回给出了最让人满意的答案:“孔子之道至大,以至于全天下都容不下这一学说。即便如此,老师仍要推行自己的学说。不容于天下又如何?不容于天下,才能彰显我们君子的本色!”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或可视为孔子一生的写照——永远的不合时宜,永远的格格不入,却依旧慨当以慷、挺身而出,在荆棘丛中大踏步疾冲。后世谈及儒家,往往带有中庸、蕴藉、温和的刻板印象,殊不知孔子还是最叛逆、最刚烈、最坚韧的精神符号。
在历经一十四年的漂泊、寄居和逃亡之后,孔子终于回归故土。出于各种原因,鲁国仍旧不能重用孔子,而此时的孔子。大概也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再也不嚷嚷着说要做官了。
可是,上天似乎有意不想让这位老人安生,而是又同他开了一个杂沓的玩笑。
当孔子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也就是七十岁前后,他的至亲纷纷离他而去,他再度变成一个困苦的老人。孔子六十九岁时,他的独子孔鲤亡故;七十一岁时,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孔子惨呼“天要亡我”;七十二岁时,他钟爱的弟子子路在卫国政变中遇害,死前目眦欲裂。
暮年悲凉,一至如斯。
好在上天倒也无意把这位圣人逼上绝路。在孔子七十一岁时的一个春天,鲁国猎获一头怪兽。孔子闻讯前往观看,发现这是一只麒麟。圣兽的降世,往往是圣王出现的象征,一如龙马背图出于黄河,伏羲据此绘制八卦;灵龟背书出于落水,大禹据此著作《九畴》,麒麟现世似乎也隐隐意味着这个时代圣人的使命。这位原已形同槁木的老人,仿佛灵光一现,忽然喃喃道:“不行的!不行的!君子最害怕的,就是死后无法留名。我的政治主张已经不能实行了,我必须给后人留点儿东西才行!”
于是,孔子开始编纂《春秋》,既阐述帝王之道,又记述历史之事,表彰善行,抨击恶迹,记录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补救偏颇之事,振兴废弛之业。在后世君王的推行下,《春秋》之义流传开来,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承载了孔子毕生的寥落行役、毕生的慷慨铿锵,还有毕生的悲欢离合。这让他颇有告慰平生之感。孔子对弟子们说:“从今而后,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在完成《春秋》后,孔子身染疾病,无所事事,拄着拐杖在门前散步,忽闻子贡来探望他。孔子一见子贡,像所有孤寂的老人一样,发出嗔怪:“徒儿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接着黯然叹了口气,唱道:“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罢,满面涕泪纵横。
七天后,这位心情灰败的老人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我想,史书所形容的孔子,绝不会像影视作品里那样白须飘飘、一身仙气,而更大可能会是一个萎顿、木然、双眼因常年流泪而浑浊的老头子。
这就是史书上的孔子,他这辈子连结着一串又一串的郁结,满身散发着沉郁、懊丧、悲怆的气息,让人读之不禁凄惶。唐诗云:“虚怀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放诸中国历史,壮年时雄心万丈,暮年时形影相吊的人俯拾皆是。孔子不是第一个,自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可历史总爱有意无意地显现其吊诡之处,孔子逝世后,在其门人的齐心合力下,孔子由布衣之身一跃而成“万世师表”,化身为读书人共同仰望的神明,成为中华民族烙在精神深处的集体记忆,其地位之高、声誉之隆、影响之大,古往今来不作第二人想。孔子在其死后,终于突破了他的困局,迎来了辉映千古的盛名。
今天,当全民在孔子的文化殿堂中夺路狂欢时,有谁还会记得:这个光芒万丈的圣人,也曾像一只丧家的狗,无助地狂奔,无力地狂吠,而当时的路人,却只是报以冷眼与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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