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上午笔者参观了在长沙博物馆举办的《西京烟云——大同辽金元文物展》，心里产生了不少问题：山西大同为何是历代战略重地？何以成为南北民族文化融合交汇之地？辽代西京成为佛传重镇的渊源由来是什么？金代西京佛道儒并行盛况是怎样的？宗教兴盛又对当时大同的建筑风格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次展览的展品体现了西京怎样的民俗百业？

正好当天下午有一场题为《望西京——辽金元西京文化概述》的讲座在该馆举行，大同市博物馆副馆长曹臣明应邀主讲，于是，笔者与众多热心观众一起走进该讲座，听他拨云散雾，解读两朝重镇、三代京华的大同在辽金元时的前尘往事。

曹臣明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大同地方史研究、博物馆工作，对大同地区辽金时期的文物有着独到见解。他的讲座主要讲了辽、金、元西京的沿革与范围、宗教与文化、民俗与百业等三方面的问题。笔者上述问题都在该讲座中得到了解答。

关于辽金元时期西京的沿革、范围问题：

历史沿革：公元942年，五代十国中的后晋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奉献给契丹(辽) ，云州即今大同。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大同为西京。金代沿袭辽代仍设西京路。直到元代初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前，大同一直称为西京。同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从942年五代时后晋石敬塘起，到元末1367年，大同在辽金元三代统治下时间长达426年，其中称为西京的时间为225年(1044－1288年)。

辖区范围(图)：历史上的辽代西京道和金代西金路，范围基本重合，即北至今二连浩特，南至今雁门关一带，西至今包头市西面， 东到居庸关以西。其中大同府，包括今大同市县辖区以及向西、向东扩展的一部分地方。大同地区，处于南方农耕与北方游牧经济交界地带， 南北民族融合交汇之地，自古以来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关于辽金元时期西京的宗教与文化问题：

辽金元时期遗留给西京地区的文物遗产，首先当属一大批地上的古代建筑，绝大多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次是地下出土文物。

辽代西京大同为佛传重镇，辽初西京地区无大的建设，1004年“潭渊之盟”以后，宋辽间和平相处，西京的很多建筑，基本从这个时间之后开始兴建。西郊观音堂（1038年）、云冈石窟辽代“十寺”（1045-1064年）、华严寺薄伽教藏殿（1038年）和大雄宝殿 (1068年)、应县佛宫寺释伽塔（1056年)、灵丘县觉山寺砖塔（1090年）、天镇县慈云寺（1019年修）等。还有广义的西京范围内辽丰州辽白塔等。

辽代佛教兴盛，也与以辽道宗皇帝和一大批贵族的信奉与支持有关。如华严寺为皇家投资兴建，具有祖庙性质。

南、北方的古代建筑风格有所不同。辽金的古建筑出檐平缓、斗拱硕大，占地面积大，气势宏大、粗狂。楼阁式塔以应县木塔为代表，密檐式塔以觉山寺辽代砖塔、呼和浩特市辽白塔等为代表。

金代西京地区，佛道儒并行，尤其儒学繁荣，人才辈出。首先重修了大同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善化寺，兴建了云冈石窟的东部第三窟前的九间“灵岩大阁”，朔州的崇福寺、浑源县的圆觉寺等。金末元初，出现了很多佛教高僧和道教大师。比如华严寺的慧明和尚和他的弟子曾先后在燕京大庆寿寺主持、任全国僧人统。弟子雪庵和尚即李溥光，是高僧兼书法家。

道教盛行，道观林立，重要的有龙翔宫、开元观、玉虚观等等。丘处机曾在西京弘扬全真教。金中都十方大天长观(即现在北京的白云观)在大定年间重修后，天子下诏开坛讲法，“命西京路传戒坛主清虚大师阎德源住持，敕授提点观事”。

金代重视儒教，西京设立各级学校，如设立学官，教授诸部儿童学习女真文字，最多时学生至三千人，毕业择优赴上京，上京的教授之后，又备选各部官员。又设两处女真府学，每处生员六百余人。

两次开课考试。还设立一些私人的书院，比如浑源的“翠屏书院”。为浑源进士金代刘撝等所建。刘氏家族在金、元两朝，五代人共出进士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刘祁“文名满天下”，为金末元初文坛领军人物之一， 著有《归潜志》，该书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学价值。

元代的西京地区较开放包容，道教的道观及入道者很多，如发现了冯道真墓、李妙宜墓等道人墓葬。西京的文化繁荣，使得元代初西京出现了杰出的政治和文化人物。宰相刘秉忠，西京宣德县南堂寺僧人，出任元世祖时期宰相，他规划过元大都；画家高克恭是大同人，户口登记地即出生成长的地方为大同；杂剧作家吴昌龄，据元朝钟嗣成著《录鬼簿》中记载其为西京大同人氏。

关于辽金元时期西京的民俗与百业问题：

西京地区由于处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所以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并存。契丹、女真族、蒙古与汉族等不同的文化互相融合、相互共存。这里出现了北方的民俗，但大量的还是中原乃至各地的文化元素。在长达225年的西京历史时期，以及辽金元三代近420多年的时间积累中，西京出现百业兴旺的景象。

一是流行北俗唐风：

北方的习俗在衣食住行多方面可以见到，有些是吸收中原文化的结果。

墓葬壁画中常见有髡发童子形象，装扮用的铜镜上也有海东青捕天鹅、双鱼纹形象。墓葬中的侍女、寺院中的辽塑体型丰满，都沿袭了唐代遗风。

炊具食具中的铁赘盘是辽墓常见物品，用以烙饼。铜器多，铜盘多海棠形，见于上京、中京地区的瓷器形态。瓷鸡腿瓶在上京、中京地区体型更大，称为牛腿瓶。这些物品均是游牧生活的常见品。游牧民族后来开始定居生活后，使用的瓷器、陶器类物品大增。

居住形式，从辽代砖墓的圆形平面看，代表圆形毡帐。金元时期墓葬平面以方形为主，说明定居成为常态。而且从遗留的寺庙建筑看，木构建筑水平相当高。

出行的形式，从墓里的壁画中可以看到马与骆驼。一些特殊的物品，显示了新的习俗的开始，如辽代墓葬壁画中出现猫，明器陶柳斗、陶簸箕出现，一些吉祥图案物品的出现(如东风里辽墓。

以上这些习俗中的形象、物品，很多与中原不同。另外，由于民间信奉佛教道教的也较广泛，所以墓葬中出现的墓主夫妇像、罗汉像(又称真容偶像)等较多，供奉佛教、道教偶像的供桌、香炉、烛台等物品也大量出现。

墓葬习俗：

契丹人最早实行露天树葬、土葬，后来受中原文化和佛教影响，实行火葬，金元时期也沿袭了同样风俗。辽代的葬具多样，普通人用陶罐、瓷罐等来装骨灰，讲究的用石棺、雕刻花纹，最豪华的是辽代的一件琉璃棺。陶器魂瓶魂塔源于其它地区的唐代习俗，也受佛教影响，当时大同地区的魂瓶魂塔体型最大、艺术观赏性最高，集中了镂空、贴塑、彩绘技术，工匠的艺术水平与华严寺辽塑在同一时期，可有一比。

墓葬壁画：辽金元均有。

辽代砖墓前期简单，以门窗分割空间，反映屋内的情形。后期内容复杂，但布局零乱，以衣架等划分空间，反映屋内和庭院内外的情形，内容有侍奉图、宴饮图、出行图等，其衣纹勾线用圆笔。

金代布局较固定，正面反映墓葬寝室，两侧分别有备宴图（有备酒或备茶内容）、散乐图等。宋代皇家有“赏花曲宴”，不讨论国事，纯粹消遣赏花钓鱼、饮酒对诗词，影响很广。辽金砖墓的门口两侧都有童子、仆人形象。金代徐龟墓的墓道有出行图，其衣纹勾线用方笔。

大同发现的三座元代墓壁画主要为山水图，少量也有备宴图(备酒备茶图)。元代人有山水情节，反映了当时在元代民族高压政策下避世隐退、不问政治、寄情山水的形态，同时也是元代水墨山水画发展的体现。色彩采用单一的黑白水墨色。如冯道真墓“疏林晚照”、齿轮厂元墓“四季图”、“备宴图”等。

二是百业兴旺：

辽金西京在冶金、制瓷、建筑等方面有较大的发展，一方面在技术上吸收中原工艺，另一方面部分地保留了北方草原用途、形制。

铜器制作：辽墓中出土了很多铜器，如餐具盆、盘、碟、匜、 勺、筷子等，日用品烛台等，乐器鐃(类似于拔、镲)等。有的是仿银器而制作的。与唐之前的北朝不同，那时的铜器为铸造，唐辽时期为锤碟制成。胎薄体轻，不易摔碎，便于马上携带，所以具有草原游牧生活的气息。特别是海棠形长盘，与辽上京海棠形长盘的瓷器风俗一致。金代的铜镜制作使用了传统的铸造工艺，同样也制造出了优良的双鱼纹铜镜。

冶铁和采煤业：铁器为辽金墓葬或遗址中常见的物品，有农具铁犁，炊具铁釜、铁鏊，食品加工工具茶碾、铁臼等。

这时期北方已能够铸铁。大同城区中央四牌楼地下曾发现直径约10厘米、长约50－80厘米的坩埚排列的铸铁遗迹。云冈窟顶发现了一处辽金时期的铸造铁钟的大型遗址，坩埚直径约20厘米。在山西青瓷窑村遗址发现许多铁制工具，天镇夏家沟的窖藏遗址地也发现了相当多的辽代铁铧犁。墓葬中，如许从赟墓的大量铁器随葬品，反映了契丹（辽）人对铁器的喜爱和重视程度。铸铁业使辽金地区的生产力和兵器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元代浑源人孙威制造的铠甲，几乎刀箭难入，成为元军的首选。

辽金时期西京冶金铸铁业的发展，得益于当地煤炭普遍的开采和使用。云冈石窟第五窟东侧龙王沟辽金寺院遗址内，考古发现了屋内有地灶、土炕烟道等遗迹，表明煤炭使用已用于室内。瓷窑等各类遗址和墓葬中普遍发现使用煤炭的遗迹、遗物。元代大同地区煤炭的开采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收来源。

冶铁业也促进了辽地农耕的生产，增强了军队兵器的自给自足和战斗力。煤炭的开采，促进了北方定居生活和房屋的建造，也将城市分布线向北大大推移。

木作工艺：除了大量的现存木构寺院建筑能够体现高超严谨的木作技术水平之外，在小形细微的木作技术上也有体现。如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天宫楼阁和藏经的壁橱，是辽代经典的小木工作艺术品。

小木作家具制作方面：金代阎德源墓中出土了11件木制家具模型，是典型的宋式家具。在此之前，包括唐代，家具结构较笨重，腿部用材较粗大，是由卧式向高式家具过渡的式样。而宋式家具为典型的高式家具。结构受到木构建筑中榫卯结构技术的影响，结构合理而坚固，用材少而轻巧，装饰朴素无华。这批文物是研究古代宋式家具的珍贵实物材料。

制瓷业：大同是辽五京之中制瓷业出现最早的地方，唐代已有了浑源界庄瓷窑。 辽金时期以界庄村北面的青磁窑为中心，形成了浑源古瓷窑、大同西郊青磁窑、怀仁小裕窑、怀仁鹅毛口窑、左云县瓷窑等多个瓷窑的地区窑系。

辽代西京地方窑早期瓷器胎质粗黄、疏松，白瓷发黄。一般先上化妆再施釉，碗盘内底有四个不规则的小支钉痕。晚期质量提高，胎质细密、洁白。从大同辽代出土的瓷器看，受辽上京等地影响的瓷器较多：如酱釉类鸡腿瓶（辽上京地区称为牛腿瓶，体型更大）、刻花罐、剔花罐，白釉类刻花罐、剔花罐和梅瓶等。壶的器形较丰富。特殊的器物如釉陶三连壶、琉璃棺等应该也是受了上京等地瓷窑的技术影响多些。

金代白瓷胎质细密洁白，质量较好，外壁有丝竹旋痕，施透明油，但是碗、盘内底却留下一周七八个或十几个椭圆形泥钉痕、或有一周露胎的“涩圈”痕。白瓷受定窑的影响，如芒口的盘、碗等，壶的形式也受宋式的执壶影响。

酱黑釉的鸡腿瓶仍然继续生产，剔花工艺比较常见。如剔花黑釉罐、剔花黑釉梅瓶等最具地方特色，以大同西郊青磁窑的产品技术最高。

大同金代墓中还可见到来自耀州窑的青釉刻花小碗、建窑的黑釉油滴釉小盏、钧瓷香炉、（焦作）当阳窑的搅胎钵等瓷器。金代瓷器品种的增加，与金国占有黄河中游地区有关。从辽代中期开始到金代，西京出土瓷器中发现大量的酒具和茶具，饮茶之风也由中原传到北方。这在墓葬壁画中也能看到。用瓷器饮酒、饮茶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格调。

元代因地域辽阔而商品丰富，器类增加，当地能生产钧瓷，外来的瓷器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和影青瓷等。

总的说来，作为辽金陪都西京的时期，是大同历史上继北魏平城之后的第二次繁荣时期，也是处于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曹臣明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对辽金元时期西京的历史、宗教、民俗、文化及其它各行各业进行了梳理和解读，让听众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