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小乡村，春天跟着奶奶去地里翻地，夏天光脚踩着河边的草，秋天和冬天在我的印象中并不深刻，依稀记得大约很早穿上了毛衣和棉袄，我们小孩子会比赛，看谁的衣服穿的多，一层两层三层掀起来，“我穿了三件。”，“哈，我穿了三件半。”，“你胡说，哪里有半件衣服！”，“诺，你看是我的内裤呀。”，“那我也是三件半！”
我总是不大合群，有一部原因是我家的关系跟隔壁不好，好像很早以前吵过架，彼此说过“老死不相往来”这类的话，所以当小孩子们一同玩耍的时候，我总是躲得很远，隔壁家有三个跟我同龄的女孩，我只有一个人，只好默默地退出。
隔壁家的男人姓刘，女人姓黄，是我家的亲戚，我分别叫他们黄伯伯和刘伯伯。黄伯伯按理应该叫她“黄醸醸”，她是我爸爸叔叔家的女儿，听我爸说起过，黄伯伯是他家的独养女，也许是想要一个男孩，也许又是想将女孩当男孩养，在我爸爸记事起，就一直称呼她“哥哥”，到了我这一代，也就都叫她“伯伯”。我倒是从来没有质疑过这样的称呼，大概是因为从小习惯的缘故。
黄伯伯和刘伯伯共生养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出生后，乡村开始积极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黄伯伯躲过了上环，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跟刘伯伯一同外出，躲去了另一个乡村的亲戚家里，生下了二女儿。到了生小女儿的时候，黄伯伯去了海边的渔民家中，躲了七八个月，刘伯伯接回了她跟小女儿。我也从没质疑过为什么他们家有三个女儿，而我家只有我一个。
因为父母都在城里工作，在我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我被父母从乡村接到了城市，跟刘家三姐妹原本就不熟络的关系，更加变得虚无缥缈。
在我初三的时候，爸爸有一次将我带到了医院，原来是黄伯伯得了肝癌晚期，爸爸特地带我来看她。我们进去病房的时候将近中午，黄伯伯刚结束一轮化疗，躺在病床上，气色看上去还可以，刘伯伯坐在旁边，看我们进来了，便笑着朝我们招手。我爸问：“哥哥今天觉得怎么样？”，又转头推了我一把，“我带囡囡过来看看哥哥。”我于是大声地说，“黄伯伯好，刘伯伯好。黄伯伯你好好休息，病马上就会好的。”黄伯伯看着我笑了，刘伯伯拿了一罐旺仔牛奶出来，打开递给我，我接了拿在手里，并不往嘴里送。
等到出了病房，爸爸接过我手中开了罐的旺仔牛奶，扔进了医院大门口的垃圾桶里，他说：“医院的细菌病毒最多，你不要吃这地方的东西。”我低着头跟在爸爸身后，那时我对癌症没有任何概念，加上黄伯伯同爸爸的关系不是嫡亲，而且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我们两家的关系并不好，我认为我们只是礼貌性地探视。
一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突然我发现爸爸对黄伯伯的事情上心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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