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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心和梦的历史——解读《边城》

描述心和梦的历史——解读《边城》

作者: 水莹月 | 来源:发表于2017-11-18 19:23 被阅读302次

    【写在最前】在2005年写这篇毕业论文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常常梦见滩涂溪流,有时还以为自己就是翠翠……或许是因为这种情怀,使我2006年独自一人走完三峡 ,并期望在巴山蜀水之间,找到某种魂牵梦绕的东西。

    这是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文中的每个文字,似乎已不完全在解读《边城》,也像在写乡下人的自己,不知道你会不会找到共鸣,今天愿与你分享这些文字。

    [摘要]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这个“乡下人”以独特的角度及诗意的文笔,在小说《边城》里诠释出他心梦里的世界,本文主要从以下三点来解读:1、悠远美丽的爱情牧歌里,坚忍而沉郁的悲剧人生;2、宿命的主题与温婉含蓄的表达方式;3、提炼出生命与人性光辉的心和梦的历史。在《边城》这个温婉宁静的图景里, 沈从文对人世的理解以一种静谧、幽深的诗意姿态存在着,并最终以悲剧展现。


    在孤寂中以温柔笔调荡涤痛苦的沈从文,创造了牧歌《边城》,但在这玲珑的牧歌里,孤独在净化的过程中,却满含忧郁,浸透着哀伤的人生情绪。在温婉宁静的图景里, “乡下人”对人世理解的爱憎与哀乐在《边城》里自然地生长着,并以一种静谧、幽深的诗意姿态存在着。在沈从文的生命体验当中,正是由想像与记忆,绾合心和梦的历史,成就了悲剧式的牧歌《边城》。

    1、 悠远美丽的爱情牧歌里,坚忍而沉郁的悲剧人生。

    沈从文最拿手的是“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他的文字透着新鲜与奇趣,孕育着幻想与浪漫,在静寂中又透出灵动的生命气息,在1934年1月的湘行途中,沈从文在家信中写道:“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诱人些!”①

    在故乡,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让那里的河流映见出整个的人生,也表达着沈从文的心和梦。

    《边城》诉说了一个悠远的爱情故事。边地茶峒有如世外桃源,人们恬淡自守,“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②可这里发生的故事却并非如它的风土人情那样静穆平和。无论是翠翠,还是她的父母,冥冥中好像有宿命纠缠,无从自主,尽管她们美好、善良、恬静,但她们的人生却同样悲哀,令人有扼腕之痛。他似乎要带给我们的就是那一股莫名的人间惆怅之感。

    以前读《边城》,一直专注于讨论老船夫善良淳朴却屡遭误解,命运的“偶然”总是让人无可奈何。他就是沈从文心目中的“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可是每个读了《边城》的人总是为那种冷的情绪所压迫。沈从文似乎洞穿了人性无可回避的忧伤,直接抵达了生命价值的源头,并勇敢直视生命的冷,人生的宿命感在他的文字世界里深深的体现了。

    《边城》写于1934年,正是他与张兆和新婚不久,但是在这个渺如烟梦的作品里却融进了他内心的深忧苦痛。沈从文敏感并且富于幻想,喜欢自称是“乡下人”,但并不以此自贬,拥有着根深蒂固的乡巴佬性情,爱憎和哀乐有着与城市人截然不同的独特式样。虽然沈从文认同自己的苗人身份,可是他却不直接自称,更无法把自己归于受歧视受压迫的一类人,而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他无疑势单力薄,久久融不进大都市的世俗繁荣,这种回避的自卑感,这种要求被强大群体认知的焦灼感,自然而然融化了在他的气质里,不可避免的使他倾向于对悲剧的描写,对人生存在的惶惑,对生命主体的惆怅迷惘之情的渲泻。

    沈从文在作品中融进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及个性气质,但他并没有直接叙述翠翠父母的爱情与死亡,他只是在叙述中交代,并通过爷爷和杨马兵的回忆来让我们知道当年那个故事。汪曾祺称“《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③我们可以说,在翠翠温暖恬静的爱情梦后面,她父母的非正常死亡始终就像一个咒语,影印在翠翠的头上,使得老船夫“因为翠翠的成长,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压到心上很显然是有个分量的。”④这无形的“分量”也是让我们难以轻松的原因。翠翠是否会拥有跟她母亲一样的命运,或者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些疑惑始终悬而未解。从爷爷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当年翠翠的母亲也是个活泼、天真,“乖的使人怜爱”的摆渡女孩,她让人喜欢让人爱慕,杨马兵也是给她唱歌的追求者之一,而翠翠母亲只爱那个“穿起绿盘云得胜褂,包青绉绸包头”的绿营屯戍兵。他们“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她不像翠翠那么害羞,却有苗人姑娘的大胆,在青山碧水间与情郎对歌,她的爱热烈蓬勃,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姑娘最后却放弃生命。而无论二人不能结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在相爱之前就一定知道这个结局,因为老船夫显然不是婚姻的反对者,可以说,他们的爱情悲剧,在相爱的最初,命运就已注定。尼采认为,“生命就是痛苦的”⑤,或许正是这种生存的痛苦才激发了他们爱情的热烈使他们不甘心抑制生命的骚动而义无返顾的相爱结合,虽然两人一个为了名誉,一个为了亲情,因无法承受生命的重毅然选择死亡,但他们的生存却不是消极的生存,他们短暂的人生最大限度的释放了自己的能量,这是一个壮烈的悲剧,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他们在存在于他们的世界中获得了永恒,同时也使这个哀伤的故事增添了一些感人的力量。

    翠翠的成长与她母亲同出一辙,只是更为安谧、详和,像林中的小兽,她一天天的长大,也让爷爷为她的命运而一天天的担心。翠翠不会唱歌,甚至遇见喜欢的人也“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了”,这就让人更加担心这个柔弱女孩的命运了。她的孤儿身份使她渴望爱情,她与傩送的初次相遇就两情相悦,坚定不移了。他(她)们暗地里都对对方充满了信心,当天保大老也喜欢上翠翠,甚至托人做媒,当弟弟的却自信的说:“‘大老,你信不信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他们在这之前既没有互对山歌,又没有月下相会,只是凭着对爱的直觉感应。可是直觉偏偏是个把握不住的东西,缺乏在现实土壤里培植,脆弱无力,于是这种爱情的萌动给爱也设下了误解的条件。“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⑥,这就是始终笼罩在人事面前的那片莫名担忧之情。当我们看到王团总要用一座新碾坊作为陪嫁,看中了傩送时,不由得更加担忧起来,渡船竞争得过碾坊吗?这个担忧还没有平息,又传来大老落水身亡的消息以及顺顺父子对老船夫的误解,这接二连三人事的变动破坏了原来平和的境界,翠翠的命运变得前途未卜。难道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吗?翠翠的血管毕竟流着她父母的血,她的心思埋藏得极深,却也在不经意中维护自己的幸福。她会唱:“‘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团总的小姐”就是她潜意识中会破坏自己幸福的假想敌。雷雨之夜,爷爷去世了,船总顺顺在安排完爷爷的丧事后也愿意把翠翠接到他家去,事情似乎峰回路转,傩送只是因为父亲逼他接受碾坊而赌气出走,而现在只要他回来就皆大欢喜了。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甚至作者还说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命运难道就这样捉弄人吗?这是为什么呢?他没有理由不回来啊。这就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悲剧吗?当一切外在的原因消失后,命运就充当了审判的角色。可是翠翠的生命开始觉醒,她拒绝了去船总家,而是自有主张的在那里等着爱人,因为他“也许明天回来”。这种等待的本身就是这个柔弱的女孩对命运的反抗。我们所受到的震撼正是由她的“等待”行为所得来的。傩送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可是翠翠一定会等待下去。在茶峒,女孩十五六岁就该出嫁了,翠翠已经“满十五进十六了”,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了,却选择在青山绿水间等待爱人,这种等待或许是一天,或许是一辈子呀!

    翠翠对命运的反抗比她的父母要隐忍的多,却又坚定的多。翠翠的父母以死亡终结了他们在人世的痛苦,而翠翠却选择了把自己暴露在众人的面前,在无限期之间等待爱人,她的坚忍蕴藏着命运不由自主的苦涩主题。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⑦。翠翠的等待也许就像西西弗推巨石上山那样劳而无功,可是这等待的本身就是充实而幸福的。她不像她的父母那样在永恒的世界里寻求庇护,而是勇敢的站在众人面前等待着自己的幸福。她比她的父母更勇敢,她对命运的反抗也更激烈。我们读《边城》所有的惆怅惘然也终在翠翠的等待中得到涤化。人的存在或许是悲剧性的,可是人存在的过程却是威严崇高的。这或许不是沈从文所想写的,却是从他那一派“美丽令人忧愁”的境界中读到的。

    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往往无法选择一种安身的存在价值,在无可选择的命运面前,人显得渺小而无力,可是在命运面前,人又并非是奴化的动物,人也要去追寻自己生命释放的形式,而命运的不可抗性与人内在的生命呼唤的冲突又构成了了直接矛盾,在这种对抗当中,人生更显出沉郁的悲剧色彩。

    2、 宿命的主题与温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沈从文曾在《水云》里写道:“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 决定他后天的命运。”⑧从某种意义上讲,宿命是一种“必然”,它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外在情势使然。环境孕养了着人的特定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一套固定的生存准则与模式,每一个体都在这种公认的准则与模式中生死,想破坏或超越它都是徒劳与不幸的。《边城》中的翠翠生活在湘西淳厚民风所营造的“善”的乐土上,这种集体供奉的“善”却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翠翠母亲与屯防军人相恋却不于风俗最终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了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老二老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失去其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表亲情的牺牲品;爷爷正是由于“善”,更增加了翠翠爱情道路的曲折。 总之,特定的风俗人情和人文环境给翠翠的命运蒙上了悲剧意味。

    《边城》中处处充满了偶然与不凑巧。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而翠翠却对二老情有独钟;出乎老船夫意料,那让翠翠梦中浮起灵魂的歌不是大老而是二老所唱;大老因爱情失意坐船去下游,虽水性极好却被淹死;雨夜里白塔突然倒塌,老船夫静静死去。这些偶然和不关切,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作者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关切。既然是不关切,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⑨而这即是老船夫的死亡的谜底。老船夫像位善的使者,安守本份、讲求厚道,希望按当地的风俗和自己的善意安排翠翠的终身大事,但却导致他与人产生了一系列误会,这些误会使他倍感冷落与孤独,并对自己“善”的处世方式发生困惑,无法解脱而导致精神崩溃。老船夫临死前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这要来的更是集体无意识中个体的必然消亡。与老船夫同时毁灭的那座白塔,本是湘西淳厚民风的象征,它的倒塌正预示着一种美好人性的完结。因此说《边城》里的所有偶然都是贯穿在那个必然的善的生存模式上的。

    表面上,它是一个处处由“偶然”支配的美丽动人而略含凄清的爱情悲剧故事,实际上它和当时外界的弱肉强食、“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观”的世道形成了强烈对比,使人“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呼唤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和“无悔无忧”的远古社会里的纯真美德,而这些,沈从文以更为幽深、曲折的笔触表达。

    另一方面,《边城》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悲凉和惆怅的情绪,它是沈从文某种受压抑的梦,是在美丽的人性与物景下发抒的爱情憧憬,也是人在命运的安排下不由自主的无可奈何。他道尽了生命的执著与无望,即使无望也依然九死不悔,更是这不悔,心灵变得从容、坦然,并在痛苦中最内在地持守着自身。

    3、提炼出生命与人性光辉的心和梦的历史。

    沈从文真实而又艺术地创造了一个陌生的湘西世界,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人生更显得艰难而又美丽,但其独特风貌又展示了那是遥远神秘的湘西,充满原始民风的乡村社会,在质朴未琢的湘西儿女身上,闪烁着生命与人性的光辉,这正是沈从文所向往、所追求的,也是他渴望去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在那里,沈从文把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梦想揉入到社会与习俗里,甚至在自然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各个层面中,让每一个自然厚道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里,让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简单的、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都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除此之外,沈从文对《边城》的超功利性与自然性也作了深细的展现,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表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自然天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韵致。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而起,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似梦境。

    在沈从文的艺术世界,并不只一味再现现实人生,用血和泪的苦难史来构筑湘西世界,相反,沈从文在作品里更多地掺进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情绪,字里行间弥漫着如烟似雾的抒情意味,真实的人生的苦难反而被隐藏了,呈现的只是恬淡如水的故事、几个简单人物的哀乐情绪、自然明朗的风土人情,行文是有意无意,一切是自自然然,水到渠成。

    诚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有人用文学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是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去。”⑩沈从文的创作意图已不是再现人生,而是表现生命,从苦难的人生里提炼出生命的高贵与美丽,证明人性的善良,来营造他的“希腊小庙”,向沦落的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圣所。他的“心和梦的历史”总免不了具有朦胧、虚幻的性质,但并不是纯粹幻想的,而同样以现实人生作为基石,特别是作家本人的人生经验及其个性气质,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具有潜在的影响。

    沈从文在《边城》里,用了三分之二的笔墨编织了一个净美素朴的世界,然后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交代这种美无法实现的结局,令人回首不免深感物换星移,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与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每一个人的心与梦的历史里都能窥见生命的隐痛,并在承受痛苦的隐忍与温顺中流露出绝望的柔情,而不管是沈从文抑或是爷爷与翠翠,但凡天地间一个生命怀了一种心愿,就如命里注定,身不由己,而心愿的渴望在现实中又难以实现,便使得生命的形式最终化为了绝望的象征。

    注  释:

    ①[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蒋泥、甲一编著, 蓝天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77页

    ②《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钱谷融、吴宏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7页

    ③同①,第157页

    ④同②,第147页

    ⑤《尼采其人其说》,[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鲁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二卷。

    ⑥同①,第160页。

    ⑦《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搞论集》,[法]加缪著,杜小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⑧《沈从文批评文集》,刘洪涛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283页。

    ⑨同上,第295页。

    ⑩同上,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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