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完几份公文后，饶有兴趣地读起苏轼的诗来。
看到《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这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颇有感触，但又觉得意犹未尽，遂在后面添上一句，变成“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意思是说经营家业不求富贵，读书不是为了做官，积德行善不求回报，著书作文不是为了流传后世，这时的曾国藩已纯粹是品性恬淡，超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了。
年轻时的曾国藩可不是这样，那时候，他的功利之心是很盛的，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好友刘蓉就说曾国藩是“锐意功名”，读书只为做官，做官只为求名。
曾国藩中了进士，到了北京后，学会喝酒应酬、请客吃饭那一套，沉溺在烟、酒之中，为物欲、名利所困扰。后来曾国藩写信给诸位弟弟说：“我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留给子孙后代享用为可羞可恨的事情，故我已私底下立誓，总不以做官发财以留给后人，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三十岁，此时的他虽然立志破除名利之心，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到，挣扎在天理与人欲之间，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有时甚至为了一点小利都会同他人争吵。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他和陈岱云到北京琉璃厂买纸，路过书店时看到一样好东西，便打算买下来，恰恰另一位客人也看上了这样东西，于是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架，最后老板干脆两人都不卖了。
曾国藩回来后痛责自己：“争名争利，甘为下流！”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居然梦见别人得到意外之财，而自己非常羡慕。
俗话说：夜有所梦是因为日有所思。曾国藩连做梦都想着名利，说明他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走向了极端。当然，他醒来之后难免又有一番自责，可是自责归自责，第二天他又动了功利之心。
曾国藩去汤鹏家饮酒，席间，大家都在谈论，昨天谁收到了“别敬”，今天又有谁收到了“别敬”，然后互相比较一下，场面好不热闹。
“别敬”其实就是当时贿赂的讳称，比如地方和下级官员在夏季给六部司官的“孝敬”，叫“冰敬”；在冬季给六部司官的“孝敬”，叫“炭敬”。曾国藩听见别人都在夸耀自己收了多少“别敬”，又为之心动。
回家之后，他又是一番自责：“本日听说别人收到别敬，怦然心动，真可谓下流矣！”
其实，人生在世，必有物欲，这是人之常理，但作为理性的人，要节制“物欲”，决不要做“物欲”的奴隶。可以说，曾国藩有一段时期也非常迷茫，名利一直是他以前奋斗的目标，但名利、物欲又是人的私欲，私欲膨胀，就会使人丧失善心，变成恶人、小人、妄人，人就不能修养成善人、君子、圣人，这是很危险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底，他说：“最近我非常郁闷，是因为我有非分的欲望缠身，造成身心俱病，可怎样才能戒除物欲，拔除功利之心！”
曾国藩带着这些疑问向好友倭仁请教。倭仁后来虽官至极品，但他是那个时代的非功利主义的杰出代表，为人严谨简朴，淡泊名利。
据说，倭仁从来不收礼送礼，一生根本没有贵重物品，甚至没有乘轿的钱。他有一件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无钱购置新衣，就用布在外面打上补丁。倭仁听说曾国藩的来意后，就说：“你必须将名利心拔除净尽，才能光明正大地做个正人君子，甚至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贤，你可从俭素做起。”
当时，倭仁在北京创立了吃糠会，自任会长，以提倡节俭，曾国藩欣然加入该会，决心清心寡欲从饮食做起。
后来，曾国藩给刘坤一写信说，“倭相服官四十余年，不名一钱，讲学持躬，不愧第一流人物”。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收到好友黄晓潭的信，黄晓潭在信中向曾国藩请教几个问题，曾国藩便在回信中说，我已回答了你的问题，你应该回报我。但后来他想想，觉得这种要求很不妥当，马上重写一封。
晚上，曾国藩将这事写在日记中，倭仁阅看后，告诫曾国藩，此名利之心切不可有，虽有之，而后能迁善改过，也是可敬的，此后断不可有。倭仁还时不时地给曾国藩敲一敲警钟。
在倭仁的督促以及不断的自省过程中，道光末年的曾国藩在戒除物欲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以曾国藩当时的官场位置，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珅学两招儿，从别人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身上弄些钱花，但曾国藩却非常清廉，他在京官时期“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亦未曾以此数赠人”。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谋得一个差事，外放到江西担任乡试正考官，然而到安徽时，却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于是回家奔丧。但此时他的家眷还在北京，要回湖南的路费成了问题。曾国藩不得不写信告诉次子曾纪泽，要他在北京开吊收取赙仪，如果还不足的话，还请朋友毛鸿宾代为筹措，他还在信中特别强调：“这些费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曾文正公留给后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结硬寨，打呆仗。
主要史料来源：《冰鉴》《曾文正公嘉言抄》《挺经》《曾文正公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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