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很早就想看杨绛先生的散文随笔集《我们仨》，恍恍惚惚中却一直没有去买书，直到那天和H先生又走到了书店门前，想起一直没买的书，遂进去和H分头直奔这本书，可是来回找了两遍也没找着，正准备抱憾离开时遇到一个熟人，问了她，很快帮我们找到了。欣欣然抱回家，第二天在出门的高铁上一口气看完全书。
一个人安静地在高铁上看，一个人任性地让眼泪流，一个人会心地跟着他们仨笑。2003年，92岁高龄的杨绛重新提笔写就此书，回忆了她与钟书、阿瑗一路走来的时光，以及钟书与阿瑗生前最后一段日子。无论他们仨生活在什么年龄段，哪怕女儿阿瑗几近花甲之年，但他们仨在一起说话仍然是阿瑗如孩童时代的亲昵、爸爸如年轻时候的呆萌、妈妈始终如春雨般的温润。杨绛用《我们仨》告诉世人一个真理：“家庭永远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
呆萌如钟书：“我做坏事了”，“我又做坏事了”……
钟书是钱家的“大阿官”，钱家虽也是当时的大家，但相对杨家来说，我感觉少了些杨家的民主、和谐、亲昵的家庭氛围，多了一些家长制的传统印痕。钟书是家中长子，从小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阿官”生活，所以钟书除了读书写文，其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就显得低能呆萌一些了。
钟书在清华第一次见到杨绛，几乎没怎么说话，但他心里却很中意杨绛，所以大胆约杨绛见面，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订婚”。“我没有订婚”，这也许是钟书和杨绛单独在一起的第一句话，这句略显直白呆气还稍稍有点霸气外露的表白，开启了一段珠联璧合的世纪佳缘。我常常脑补这个很有画面感的约会和表白，被钟书先生的憨呆逗的忍俊不禁。
1935年7月，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伉俪同赴英国剑桥学习，钟书在剑桥有一次一个人出门乘车，下车时居然摔了一跤，还磕掉了门牙，又不会自己去看医生，结果直接拿着带血的坏牙回家，杨绛迅速找医生帮其查看治疗。
在牛津，得知杨绛怀孕后，钟书谆谆嘱咐：“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在医院生产的那段时间，钟书不得不一个人在家过日子。
他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有没感觉此刻的钟书先生更象一个憨态可掬的大娃娃，其自理生活的“低能”让我们觉得可爱又可怜。但并不觉得可笑，反而觉得这就是那个真实的钱钟书，一个一辈子“钟”于书的人。好在钟书有智慧超群的杨绛先生耐心细致、不离不弃地陪伴，钟书做了种种坏事，只要杨绛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杨绛说的“不要紧”，杨绛赢得的这种信任成就了我国学术界的“稀有金属”——钱钟书。
当然，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的钟书也知道心疼妻子，对妻子女儿的照顾也是实实在在的。“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从他们在英国入住新居的第一个早晨开始，钟书就给杨绛做早餐，“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居然做得很好”。这一做就是半个多世纪。
钟书和杨绛带着周岁的阿瑗回国后，杨绛和阿瑗留在上海，钟书遵父命去了父亲所在的学校任教，两年后回上海，阿瑗不认识爸爸了，对钟书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面对阿瑗的发话：“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钟书很窝囊地笑着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而阿瑗“自然是我先认识的”这一理直气壮地回答更让我们捧腹于钟书的呆萌。
联想起我家土豆11个月大，被送去姨妈家断奶时，车都开出很远了，我还能听到土豆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姨妈家仅仅一周，我去接她时，居然理都不理我，也似乎不认识似的。但血缘纽带嵌进骨子里的那份亲近，任何时空都阻隔不了，很快我们就认识如初、依恋如初。就像钟书只悄悄在阿瑗耳边说了一句，阿瑗就和钟书恢复如初的亲昵，虽然杨绛说这父母俩耳边的悄悄话至今是个谜。
灵巧如阿瑗：“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杨绛在书的第二部分写到阿瑗时，我看的非常沉痛，阿瑗病中的坚强、对近90岁高龄父母的牵挂让人揪心。阿瑗躺卧在床上，还在忙工作，艰难地为母亲写着菜谱，写着诸多的嘱咐事项。阿瑗不到60岁就离开了，这份痛，杨绛虽以梦幻的形式写出来，但仍然让读者痛彻心扉，不忍再读。我想最直接体悟这份痛的唯大先生杨绛，她将痛苦的心情藏在每一个看似平和的文字里头，而一咬开却又是血淋淋的。
我喜欢杨绛在第三部分让我认识了那个自小聪明、灵巧、勇敢、积极而孝顺的圆圆头姑娘。
杨绛说，阿瑗其实也想写《我们仨》的，央求妈妈把这题目让给她写，阿瑗在病中躺在床上还写了好几篇，杨绛在书后附上了阿瑗的手稿。阿瑗从小就乖巧懂事，一百多天的时候，钟书和杨绛带圆圆头赴法国求学，在码头因为圆圆的可人笑脸得以让爸爸妈妈的行李免检。妈妈带她去钱家时，钱父其实有些重男轻女，但很喜欢读书人，当他有一天发现圆圆头姑娘阿瑗在他的书房安静地看书时，开始喜欢和宝贝起这个以前被他忽视的圆圆头孙女来。
杨绛和阿瑗既是母亲，又是姐妹和朋友，钟书出门不交待杨绛照顾阿瑗，却会嘱咐阿瑗照顾好妈妈。杨绛怕打雷怕黑，在上海的时候，钟书在外地，有一天晚上，本来杨绛要出去参加一个活动，以往照例都是阿瑗陪伴去的。阿瑗那时虽还是个孩子，但有了阿瑗的陪伴，杨绛就不怕黑不怕雷。那晚，阿瑗不舒服，杨绛让阿瑗早早休息，说自己一个人能行。但走到半路的杨绛，没有阿瑗的陪伴，还是有些害怕，就又返回家了。
杨绛说“阿圆和爸爸最‘哥们’”，所以钟书常和阿瑗玩“埋地雷”的游戏。阿瑗在爸爸重病住院后，陪着杨绛去医院探望钟书，“踏上古驿道，梦就开始了。钟书被一辆大黑汽车接走了，从这里，老人开始了漫长又焦急的等待。幸好，她还有女儿阿圆。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爸爸了’。”
智慧如大先生：“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一直被尊为“大先生”，作为一名女性，被全世界尊为“大先生”，这是对这位世纪文豪的最大敬重。
杨绛和钟书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那个时代最纯净的婚姻。在婚姻和家庭这座围城里，杨绛无疑是最值得我们女性学习和推崇的典范，做女儿如杨绛，做女人如杨绛，做妻子如杨绛，做母亲如杨绛，做事做人更应如杨绛……杨绛就是智慧女人的完美化身，是我们的精神偶像。
青春年少的杨绛很有才华，她坚持要考清华大学，却因为没有指标不得不转投东吴大学，后来有了机会再次坚定地去考清华，杨绛宁愿去清华借读也没和同伴一起去燕京。在清华园，杨绛很快遇到了钟书，面对钟书“我没有订婚”的直白坦诚相告“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二人一牵手到白了世纪头。杨绛母亲常调侃她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的确，冥冥之中人生姻缘有时来的毫无道理，去的也没有理由。
在钟书取得赴英国求学的资格后，杨绛毅然放弃自己的学业陪伴夫君，天涯海角，不怨不悔。在异国的日子，杨绛这个民国大小姐并没有因为钟书这个“大阿官”的低能生活有半句埋怨，钟书会的，她基本会，钟书不会的，她也会。所以，钟书做了坏事后，杨绛的“不要紧”就是钟书的定心丸、主心骨。杨绛从不会指责埋怨钟书的这不会那做的不好，爱整洁干净的杨绛会将钟书没搭好的毛巾重新整理好，会将钟书砸坏的台灯重新修好，会主动定期到钱家看望钟书父母和家人，尽着自己做儿媳的本分。正如钱母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单元，这个家庭要在社会中生存，总有一个人需要打理好家庭与家外所有人与事的和处，我们叫人情世故也好，叫人际交往也罢，而这些钟书都依靠杨绛来协调处理。比如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
杨绛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磨难，文革期间她和钟书一起被下放时已花甲之年，杨绛在86岁高龄的时候，先后照顾重病的女儿和丈夫，1997年送走了女儿阿瑗，一年后又送走了挚爱一生的丈夫钟书。痛，痛到骨子里。但杨绛都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时急时缓平和地轻松划过，就连女儿和丈夫的失散，她也是以梦幻的方式减轻一些痛处再减轻一些痛处。杨绛深知：“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人生最曼妙的风景，莫过于我们内心的淡定与自在，杨绛和钟书、阿瑗写就一个简单而丰富的人生长梦：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我们三人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很纯真。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无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世纪佳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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