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頫，曹雪芹的叔父，曹寅的继子。
曹頫，字昂友，号竹居。生卒年不详，约是1698年6月8日-1774年2月17日
曹頫是曹寅的二弟曹荃（已于康熙四十四年，即公元1705年去世）的第四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有一篇《曹玺传》说曹頫“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说明曹頫好学通古，有德才。清朝文学家袁枚在晚年的诗文中还曾忆及曹頫之才。雍正二年四月，大将军年羹尧征罗卜藏丹金告捷，曹頫表奏，恭贺圣功，曹頫贺年羹尧边疆凯旋摺上雍正朱批：“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看来曹頫文采很好。曹頫贺年羹尧边疆凯旋摺上雍正朱批：“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看来曹頫文采很好。
曹頫是个悲剧人物。曹家以往种种所导致的后果，全由他背了起来。他自己的亏空等后果，当然也由他背负了。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他的堂兄曹颙于北京病逝。
康熙为了有人奉养曹寅妻子李氏和儿媳马氏两代遗孀，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九，特批谕着内务府总管去问正在京城的曹颙舅舅---苏州织造李煦，让他在曹颙二叔曹荃（宣）诸子中选一个过继给曹寅。
李煦和曹家家奴吴老汉推荐了曹頫。
正月十二日，内务府提出将曹荃第四子曹頫给曹寅之妻为嗣，并继任织造之缺，给主事之职。奉旨依议。
二月初九日，曹頫奏辞南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抵江宁省署，省觐老母，传宣圣旨。
三月初六日接印视事，于此日正式上任。
在曹荃（宣）的四个儿子曹顺、曹頔（dí）、曹颀、曹頫里，曹寅最欣赏的是曹頫。康熙五十年（1711）春，曹寅不到两岁的小儿子珍儿夭折，三月二十六日写过三首诗，专门给随侍扬州盐漕察院的四侄曹頫，并寄给在南京的一班清客：《辛卯3月26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其中一首是：
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承家望犹子，努力做奇男。
经义谈何易，程朱理必探。殷勤慰衰朽，素发满朝簪。
说的是：我去世的二弟有多个儿子，其中有出息、可望成才的，是老四和老三两个孩子。承继二弟家的期望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努力做个奇男子......他并将曹頫从小带到江宁，跟在自己身边。
曹頫继任江宁织造后，康熙继续用他充当耳目，但这个“密探”和曹寅相比，只能是低级的了，一是他年龄小，没有什么社交圈子。二是其威望和曹寅没法相比。他的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康熙深知此情，对他要求不高。康熙皇帝曾给曹頫的一个请安折上朱批：“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这个朱批透露出三个信息：
一是曹頫还是个没成人的小孩子，如果他有二十来岁，以康熙的见识，不会称他为“无知小孩”，事实上，曹頫当时虚岁十八，放到现在，才是个高二的学生。没有一点社会阅历，当然是“无知小孩”了。
二是明确告诉曹頫：你当织造，纯粹是因为你的父亲，所以特别照顾你到这种程度，你要多多巴结。
三是你是我安插在江南的密探，事无大小，一概密奏，哪怕只是密奏个笑话也是好的。看来康熙对曹頫很照顾，也很信任！事实也是。
曹頫奏报雨水粮价、奏报总督赫寿丁忧离任情景、奏报杭州各属被灾情形，康熙问他：“闻得浙江雨水过多，民食甚艰等语，未知是否？”并让他“尔细细访问，”叮嘱他“奏闻要密才好。”
曹頫奏报种种情形，一般报好不报坏。康熙就曾朱批：“知道了。米价还贵，如何说得十分收成？”对他提出责备。
曹頫奏报也闹纰漏，把报盐差病故写在请安摺内，康熙生气了责他“甚属不合！”（呵呵，这事苏州织造李煦和扬州织造孙文成都干过，同样遭到了康熙的提醒和责备，不过语气就不是这么温柔了。）
曹頫奏报捐银三千两以供军需采买骆驼之用。
他遵旨照看前大学士臣熊赐履之子（可能也有监视之意，因熊赐履是已废太子胤礽的老师），并送银二百两，为其家盘费之资。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曹頫开始承办内务府售卖人参的差使。
这次内务府人参，分交江宁织造曹頫、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售卖。
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八月二十日，曹頫共分到六种人参七百三十八斤十一两四钱，售银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一两九钱七分七厘五毫。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奏请严催李煦曹頫送交售参银两，曹家只收得银八千两交付藩司。孙文成全部交齐，李煦分文未交。这件事办的不漂亮，也为他日后埋下了祸端。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六月十一日，曹頫请求将八省督抚承办七分红铜，赏给自己来办。康熙怕他受害，以他父亲曹寅承办的事作为例子：“当日曹寅若不亏出，两淮差如何交回？”拒绝他“此事断不可行。”因为“后日必至噬脐不及之悔。”虽说是拒绝了他，但也为其免了百分之百的后患。
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初大天文历算学家，安徽宣城人梅文鼎（字定九）逝世，康熙特派江宁织造曹頫监修梅文鼎茔墓。
曹頫在织造任上声誉挺好，人们称赞他的文和德，他也为老百姓办实事。比如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二十日，曹頫奏请圣安请求赐双季稻稻种，把双季稻做了推广。
但曹頫文德有余而能力不足。在任期内亏空日增，售参银两也不能多卖几两，更不能交迄。“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这都成为他日后获罪的祸根。
他处理事情忠厚有余而精明不足，政治觉悟不高。康熙晚年，皇子、宫廷人员及上司常假借圣旨，加派额外差事，曹頫接差完差却不奏报康熙帝。除损失钱财外，他不能体察假“圣旨”中烧制瓷器珐琅背后的巨大政治和身家危险（康熙帝规定皇子是不能自行制定瓷器珐琅的，那等同于争帝位谋反）。
是康熙发现后传旨曹頫，指出事端和后果，当然也有责备之意：
“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瓷器珐琅之类。今不知骗了多少瓷器，朕总不知。已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的罪，悔之莫及也。即有别样差事，亦是如此。”（“以后、声明”别字保留原貌“已后、声名”）
康熙对曹頫关护有加。当然也有为曹家计之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卒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继位，改元雍正，是为雍正帝。
曹頫的命运出现了转折，曹家的运命也出现了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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