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人伍迪·艾伦对巴黎或多或少带点纽约西区惯有的质疑，那么英国电影《成长教育》（an education）则认为巴黎是一场花哨的骗局，俄国人托尔斯泰在巨作《战争与和平》中，批评了当时俄国上层社会崇洋媚法的现象，说他们都喜欢说法语，不喜欢说俄语。中国人辜鸿铭则认为，中法两国是最懂得享受生活的民族。无论各国人民如何看待，巴黎始终是巴黎，独一无二。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巴黎变成了哲学家、画家、诗人、小说家的游乐场，全世界文艺青年的神殿，诗人兰波和波德莱尔，犹如天空中同时存在着太阳和月亮，兰波追求自由、漂泊的人生，波德莱尔则在破败中寻求永生，在堕落中寻找绚烂。萨特和波伏娃是一对终身的伴侣，却不住在一起，他们实验着某种新型关系，因为存在即合理。美国人海明威和费茨杰拉德在巴黎相遇，一个强壮，一个孱弱，一个盛名、自负，一个借酒消愁、试图找到自信，他们是有趣的一对。
另一对明争暗斗的画坛二人组，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一个把人脸画成方块，另一个把人脸拉长，一群画家疯狂着实验着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异想天开的把诗歌排列成一幅图画。杜尚正琢磨着把小便器搬到美术馆。巴黎，日以继夜的上演着华丽丽的文艺大Party。在那个年代，巴黎是那么的巴黎，空前绝后。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达一百年的法国流行歌曲便逐渐开始流行，慢慢成为经典。香颂歌唱的是哲人的情怀，诗人的浪漫和画家的优雅，从蒙马特高地的红磨坊，到蓝色月光下的左岸，到金光闪闪的凯旋门，美女如织的香榭丽舍大街。香颂不是凄风苦雨的葡萄牙Fado，不是纸醉金迷的美国Jazz，不是高耸入云的巴洛克古典，香颂的特色在于优雅、深情、幽默，属于二十世纪的现代浪漫。
在一百年的香颂历史中，盛名的歌手很多都不是法国本土出身，Jacques Brel是比利时人，Henri Salvado出生于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Dalida是埃及小姐，Claude Francois也出生于埃及，他在最辉煌的时候，意外的因为在浴室里换灯泡触电而亡。Yves Montand出生于意大利。
Serge Gainsbourg是俄国后裔，他在电视台节目里面焚烧500法郎钞票，他是颓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去世的时候，法国却为他降半旗。他的妻子Jane Birkin从60年代活跃到现在，英国人，对她不熟的人可能知道爱马仕的Birkin包包，就是以她命名。Celion Dior是加拿大人。法国香颂不是法国人的自娱自乐，而是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优秀音乐家共同参与的流动盛宴。
花儿为什么这么香？听听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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