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达酒店的自助餐厅，有一个文化展台，上面摆放七本儒家经典小册子，《论语》赫然摆放在首位，还包括《孝经》、《易经》、《大学中庸》等。作为美国温德姆酒店集团品牌之一的华美达酒店，能够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心中不免为之点赞。
曾仕强曾经跟一个美国人开玩笑：“把中国整个送给你，好不好？”美国人一直摇头。曾仕强说：“怎么不要呢？你们打这个打那个，无非就是要人家的东西。现在把整个中国送给你还不好吗？”美国人说：“过不了几年，我们通通讲中国话了，美国文化就消失了。”
美国人知道曾仕强是在开玩笑，但那句“美国文化就消失了”，却展示了他对本国文化的敬畏之心。也许有人说，美国文化就只三百多年，稀罕一下也应该；中国文化多悠久多庞杂？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关乎认知能力。
曾经看到一句断语：“喜欢《论语》的人是垃圾。”哑然失笑。《论语》虽不完全代表中国文化，但《论语》的雄风，却是史上之最。宋朝第一文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当然，赵普口中的“天下”，是愚昧统治的“君天下。”反愚昧统治者反《论语》，情有可原，但喜欢《论语》的人也因此成为垃圾的断语，似有连坐逻辑：用刀杀人，满城捉拿卖刀人；火烧圆明园的，不是八国联军，而是发明火药的中国人……断语者首先把《论语》定为垃圾，然后套上“喜欢……的人是……”公式，于是，“喜欢美国的人是汉奸”、“喜欢狗的人是狗”，众所周知，这只是一个笑话。
喜不喜欢《论语》，是君的权利；但武断地以此作为判断人的标准，未免殃及池鱼，我仿佛看见“一好遮百丑”、“一恶掩百善”的魂灵，从悍马汽车粗大的排气管里涌出，裹上了喷口而出的浓痰外衣；我仿佛看见“不左就右”、“一边倒”的文革语势，状如心电图的波峰，吹皱了芭比娃娃的拖尾大摆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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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批斗《论语》的断语者，其理由为孔子是儒教创始人，而正统儒教专门教化人民愚昧，让人民充甘当奴隶。在当前渴望自由民主的天空下，《论语》当然垃圾了。我不敢恭维断语者是否真正看懂了《论语》，是否真正了解孔子的经历；我无法判定断语者此生是否用过《论语》中近百个成语，是否引用过孔子名言警句。我只能想到一个词：闷躁。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七：“俊臣对王氏道：‘我们船中闷躁得不耐烦，如此最好。’”阿英《敌后日记摘抄· 七月二日》：“蚊扰之剧，为过去所无，只得仍移至院中露宿，依旧不得安也，遂在闷躁中度过全宵。”由此可见，闷躁的特征是：心里不畅快，却又碍于面子，或孤寂，或恐惧，或不屑，总之无力或不能释放，继而闷闷不乐，长此以往，心态躁狂，性情骄浮，观念偏执。若偶遇弱者，一巴掌扇来，置之于死地，又恐围观，迅速复“礼”；或形影相吊，孤芳自赏，自言自语；或逮住他人片言只语，突发断语，石破天惊之后逃之夭夭；或专攻死人史书漏洞，一叶障目，言之凿凿；或善用网络遮面功能，恣意偏激，剑走偏峰，彰显无畏，消释闷懑……
从心理学角度讲，闷躁属于恐惧逆反心理，最易让人失去理智，失去常态，失去客观，失去理智，一元思维，言行粗暴，但在远离熟悉场景的“船中”，“如此最好”！
譬如《论语》。《论语》共有二十章，第二章“为政”是孔子为政的主要思想，开篇第一段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首先强调执政者要自己有德。在第九段回答哀公“何为则民服”时，孔子的方法是“把正直无私人的提拔上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这也是他“亲君子、远小人”的一贯主张。在第二十段回答季康子如何“使民敬、忠以劝”时，他说你要用庄重的态度对待老百姓，你对父母孝顺、对子弟慈祥、选用善良的人又教化能力差的人。当鲁国国君定公问“君使臣，臣使君，如之何？”孔子要求君主先要有礼：“君主应该按礼的要求使唤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事奉君主。”当子贡问及“仁”时，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仁爱之人，自己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
孔子一生信仰“礼”、“仁”。对于“礼”，他敬奉周礼；对于“仁”，他敬奉尧舜。《论语》的总结章是“尧曰”。孔子提出君主要重视四件事：人民、粮食、丧礼、祭祀；要“尊五美”：君子要给百姓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使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厌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图钱财；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应“屏四恶”：不经教化便加以杀戮叫虐；不加告诫便要求成功叫暴；不加监督而突然限期叫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叫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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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断语者结合现实官场，真正体味这些主要观点，不知有何感想？也许君要说，这些观点于我何干？与时俱进，我需要自由！可君真正懂得自由么？被视为现代自由之祖的《人权宣言》对自由的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在“无害于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有了西方法律、礼仪、博爱、文明秩序。
在我看来，孔子的“仁爱”与西方的“博爱”精神一脉相承，都要求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尊重他人，从而达到人我的相互融合，调节人际关系。英国著名作家笛福说:“害怕危险的心里比危险本身还要可怕一万倍”。对于视《论语》为垃圾的闷躁而言，害怕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确实异常可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场时移势易的“加减融合”史，是一场学者理论被意识形态化的“运用政治”史。但这种“加减融合”、“运用政治”，只能是后世当权者，而创始理论的学者，终被钉上“十字加”，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
有人说，孔子是个官迷，一生在谋求当官，但孔子的“仁礼”并非当时正统。孔子当官的目的是什么？是传播他的为政思想，他在《论语·秦伯》里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他的官道至少强于当今某些“贪道”。正因为孔子“吾待贾者也”，直到五十二岁，才被鲁定公委任大司寇，并兼任代理相国，他诛杀乱臣少正卯；他稳定鲁国物价、路不拾遗、商客宾至如归。但看到鲁定公开始整日沉迷于女色歌舞声之后，孔子对鲁国彻底失望了，开始了为期十四年的周游列国……
遗憾的是，逐步让现代自由将孔子钉上“十字架”的，不是他本人和他的理论，而是为君王策论、构建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李斯、董仲舒、程朱。李斯“焚书坑儒”的谏言，被秦始皇采用，开启了封建时期“愚民统治”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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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是为摆脱黄老之术。在《春秋繁露》中，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炼为“三纲”；将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发挥为“五常”，也就有了后来遭受现代自由病诟的“三纲五常”。但真正将“三纲五常”与《论语》攀上关系的，是三国时代何晏的《论语集解》，何晏对《论语·为政》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集解为“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
程朱是指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创造了影响后世的“程朱理学”。最为核心的观点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但这些观点最初是给君王“德治”提的要求，致使程颢不受重用，未行而卒；程颐曾遭多次罢免，甚至追毁了其著作；朱熹也是郁郁不得志。直到元、明、清三朝君王，都主动将他的学说加以改造，并尊为正统，程朱理学才真正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尤其在清代，程朱理学被乾隆的高压态势扭曲，成就了一场轰烈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国家“愚民”运动。
也许君还想说：若无孔子，岂有儒学？若无《论语》，岂容董仲舒、程朱之流迷惑君王？如此这般，我只言“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甄别，需要清读历史。尽管历代当朝总要有意修撰，所幸还有《史记》，还有《中国野史》，还有无数民间有志之士的原版藏……我非儒者，也非誓死捍卫孔子和《论语》，但只愿做一个清醒的读者；我非正统专家教授，亦如于丹学术集解和断语，但只愿做一个客观的明者。
时代是进步的，历史是永存的，读史明智，鉴往知来。面对无奈且似又奔袭而来的闷躁气势，我仍欣慰：君还爱国，因为君此刻仍脚踏中国土地；君还孝慈，因为君尚未饿死父母；君还善良，因为君尚未鞭尸孔子；君还守法，因为君尚未住进监狱；至于君的缺点，充其量，也就只是一个闷躁友而已。
清朝杭世骏在《质疑·诸史》中说:“时移势易,踵事增华,亦不得独罪商君矣。”我无力奉劝闷躁友如前述美国人那样，敬畏中国传统文化。但闷躁伤身，《黄帝内经》说：气血不畅，容易脏腑功能衰弱。劝君还是静下心来，清读历史，清透心情，包治“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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