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在飞机上吃一片生火腿，梗在喉头怎么也咽下不去 ，必要吐出来才了事。现在呢，生蚝、生火腿、生三文鱼，我可以吃得津津有味；打开橱柜，乳酪、干乳酪、茄汁，西洋香草，已经代替了“生抽王”；曾记当初，那些洋绅士洋太太在我脸上手上行过亲吻礼，事后我总要抹上一把，现在再也不抹了；我又觉得，女人穿低胸露肩衣服比穿什么都好看。从前死死抱着的东西也慢慢松抱了。
比如“故乡”两字，有人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故乡，看来不无道理；又有人说，哪里有艺术哪里就是故乡，也说得通。什么主义啦，伟大理想啦，变得更加渺茫……”
———卢岚《巴黎读书记》自序
仿佛不止一次，我从佛教经典中学习到告戒人怎样放下执著，回归于空与无。但是作不到。卢岚却轻描淡写地说，从前死死抱着的东西会慢慢松抱，这一切原来都是在不经意之间。看起来举重若轻，背后却是三十多年跨越时空的隐忍和修行。
“认识”卢岚是在辽宁省的《作家》杂志上。那时候她在《作家》上开了一个“塞纳河畔”的专栏，每期都写，《卡夫卡或四维空间》，《雨果的流亡岁月》，《春去春来布拉格》，《在海底行走》，笔触一直在欧洲游走，于是以为这是翻译过来的作品。而且从文字的沉稳和冷峻便武断地当作是青年男性。直到慢慢由作品开始去关注这个人，才知道她是一位旅居法国多年，六十多岁的华人女作家。
1962年卢岚从广东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在国内任教十年，七十年代去了法国。这一去就是几十年，让她变成一个彻底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法国太太，尽管她还是中国国籍。就像在《巴黎读书记》自序中写的，现在的她吃生蚝、生火腿也可以津津有味，接受洋绅士洋太太们的亲吻礼也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我又觉得，女人穿低胸露肩衣服比穿什么都好看。从前死死抱着的东西也慢慢松抱了。”
许多东西，很重很累，明知道背在身上不好，却无法放下。譬如请客送礼，虚荣攀比，言不由衷，琐碎的客套，死亡的婚姻，沉重的人情，仿佛与生俱来，身不由己，不快乐，不自由，心里在拒绝，却闹哄哄表演到底。可是你真的改变不了吗？真的无法放下吗？我看也未必，卢岚告诉我们，从前死死抱着的东西，也会慢慢松抱。只是时间和习惯问题。在一种文化中浸淫太久，就会形成惰性，把很重很累的东西背负在身上，即使压得喘不过气来，也愿意去思考它好还是不好，该不该舍弃。所以放不下，改变不了，只不过是一种惯性和惰性的作用而已。
卢岚在中国接受过理想主义教育，还有多年养成的中国式饮食和礼仪文化。在法国多年，都完全改变了。为什么？因为在异国的环境里，这些惯性和惰性都没有了。在一种新的环境里，慢慢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在中国的世俗生活里，结婚是一场很重要很认真的闹剧。规矩多如牛毛。踩门择日看八字，彩礼钱开箱钱下轿钱改口钱，迎新送亲闹新房，回门认亲，折腾个半死，其实一开始就把婚姻推向了绝境------从一开始就告诉你，婚姻不是你们俩个人的事。可事实上，折腾完之后，还是俩个人的事。你哭你笑你喜你悲，没有人再理会。大家吃完闹完了一哄而散，你慢慢收拾残局吧。好与不好，大家都离的远远的。据说一个地方为闹新房打死了新郞，原因是打新郞是当地的乡俗。人死了，没有人出面承担，新娘子也不见了踪影。这就是我们死死抱着的东西，原来如此冷漠，如此不值。
在一种文化惯性里，很多人并不去思考需不需要这样，只看大家怎样，从前的规矩是什么。搬新房请客收礼，孩子上学请家教，有了房子要换大房子，换了房子拼命装修，……一定要这样吗？不这样又怎样呢？很多东西其实并不关乎内心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都是面子上的事。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了，就随大流吧。这是一种无形的“场”，把所有的生活都卷进去。想要拒绝，想要松开，想要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对于故乡，很多人把故乡当作一生的行囊。但是热爱故乡，也许只是一种惯性下的误读，一种从众的说辞罢了。但你无法去除心底的不喜欢，无法去除它给你带来的不舒服。可以坦诚地说，对于故乡，我的确没有多少好感。它只是我出生在这里并且生活了几十年的一个地方，除过习惯，我找不到多少让我值得爱恋的地方。在近几年的开发建设中，已然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和垃圾场。人们宁愿用冷漠傲慢维护可怜的自尊，却不愿付出多余一点点承担起可以承担的公共责任和道义。院墙内清爽整洁，院墙外臭水垃圾，关起门来过日子，树叶掉下来自己先躲开，没事的时候说说别人的悲剧娱乐自己的情怀。这种文化场像强大的染缸，浸染久了，便习以为自然。仿佛癞疮疤在自己头上，慢慢也就当作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和耳朵一样好看了。
鲁迅在《故乡》里怀念一望无际的西瓜地和少年闰土。但我确定他未必真的喜欢故乡的人和事。他只是因为离开了故乡，坐在城里的书房里才这样写了。人总是要在远离故乡之外，才会怀念故乡的好处。还是卢岚的话，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故乡，哪里有艺术哪里就是故乡。“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为家”，白居易也这么说过。那个地理意义的上故乡，通常让人既向往又疼痛。故乡在哪里呢？它其实在渐行渐远里被多次曝光，渐渐还原为一种虚幻的指向。
认识自己死死抱着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回事，或者不值，是要在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之外的。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从前死死紧抱着的，换了一种环境，一种心情，才发现白白耗费了那么多时光。
在复杂的世界面前，
我不可能跟它一样复杂，
就以简单的思想来面对吧。
我站在一边，静静地观察……
-----卢岚《巴黎读书记》
卢岚就是这样，把你带离跟现实很远的地方，去布拉格瞻仰卡夫卡的故居，带你进入布拉格的四维空间，到寒冷的西伯利亚聆听马金尼的音乐人生，在一个岛上领略雨果法兰西的流亡岁月，在塞纳河畔感受帕基捷尔纳克的“幸福”生活，在中亚消失的马尔纳海底行走，在流逝的岁月里聆听托尔斯泰夫人诉说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悲凉……她不是自说自话，不是给你晒她到处走动的旅程，而是带你进入人物的命运和思想的深处，一起感受那些人事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岁月里的悲欢。读卢岚的《巴黎读书岁月》和《文街墨巷》，是一趟思想的远行，让你忘记身边的琐细，忘记世俗的不值，让你为紧紧抱着的故旧汗颜……总之，她没有特意要让你去一个高处，但是不知不觉，你就觉得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30多年寓居海外，她的生活里洗净了哄闹和街市的气息，文字里穿透着“沉痛而隐忍”的冷静，没有浮华和崇高，有的是自然，时光，慈悲。
没有人规定一生必须在一个地方以终老。
长期在一个地方，人会对僵化的东西习以为常。
卢岚在海外二十年，才敢说以前死死抱着的东西慢慢开始松抱。
那么要看清一些事情，是需要距离的。
如果你有勇气离开，
你就知道老地方的好和不好；
如果你站在山顶，
你就知道山下的风景值和不值；
如果你开始上路，
就就慢慢知道从前紧抱着的应该松开。
当代北漂走出的作家水木丁在她的一篇文章里写到：县城生活就像一件紧身衣。所以她在一段时间里跟家人闹死闹活，就是为了离开县城。其实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思想丰富的人内心积压的东西太多，而身边那么多人表现出巨大的关心和干涉，唯独不会关心她内心的东西。那么这些良苦用心便成为一种控制，一种以爱的名义的控制。离开之后，再怀念那些故乡岁月，却是无尽的悲悯和同情。
离开之后才会放下，放下之后才会释怀，释怀之后才能建立独立的人格。在卢岚的作品里，你会看到她的平常心，宽容心。一个人不再执著于一种习俗和文化偏见的时候，他的笔下便会表现下发自自然的悲悯和同情。看她的《访巴尔扎克故居》，《梵高·翻腾着的颜色》，《雨果的流亡年代》，《屠格涅夫的法兰西岁月》，你会看到一个新鲜的视角和令人惊叹的世界。她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看待前尘往事里的伟人。她说，“不管面对的事物有怎样的历史，或世俗的重量，或轻如浮尘，我只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文字组合，留住它们过去的一刻”。这就是跨越了中西文化鸿沟的卢岚，她以博大的胸襟，为我们解读脸谱化了的文豪巨匠的平常生活。她写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国家机器没有什么指责和批评，对《日瓦戈医生》的获奖没有一字褒贬，我看了却想哭。一个人得走多远的路，得经历多少暗夜的哭泣，才能洗净岁月的浮华，放下满身满脑的执见，直逼心灵呢？
2016年9月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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