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便对贪官大开杀戒。建国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合谋盗窃官酒而遭“弃市”（在闹市处死后将犯人曝尸街头）；两个月后，商河县令李瑶受赃被判杖死。宋太宗即位后，肃贪丝毫没有松懈。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宋太宗还规定：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
其后各朝，不但对贪腐保持严厉惩治，而且还从道德和自我约束方面做出了表率。陈师道的《后山谈丛》记载，宋仁宗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宋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于是停下筷子拒食此物。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矫其所为”，不单是指亡国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后激进变法的王安石。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此前近百年涵育起来的道德底线被冲破。此后，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最终走向了彻底灭亡。
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径
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脸上没有任何标签，这些人升官的手段各有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谋取私利。
似忠实奸谋取信任
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很快将闲置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上台后，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当时大臣们对废除青苗、保甲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议暂时保留。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五天之内，必须废除免役法。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在司马光眼里，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
裙带关系平步青云
蔡京的儿子蔡攸，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几年里由“御赐进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他“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可见青年时就不学无术。当小官时，“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有一次宋理宗夜间出行，见西湖上灯火异常，对身边人说：“此必似道也。”命临安知府史岩之告诫他，谁知史岩之却说：“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史岩之所以举荐明显“带病”的贾似道，自然是想讨好贾妃和理宗，使自己的官位再上层楼。
阿谀逢迎甘为帮凶
宋徽宗时期，大太监梁师成炙手可热，人称“隐相”。官员王黼抓住一切机会“父事之”，最终得到了梁师成的欢心，成为宰相。王黼也是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典型。他掌管应奉局时，“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十分之一），余皆入其家”。掌握了大权后，卖官便成了王黼敛财的另一工具，朱弁《曲洧旧闻》说他“公然受赂卖官，有定价”，要升任直秘阁（相当于今厅局级），至少要花三千贯钱，想升任通判（相当于今地市副职），也要拿出五百贯来。
“带病”之官为何还能提拔重用
要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拔新人是朝廷必然之举。然而提拔什么样的人走上高位，却大有玄妙。到了北宋晚期和南宋时，这些“带病”之官为何如此受青睐呢？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拿蔡京为例。宋徽宗时，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权臣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奸臣当道自是必然。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船队）”和艮岳（北宋末著名宫苑）的修建。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蔡京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
三是同恶相济。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当政者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财。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毕竟是个别现象。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塌方式腐败。以巨贪朱勔为例，在他主持花石纲期间，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宋史•朱勔传》说，在运送花石的过程中，“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这些连“小官”都称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贪污横行，就是小人当道带来的巨大影响了。
从宋朝官场的先清后浊可以看出，用人切忌只顾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提拔品德操行皆败坏的小人，其带来的恶果远坏于所能获得的成就。其次则是要有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不能让小人当道后再呼朋唤友，同恶相济。而要让他们只能在约束下老老实实地做事，不敢有非分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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