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最初的印象，来自十几年前的初中历史课本，教科书里讲述了王安石的新法，赞扬了他改革创新的精神，后来新法失败，教科书将之归罪于守旧派，认为是他们顽固不化，不能接受改革，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进步，所以导致改革失败。
后来又看了一些文章，更加固化了我的这种认识，以至于我形成一种简单并便于记忆的概念：王安石是好人，他为了社会的进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阻挠，最终变法失败，王安石官场失意。
这些认识可以更加简单的归纳为一句简单的评判：王安石是好人，司马光是坏人。
一直到我看了蔡东潘所著的《宋史演义》。这本书，彻底推翻了我之前对王安石的认识。一开篇，作者就用了“沽名钓誉、厌故喜新”这两个词来形容王安石，并说：“安石一生，只此八字。”于是，我带着震惊和不可置信看完了这段历史。
想要了解王安石的事迹，从网上随便一搜就有很多，《宋史》中更是全面，在此，我就不再一一罗列。我想谈的，还是我的那些颠覆性的认识。
一、虽博学多才，却并不适合从政。王安石过目不忘，文学上的成就也获得时人肯定。但是，治理国家并不同于治学，甚至不同于治理一方百姓。他把未经验证的治国理念同时在全国施行，不仅没有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甚至没有考虑到统一法令由不同的人监管实行，其效果有着天壤之别。比如说青苗法，有的地方百姓因没有本钱播种，官府借钱给百姓，待到秋收时收回本金及利息，本也是好事一桩。但是，事实上却是真正施行青苗法以后，地方官员为了获得利息，取得政绩，强迫本不需借贷的农民借贷，然后收取高额的利息，百姓苦不堪言。
二、排除异己。王安石心胸狭隘，但凡有人对他的政见提出异议，立即就会遭到贬黜。已历经三朝的元老文彦博、嫉恶如仇的富弼、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皆对国家有大功，都因为反对新法遭到王安石的排斥。
三、亲信小人。王安石排除异己的同时，亲近并提拔附和自己的人，其中有很多奸邪小人，这些人中最让人愤恨的当属吕惠卿。起初，吕惠卿因附会王安石被重用，后来与王安石生了嫌隙，便不遗余力的在神宗面前说王安石的坏话，完全不念当年知遇之恩。王安石的坏名声，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与吕惠卿联手不择手段的推行新法时落下的。
细数起来，北宋王朝后来奸人当道，金兵南下，最初的根源，当追述到王安石执政期间，任人不贤、新法扰民，以至于社会动荡。
在此，我还想引用宋史《王安石传》中一段对话：神宗说：”听说民间极苦于新法。”王安石回答说“：冬天严寒，夏天暴雨，百姓尚且怨恨，这不用抚恤。”神宗说：“不能使冬天严寒夏天暴雨这种怨恨也没有吗？”王安石听后很不高兴，回家托病卧床，神宗安慰劝勉，王安石才上朝治理政事。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更直观的认识王安石执政的某些特点。
但是，王安石也并不是就此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一无是处的坏人。有时候，评价一个人不能绝对，我也早已不再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所以，还是要说一说王安石让我特别钦佩的一个特点，并且我相信这一特点值得所有人钦佩——不迷信。宋神宗熙宁二年，京城发生地震，这在古代一般被看做上天的示警，于是神宗减少膳食、撤去礼乐以增加功德，唯独王安石说：天灾异象由上天决定，与个人的行为没有关系。在一千年前的古代，王安石能够打破时代局限，有这番见识，却是不凡。
历史上对于王安石的毁誉颇多，我认为最中肯的评价莫过于司马光和吕思勉的。
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吕思勉说：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认识一个人，本就应该综合其各方面的特点。就像王安石，身负不世之才，眼界超前，拥有近现代才被世人接受的经济思想，却又性格执拗、心胸狭隘、不能容人。这都是王安石，或者说，这些特点组合在一起，才成为了王安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