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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共读|当你读到《褰裳》,你会想起谁?

《诗经》共读|当你读到《褰裳》,你会想起谁?

作者: 盆小猪 | 来源:发表于2018-08-24 19:43 被阅读66次

    一、精读文本

    国风•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已立秋,过了处暑,却依然闷热。此时读诗,要读得细,才好养心思。浮躁的时光总觉庸庸碌碌。细读始于认字,算作训诂,好过自己望文生义地和文本干耗着。

    (一)

    说来第一个要仔细的字,是“惠”。

    翻开《经籍籑诂》,便知《诗经》中的“惠”,不论传、笺、疏,都在“惠,爱也”这意思上作解。非但《褰裳》,其他经典里,比如《尚书》与《左传》,也作这“爱”来讲。

    古人讲爱,义于今人有别。现在说的“爱”,是动词,本意表示对他者的“爱”这种行为(包括心理行为,非只是行动)。

    但这个“惠”,在“子惠我思”中,不是动词。“子惠我思”的谓语动词是“思”,可与“子不我思”相对照而知。一个完整没毛病的句子不能同时有两个谓语,故“惠”不是谓语。若惠是谓语,则此句句意不通。朱子《诗集传》释曰:“子惠然则思我”,其文义通达。是以“惠”为“惠然”,作修饰谓语“思”的状语讲,属副词词性。

    是故这个“爱”,实为“惠然”,它不指那种被称为“爱”的行为,而是表明一种唤作“惠然”的精神状态。“惠”这种精神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一个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总会代表一系列观念的集合,这些观念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该历史时期内该字使用的语境,不会让该字被诠释出观念集合之外的意义,而使用恰是让该字各意义发生深化的连接。很难想象脱离《褰裳》中的“惠”的时代的各种意义,去自己独立解读出一种“惠”的合理诠释。

    简而言之,同一时期一个字的使用,会受该字在其他语境中的意义的影响。让我们来看“惠”字在其他语境中的意义。

    《逸周书•谥法》:“柔质慈民曰惠。知其性。爱民好与曰惠。与谓施。”那么,接下来我放飞自我地解读一下吧:

    惠,爱民也,亦即爱人。仁者,爱人。则仁者,可谓惠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此其同也,通也。故惠然,似言爱,实言同。所谓惠然,求同之心。

    以上纯属穿凿附会!当然了,不论古人还是今人,都会觉得牵强。但,这真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玉篇》解“惠”曰:“爱也,仁也,从也,慈也”。

    《诗经》共读|当你读到《褰裳》,你会想起谁?

    我上面说的,也没错。复有《说文解字诂林》释“惠”以“仁”。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惠,仁也。仁親也。經傳或假惠爲慧。
    从心叀,爲惠者心謹也。
    又:宋徐鉉、徐鍇注釋曰:“爲惠者,心專也。”

    让我们来看“惠”的字形演变。

    《诗经》共读|当你读到《褰裳》,你会想起谁?

    甲骨文并无“惠”字,故从金文看起。

    如下图所示,“惠”字字形皆从“心”,然文义多叙述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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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共读|当你读到《褰裳》,你会想起谁?

    这便涉及到《褰裳》,乃至其他诗篇相关的两个问题:

    诗》中的精神状态与心理活动,提供了先秦子学心性论发生的文化语境的材料;《诗》在先秦的文化语境中很难有特定的、独立的、绝对的意义,其意义不可能脱离在不同语境中交互存在的诠释。

    诗经的文本与其诠释,很多时候,并非是时间先后的关系,不是先有文本再开始想办法诠释。诠释与文本是共时性的互动关系。

    (二)

    因此,要断言《褰裳》是“一位女子戏谑情人的情诗”,这是不合理的,是脱离文本的主观臆断。(这个观点还会继续论述下去。)

    对此,我再引《左传•昭公十六年》以分析为证。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郑“六卿赋诗”: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

    其时郑国与晋国之间的博弈,读之亦十分有趣。然此诗若真被用于六卿赋诗,则诚如杜预论《左传》中赋诗的情形,或取首章。然我辈既然是读《诗经》中的《褰裳》整首诗,便不该只读首章了。

    但这些故事,知道了也好。去读那“子不我思”句,便觉有了告诫之意。毕竟诸侯国之间的外交,纵然国力不对等,地位终究是平等的。所以这“郑风”,是要将郑国的态度表现出来,不能让自己的国家跌了身份。但既然作为外交上的对话,其中的“告诫”,就不能代表郑国贵族的态度,只能代表“民风”,否则就是在得罪大国。

    于是,就算从《昭公十六年》来读《褰裳》,也会读到《褰裳》在《郑风》中的民歌面相去。而《褰裳》的民歌面相,由此说来,便又脱离不了《昭公十六年》,因这用处,本身既是文本,也是诠释。

    之所以会选择《褰裳》,那个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的“惠”,不就是个原因吗?郑国与晋国建交,是要求同,求从,求仁,求“惠”。这个“惠”,是《褰裳》可以用于“六卿赋诗”的原因之一,毕竟比喻,要找共通。

    (三)

    接下来,我们来讲《褰裳》的主旨是否是“思见正”的问题。其实,并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说《褰裳》不是在说“思见正”。

    《毛诗序》谓:“《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狂童恣行,谓突与忽争国,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

    这其实涉及历史学的问题。

    确实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褰裳》与“突与忽争国”之间有必然联系。但没有史料也不等于真的就绝对没有那个联系。

    疑古派总是怀疑别人的论断,却难得怀疑自己的怀疑。当他们要求别人解释别人的解释的时候,他们总是没有解释自己的怀疑。

    《褰裳》未必没有被郑国国民用于刺“突与忽”,而以《褰裳》为“思见正”,也未尝不是在提醒诗的讽喻功能的存在。诗的讽喻功能是历史中的客观存在,而需要以诗作讽喻的人,便可以《褰裳》为参考。这些人参考《褰裳》,在历史中作下讽喻诗,这不就是“历史事实”吗?但《褰裳》的这些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还是回到文本吧。

    (四)

    该讨论“褰”字了。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谓絝也。

    昭卄五年左傳曰。公在乾侯。徵褰與襦。杜曰。褰、絝也。方言曰。絝、齊魯之間謂之䙭。按今方言作䙭。俗字也。褰之本義謂絝。俗乃假爲騫衣字。騫、虧也。古騫衣字作騫。今假褰而褰之本義廢矣。

    “褰”做动词,讲做“揭”。揭起下衣涉河。

    “子惠我思”,是相从求同的心喜与思念的内心状态。这终究是在心里。若这情真在心里,人又怎会没个表达?于是,你心中念我,自然会来找我。看着你揭起衣裳,涉过河水,前来见我,心中动情。

    古人之礼,于琐细事情上亦可见。在乎礼的社会,必是注重人的仪容。《礼记•曲礼》就有侍立于君子之侧,所要注意的仪容礼节,其中有:“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

    据此读这句“褰裳涉溱”,便觉其情之真挚,可以忘乎仪容,其意远不止于“跋山涉水”。渡河非以舟船,而是亲身涉水,这便于行为的真切中看出了情思的强烈。较起句之静与情,开出了动与景的意境,这“褰裳涉溱”,让诗的气氛活泼了。

    若无“褰裳”的生动,“涉溱”便是死语。花间词派多把华丽辞藻堆砌,读之不见人的活动,尽是死物里埋了男女,再美的人,都仿佛在瓷花瓶上看得。不禁要问:假人关我何事?

    这词风,到李煜始迁。确切来说,是李煜作《昭惠周后诔》之后。《诔》中大量语典出自《诗经》《易传》。以此以后,李煜诗词里有了大处落墨写意的景致,如“林花谢了春红”,更有了人的行为,在精妙处传达出心中的情思,如“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

    有了人的活动,诗才会生动,读之便于不知不觉中为其情所打动。

    《诗经》之后,诗歌历史上写情思,若要写得绝妙动人,于技法上,仍是要不断回溯于《诗经》。

    (五)

    我实在不能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中读出毫不示弱或是旷达坚强。

    一首诗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因此读诗,也是在一种同一的心境中展开。

    “子惠我思”,是一种同而美的心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达行为,要将这种对他者的情具体化,便有了“褰裳涉溱”。这时,出现了“子不我思”,由“不思我”,破坏掉了之前的精神状态和强烈的情感,让心与行的动皆被一个“不”终止。

    这时的心境,其实并不会直接有什么不示弱之类的态度产生。这时的心境,是一种茫然失措,由此而生出具体意象意义的迷失,然后让整个心境变得荒芜。

    这种转变,由之前强烈的情感急转而下,自是让人明白过来后,会觉得难以接受。这才有“岂无他人”之说。

    这句“岂无他人”,是个疑问,且无具体实际的行为。其中只是荒凉心境中的无奈所戴上的面具罢了,并不是真正的旷达坚强。

    “岂无他人”?自是没有他人!除了你,我还能有谁?可是你不思我,难道就没人思我?难道你就不会思我?

    如果真的是“调侃戏谑”,这《褰裳》断然不适合出现在六卿赋诗的场合,更不可能被用于刺突与忽了。古人对这诗的语言中细微处的直观把握,总是比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我们要准确些的。

    《褰裳》的重章叠唱,句中字词变动甚少,句意并无改变,且只重唱一次。若是女的逗男的,而不是自己真正陷在那番心境中,便会是另一番吟唱了。

    二.郑诗之淫

    (一)

    《褰裳》里的“爱情”,自然从文本中读得出来,但这爱情必定不是某百科中描述的那个样子。

    这种陈见的产生,要说“郑声淫”的问题。

    《论语·卫灵公》:“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先言乐则韶舞,此论“乐”,后以郑声作比较,是以郑声为乐,而非诗。

    《阳货》:“子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则明确地说郑声是乐。

    以上两段文字,也说明讨论“郑声淫”必要的两个前提。

    首先,郑声之“淫”,是相对性的概念,须于参照中见,若只说郑声而无所参照,便看不出淫在何处。是故有韶舞,便知郑声之淫。

    进而,郑声之淫,是主体性的直观,对郑声淫的比较,在经由雅乐熏陶后的主体的心中自然形成,所以郑声淫这一结论,是一个本质直观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定性定量比较分析的结果。是故知郑声淫,可乱雅乐。

    本质直观针对概念而言。今人多有循“郑声淫”读《褰裳》者,净把注意力放在男女之情上,便知其所以为的“淫”,是具体事情的“淫(情)”,这种讨论方法,其实已经偏离了“郑声淫”的问题了。

    但认为“淫”是抽象的理性判断所使用的概念,也仍然不合理。淫终究还是在音乐的层面来说的,并不直接和理性思维相关。这也是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二)

    自汉以后,郑声淫被混淆与郑诗淫。此非独“声”与“诗”在概念上的混用,实为学者研究方法的改变。

    汉许慎《五经异义》言:“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

    此论有两点:其一,郑声淫即郑诗淫;其二,郑诗淫,是因为郑诗说妇人的诗篇数量比例很大。

    据此可以推论,许慎认为的“淫”,本质上是“说妇人”,或谓“言男女之情”。然说妇人本未必都是淫,许慎此说会让“淫”的范畴太过于宽泛。

    但反驳郑诗淫,并无太大意义。这里要论述的,是从《诗》的兴观群怨去看郑诗淫,会看到淫的不同意义,故知兴观群怨,本非一贯,言“郑诗淫”,本也合理。

    郑声既是音乐,便早已失传,究竟“淫”在何处,终只得就《乐记》等文献来推证。而此类文献记载,本是听者心中体验的主观感受,又掺有听乐之人先入为主的陈见,故此“淫”,于郑声来说,自是一种个体视阈中的“淫”,并不具有客观性。

    是故朱熹论“郑声淫”,言“以诗考之”,又将郑诗与卫诗在题材、主旨、素材、情思等方面作比较,来论证这种相对意义上的“淫”。《诗集传》云:

    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一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就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

    既是以“淫奔之诗”论之,则郑声是放在考察民风上看。这是属于《诗》的“观”的问题。朱熹《论语集注》把观解释为“考见得失”。所以“郑声/诗淫”,实则以之评郑国之政。

    于是,诗的郑诗淫与前文所说乐的“郑声淫”,并非一回事。而就诗来说,郑诗淫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应在读诗之前,持之为态度,否则便是抱有陈见读诗,这样只会读出自己的陈见。

    (三)

    “郑诗淫”的判断,隐含了对诗的理想状态的叙述,而郑诗不被认为符合这种状态。但郑风中诗篇的创作者,只是有感而发地歌咏,并未思及这理想化的诗。这便是一个诠释的断层:以郑风创作者的角度,去说郑诗淫,是说不上来的,作者不会自认在写“淫诗”。这便涉及到《诗》的“兴”的问题。

    朱熹释“兴”为“感发志意”。“诗言志”。至汉以后,文论诗论始盛行“诗言情”一说。情与志不可截然断开,然终是有所区别。观《褰裳》,则知郑诗淫,缘自“诗言情”。

    “情”在王夫之《薑斋诗话》中有详细说明。情的历史发生,早于“志”。《褰裳》的“兴”,是发乎情,而这种情,并非只是爱情,所谓的“爱情”,只能说是《褰裳》的素材,而素材不等同于主旨,所以这里还不能说爱情是《褰裳》的主旨。

    “郑诗淫”,离不开“诗言情”与“诗言志”的论争。

    (四)

    “郑诗淫”这个命题,仅就“兴”而论,其实含有逻辑毛病。

    说“郑诗”,是指《郑风》中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诗歌。

    徐渭认为,明以前无“诗人”。所以这里的“民间文学”也不是真正西方文艺理论所说的民间文学这种文学形态,因为它们不是特定的诗人群体的产品,这些产品也没有特定的消费者群体。

    所以,我们接下来称之为“民歌”。民歌的文本是即时性的,民间文学的文本是传播性的。民歌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是主体间性关系,而民间文学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各种鸿沟。

    徐渭复以为《诗经》之“赋比兴”,于民歌中最是自然寻常,不必如当世之人那般刻意复古地作。

    既然《褰裳》这样的民歌发乎情,自然在这种情形中,不会有所谓的“淫”,因为没有谁会说自己的“爱情”是“爱淫”,说自己的“新婚”是“淫婚”。淫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从接受来进行价值批评,这种行为,本来就违背了“郑诗”作为“民歌”的内涵。

    “诗话”是唐以后的说法。唐代的诗论的焦点在格律。是故宋人论“诗”,多论涉写诗,而少有关乎《诗》者。《诗》在经学的学术传统中讨论,并未与诗词评论完全融通。至徐渭、王夫之等人,方才圆融。

    三、自己读诗

    当你读到一首诗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当你读《褰裳》的时候,你会想起曾经那为你揭起裤脚、不辞辛劳跋山涉水的少年吗?他今在何处?他昔年俊美的容颜,是否已在你的回忆里褪色?

    当你读《褰裳》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远方家乡为你守在家中的妻子?她是否也曾向你抱怨,说你不懂得关心她,出门在外不会想念她,更不懂如何爱她?

    当你读《褰裳》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曾经风雨里的自己,冲着他离去的身影大吼:你走啊,又不是没人爱我;然后孤单一人恸哭?

    你们的世界里,只有彼此,除了他,还有谁来爱你?除了他,或许,他还可以成为一个更爱你的他自己。

    当我们读诗的时候,我们心理总会有个谁,用他带到我们生命中的过往,向我们诠释那首诗的另一个面相。每一个久别的故人,都会是未来相逢的一首诗。

    如果你的女儿,是吟唱这《褰裳》的女子,你当如何读这首诗?如果你自己就是这《褰裳》中的男子,而你所亏欠的心上人在向你吟唱这首诗,你该作何感想?

    有时在想,读诗,不存在主观客观的方法问题,也不存在主体客体的审美问题。读诗,读到通情达理,就好了。

    这些都是读诗的有趣之处,却并不是执着于一个所谓的“自我”去读诗。毕竟,诗不是你照见自己的镜子,你的诠释才是镜子。若要看这个自己,又何必非要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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