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鸿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子谓《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韩子曰《春秋》谨严。吾于《春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见之矣。天子无德，不能治天下，故贬之；诸侯不义，不能匡天子，而相争伐，故退之；大夫僭逆，弑其君，篡其国，乱君臣之分，故讨之。所谓谨严者，谨于礼，严于义也。凡失礼者，必书之，以为世鉴；华乱于夷，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大笔讨之，以为覆载不容，此其所以谨严，而使乱臣贼子惧也。而后世之秽史则有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三国志》之曲隐，《魏书》之美饰，人皆恶之，而不知秽史之源于左氏也！
孔子于灵公之死，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直笔也。左氏载曰：“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曲笔也。《春秋》，经也，圣人之制作，学说当折中于圣人，而学者多忽春秋，反轻信三传，何其悖也！《春秋》称晋赵盾，而不称晋大夫，直名之，诛讨之辞也，为晋之臣，而弑晋之君，尚安得为晋之大夫乎？称君之名，而不称公，贬绌之辞也，则晋君之无道，而致臣之弑也。臣以奸诈弑其君，不得为大夫，而为乱臣者惧；君以无道为臣弑，不得称公，而为昏君者警。赵盾之弑君，彰彰矣。左氏不敢直与圣人之经悖，倒黑为白，则为曲笔，曰赵穿攻灵公，太史书其弑君，则曲其辞曰“亡不越境，出不讨贼”，假圣人之口文之曰为法受恶，益之也。甚矣，左氏之狡也！而论者多曰春秋书赵盾弑君为责备贤者之辞，呜呼！何轻受其欺也！可欺无识之君子，岂可欺天下明眼之贤达乎？固有识者辨之矣。
赵穿，盾之弟也，晋灵公不听盾之谏，而忌盾之权重，欲图之，而盾先闻，逃之，不久，盾乃引兵攻杀灵公于桃园。夫何速也？则穿之攻灵公，岂非盾之所使乎？灵公之弑，主者盾也，助者穿也，为法责其主。亦犹曹髦之欲图司马昭，而昭使成济犯阙刺之也。昭诛成济，而盾不诛穿者，以其弟也，不惩穿，而庇之以为辅，专晋之柄，盾弑君之逆明明而可见矣，尚何疑哉！若曰为法受恶，责备贤者，夫责备贤者，以其道之不尽也，如子文未能正楚之僭，岂以覆载不容之罪加之以贤者乎？盾未弑君，以不越境讨贼而曰弑君，不责实弑君者，是为法不公也，穿弑君，而曰盾弑君，是书法不实也，以此行法，则大臣之冤也大矣；以此作史，则大恶之逃也多矣。夫孔子岂冤赵盾，而为不实之辞哉！赵盾实弑其君，非为越境不讨贼也；赵盾为晋之权奸，非为古之良大夫，为法受恶也。观其后嗣，久执晋柄，三家分晋，赵为最多，其怀奸植党于晋也久矣，而犹曰赵宣孟之忠，呜呼！公论之不明于天下也！弑君之贼而不受诛，亦不受责，而反获誉，天理尚有存乎？此弑逆之所以相寻而难止也！人道其有夷灭之危矣。
孔子惧之，故作《春秋》，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必直书之，大讨之。赵盾实弑其君，灵公之死，盾为主谋，而盾以狐媚得晋国，士大夫多曲为之饰，盾权倾天下，无人敢道其恶，微孔子《春秋》之作，孰知其恶，乱臣贼子尚何惧哉？此《春秋》之所以为大也。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天子诸侯大夫有所失，诗必刺之，盾弑其君，而无刺之者，此《春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春秋》，王者之事，天下无道，弑逆之恶，而不受惩，乱臣贼子横行无忌，无公道矣；权奸受誉，无公论矣；则圣人代王行法，诛之于史，公道不存于世，而可存于史，公论不明于当世，而可明于后世也，孔子所以道冠古今，而贤于尧舜也。为史者不法孔子直笔之义，而为曲笔相文，岂非孔子之罪人哉！左氏于此可谓孔子之罪人矣。东汉左氏与五经并列，后乃有梁冀、董卓、司马昭之弑君，篡弑相寻至于唐宋而方止，甚矣其烈也！《春秋》不明，则秽史流行，纲常以裂，可不为之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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