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涅阳三水
再一次打开《我们仨》，想到了之前看到的编辑札记，《我们仨》的出版编辑，回忆这本书的前前后后。
编辑的回忆里，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先生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
这时候的杨绛已经八十多岁，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都住进了医院，她每日奔波在两个人的病床前。
闭上眼睛想想，就会眼睛潮湿，八十多岁的人啊，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可是她却要照顾自己的两位至亲！
生活的不易，一家人聚在一起的不易，从这本书的形成中，再次真切的感受到，实在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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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在回忆中还说：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对于钱媛，了解的并不多，可能是没有相通的领悟的原因吧！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哭，无奈，还有浓浓的不舍，从这篇编辑札记里，有了更多的体悟。
钱媛也是一位学者，一家人从事着相同的职业，都是与文字打交道的。
想着她生命的最后，在护士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本书里相关内容的部分创作，离世的前六天啊，那是怎样的一份毅力在支撑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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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着杨绛生命中的那段日子。
1997年3月，钱瑗走。
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也去了。
相继失掉两个最亲爱的人，杨先生心里的哀痛可以想见。
年近九十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
1999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年，把三联书店6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钟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
这样的文字，忽然间想到《射雕英雄传》里的杨过，十六年没有见到小龙女，把自己交给疯狂的武学开创中，黯然销魂掌才得以呈现世人。
化悲痛为力量，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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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人，在生命中，总会有面对生死别离的场面。
那种切骨的、撕心的痛感，又是多少人可以感同身受的呢？
想到余华的《活着》，阿福活着的日子里，离世数位亲人，其间的痛也可想而知。
想到曾经的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在爷爷离世的时候，跪在爷爷的灵棺前，在写作业的算草本上写了几个字：
老师：我爷爷离开我了，我要送他最后一次，要请个假。
我要送他最后一次。
这几个字，一把重锤一样，袭击了我的心，一个六岁多的孩子呀！
那份心里的痛，又是多少成年人都无法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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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用她温暖的笔，幸福的情，在回忆属于他们仨的日子，是甜蜜，是淡淡的欢乐，是清凉的愉悦。
也许这是痛，这种痛，让每一个阅读它的人无法自持，痛苦不堪。
可是，杨绛老师用回忆的方式呈现，那些痛，就变成了幸福的点滴。
现在的很多电视剧，对于苦痛总是插入幸福片段的回忆，它的作用，其实就是遮盖现实的痛。
回忆，幻境，都是无法直面的痛感再现，越是甜蜜，睁眼后，看到的现实越是疼痛。
“杨先生的文字，还是像过去那样，含蓄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安静的，难以言表的忧伤，都在字里行间。”
出版编辑的话语一语中的，每一个幸福的片段背后，每一个甜蜜的细节背后，看起来很节制，是一种淡淡的哀伤。
对于读者的我们来说，这就是杨先生表现出来的最大的最深的疼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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