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论述西欧经济衰败的著作都将原因归咎于庄园经济和阿拉伯人入侵。从它们对经济的直接产生的危害看来，这两点确实十分具有说服力。而从两者的性质来看，庄园制是内生，阿拉伯人入侵是外生的，但皮郎过份强调了外生因素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阿拉伯人的入侵不重要，而是应该结合两者来看待早期西欧经济的衰落。

罗马晚期的社会经济情况   

     在解释早期西欧经济衰落之前，了解晚期的罗马社会经济情况和蛮族入侵对原制度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蛮族入侵并没有彻底改变罗马式的治国方式，反而对其充分利用。所以只有充分理解罗马给蛮族继承国留下的制度遗产和罗马城市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罗马灭亡后，原罗马帝国的地区和城市并没有立刻衰败，贸易反而继续存在。

     罗马在灭亡前就已经遭受过巨大变故，罗马在3世纪经历的无政府状态和四世纪的外敌入侵导致了社会混乱、经济萎缩。解决这些麻烦的措施来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皇帝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的措施在后来遭到史学家的批评，但它却在短时间内有效的稳定了社会，这些改革使罗马帝国在东方又延续了一千年。实行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改革，罗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极大，以此来保证生产的充足和商业的繁荣，这是为了有足够的税收保证军队的供给和官员的薪水，并通过主导贸易活动给城镇提供大量的便宜食物。这三者对罗马人来说至关重要，军队保卫帝国不受外部侵犯，而另外两者对维系城市运行有重要作用。对于罗马这样一以城市为地区的治理单位的国家而言，城市是组成国家生命的一个个小细胞，只有确保它们的生命力，国家才不至于瓦解，以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种强制干预经济最终产生了恶果，帝国建立了自己的分配系统，扰乱了市场，并且需要大量官员和强制手段去维系这一系统，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摧毁了帝国的根基。但正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存在，贸易才会继续。这与九世纪只剩下少量奢侈品贸易的西地中海贸易形成巨大反差。从罗马帝国的疆域范围来看，帝国的疆土几乎没有超过它所四面环抱的内陆大湖。毋庸置疑，地中海是罗马帝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保证帝国的存在依赖于他对海的控制权。地中海沿岸地区由于海的联系，不仅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统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宗教上的统一。从西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城市的来看，马赛港是帝国西部最大的港口之一，是南部高卢的贸易重镇，埃及的纸草、东方的香料、突尼斯的油和陶器从马赛涌入高卢。马赛周围的港口也扮演着与其相同的功能。即使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区仍旧占据着以前就拥有的经济地位。

西罗马灭亡后蛮族继承国的社会经济情况

    随着公元476年的到来，罗马帝国终于被蛮族送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坟墓，就此开始，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大大小小的蛮族国，但是蛮族人并没有进行对罗马-高卢人进行有意识的文化转化，他们也没有能力做到，因此也就没有对他们原有的城市制度和法律制度进行废弃，因而保留了帝国社会运行的根本，蛮族只不过是取代腐朽不堪的罗马帝国这一政治外壳而已，社会运行的根基尤在，但蛮族的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的渗透必定会比以往罗马时代更加直接和剧剧，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影响慢慢的改变着整个西欧未来的政治和社会走向。

        在入侵初期统治制度几乎没有过大的改变。蛮族人依托着罗马-高卢统治阶层对国家进行治理。在东哥特王国中，东哥特人提供军事保障，原来罗马的精英人士负责管理政府，广大的百姓也像以前一样缴纳赋税，这是交给了另一个统治者，此时政治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好转。大部分城市依然像以前一样，作为经济、宗教和政治中心。而罗马时代的大地主家庭大部分时候也能安然的生活，享用他们的土地、主教辖区和聚会，而且能在法兰克政府里升任要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克洛维不过是发动的一场政变，而不是征服了他们。这些都有力的证明蛮族的入侵在短时期并没有改变当地的社会制度。

    但这些蛮族继承国在地中海的贸易还是逐渐的衰败下去了，西地中海的贸易在公元700年后停顿了。历史学家可能夸大了六七世纪时还没有衰败的商业，从罗马帝国晚期的地中海贸易来看，这些贸易规模并没有那样大，主要服务的也都是精英阶级，普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些跨海贸易的服务对象，他们最多成为维持这些远距离贸易需要的中转站或消费地的存在（为这些城市提供食物和本地化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然后从这些中转站获得一些像盐这种生活必需，或者参与到这些城市之中的集市中去，富人才消费得起那些东西。

罗马传统与中世纪早期商业的关系

   蛮族在进入罗马后继承了它完整的治理体系，并让罗马精英继续在政治上有立足之地。更为清楚的是，欧洲经济的演变看来是罗马帝国经济演变的直接延。经济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社会景气下降。罗马城市为什么会在几个世纪慢慢消亡，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衰败之势从罗马帝国帝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在476年后罗马制度竟然还能存在于那些继承国就已经是个奇迹了，所以罗马制度的衰败似乎是早已注定的。而西地中海的贸易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我想不用做过多的说明，西地中海贸易的主要节点都是以往的罗马重镇，也是罗马制度保存最好的地方，在那些城市中还保留这作为一个地区某些宗教中心的功能，有些地区还有十人团之类的东西，这些起源于罗马是毋庸置疑的。

        西欧和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完全是以这些继承了罗马制度的城市为支撑的，城市不仅作为货物的中转站，还为商人提供落脚点，提供食宿。商人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远方的商品，吸引的贵族的目光。我们当然知道农奴是不可能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的，因此可以假设，当时的地中海贸易大部分是为了满足精英阶级，只有那些本地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才会被底层人民购买，例如食盐。马赛贸易首先是靠一般消费品如酒、油（且不说香料和纸草）来维持的。这些东西输送到北部。

       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法兰克王国的东方商人在从事批发生意。我们仍然认为城市像罗马时代一样仍然是上层人所向往的地方，因此就会产生奢侈品和非奢侈品但价格仍然不菲的消耗品，这些人可能组成皮郎所认为的批发生意的购买力，当这些人开始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后，这些贸易当然会萎缩，城市也当然会消失。城市将吸引农村的原料和人力，农村养活了城市，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这些城市仍然有数量可观的工匠阶层，但很难认为这些工匠都是为了远距离贸易而生的，大部分仅仅是服务于城市和周边地区，地方手工业快速发展。阿马尔菲的陶器渐渐消失在法兰克大地上，地方工业的发展，在各个地方都有体现，我们不清楚这一体系崩塌的原因，（引用） ，但西地中海贸易的确随着罗马城市的衰落而绝迹。5世纪末罗马帝国瓦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尔曼人就已经开始了悄无声息的经济渗透。

        但在476年后，蛮族以国家统治者的身份管理着罗马昔日的土地，日尔曼人统治者的地位必然促使蛮族的法律制度、组织方式、生活习惯等从社会各个方面冲击着这片土地上剩余的罗马制度，尽管起初并没有造成社会形态做出过大的改变，这可能与他们并没有有意识的转化有关。但七八世纪后，这些蛮族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内部危机。此后，平静被打破，原有的秩序被这些危机搅的天翻地覆，这些行为无疑很符蛮族王国本身的利益，他们拒绝罗马旧制和，因此在罗马灭亡后，日尔曼诸王国的分裂也接踵而至。合罗马的统治模式好像已经彻底从蛮族继承国中消失了，而这才是经济萎缩的内部原因。

庄园制对经济的影响

       罗马的农场向蛮族的庄园转变，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起源早在罗马时代就初见雏形，只不过那时的庄园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形态上，都远比不上后来。法兰克王国时期，庄园制得到快速发展，在，在6-8世纪，自由农大量破产，从而不得不依附大地产主，这一时期人与人的依附关系越来越紧密和难以打破，社会阶层开始固化，人员流动也-开始下降。就是在这一时期，原来残存在蛮族继承国上的罗马制度也开始纷纷消失，罗马税收制度、政治制度、城市的其他制度都烟消云散，城市在罗马时期的各项功能似乎消失了，法兰克的官员在贵族中选拔的是由来已久的，但这些贵族越来越喜欢离开城市，城市的消费力度下降，住在自己的庄园之中。贵族为什么喜欢住在农村，肯定不是因为空气和环境好，而是经济原因，我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开源节流，一增加自己土地的收入，二减少自己开销，离开城市能很好的做到这两点。

        贵族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减少才是城市消失根源，到底是什么使农业发展呈现出如此状态，我们不妨看看6-9人口世纪的人口变化，就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衰败与人口下降时间相当吻合，公元700年后，西欧的气候转冷，我们不清楚这次的气候转变对农业的影响，但是当时农业产量确实低下。土地和人口的比值也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耕地被废弃，农民开始集中到一起。这些国家都是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上的，即便是罗马，农业也是国家的根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基础上，它们并不像希腊那种由于地理环境限制而被迫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它不具备那种原生性的动力，当原来商业所依赖的那种环境不复存在之后，新的大规模商业的动力需要一段时间的孕育。

      十世纪左右的农业革命一般被认作是经济复苏的源泉，有充足农业产品可以用来供给城市手工业生产和日常消费。但更可能的是农业革命使精英阶级的收入增加，从而产生刺激商业的动力。农民对远距离贸易的贡献起初是很小的，因此精英阶级总体的兴衰决定6-8世纪西欧的贸易，农民的产品对维持城市的食物和手工业原料有作用，贵族和城市的关系紧密，而八世纪后，这一关系开始破裂，而此后这些土地贵几百年间都没有回到城市。越来越多的大地产主喜欢住在远离城市的庄园，城市没了这些只消费不干活金主之后，很快便衰落了，商路开始荒废，只剩下极少数四处出售奢侈品和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怪不得皮郎认为八世纪后的欧洲几乎没有商业，但现代考古发现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北法兰克有远距离的商业活动，这些和英格兰北欧的贸易尽管货品单一，但这毕竟是仅剩的和外界沟通的渠道，人们将这归功于加洛林王朝鼎盛的政治权势的外溢，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自发的经济复苏。庄园制度的诞生不是偶然，而是上层阶级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除非居住地的国土天然地不适合开展农业活动，像威尼斯，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威尼斯人只有依靠经商才能保证生活，因此在整个中世纪威尼斯的商业都异常繁荣，特别是中世纪早期欧洲经济大衰退的时候，威尼斯成为拜占庭在西方的前沿阵地。而在欧洲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极适合于农业，土地是大部分贵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贵族几乎不会去参与商业活动，这是宗教观念造成的，商人无法取悦上帝是基督教的信念之一，这些观念深深的刻在大部分贵族心中，而贵族又是当时社会中大部分财富的垄断者，在一个没有因自然条件限制而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社会中，如果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不参加商业，难道要从那些贫苦的农民去参与商业吗？农民若非走投无路，则断然不会参与商业，参加商业意味着高风险，那些农民是不可能放弃贫苦但是低风险的农业生产。因此这种土地贵族鄙视商人的观念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之一。

穆斯林的入侵

       而外在原因————阿拉伯势力的入侵，皮郎将它视为西欧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这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不过美国地理学家庞兹还是承认地中海的地位并说道法兰克经济衰败的原因在于墨洛温王朝长期对海洋权益的无视，因此地中海航运对西欧贸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在7-9世纪的西欧，先后有两股强大的入侵力量进入西欧，首先是发源于阿拉伯沙漠深处的穆斯林教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以战争为开路先锋向四周传播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在穆斯林崛起的半个世纪中，地中海南岸几乎都沦入阿拉伯人的治下。西地中海的贸易出现了萎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八世纪中叶时马赛港已经彻底没落，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沿海小城镇，那仅剩的远距离贸易也被切断了。

       远海贸易并不是随着入侵突然消失的，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两者的相关性不会是线性的，但对西欧在地中海的贸易而言它是一把火，引爆了西欧自蛮族入侵以来就在社会内部深刻发生的变化。说阿拉伯人有意识的切断西欧在地中海的贸易是不合理的，阿拉伯人崛起本身就与商业联系紧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本一只商队的老板。古兰经规定了鼓励并保护工商业作为所有信徒的义务。这在宗教上确立的商业的优势地位，而与天主教排斥商人的行为截然相反。商队杂在他们的军队中，毫无阻碍的来来往往；兵士尽力保护商人和他们的商品，因为兵士诚心地相信，做这种工作就是履行一种像粉碎不信神者一样神圣性的义务。我们难以相信持有这样一种信念的民族会主动放弃与人口众多的西欧进行贸易，即使他们最初的侵略确实对地中海贸易产生了冲击，而西欧在这打击下一蹶不振，.我们更应该寻找西欧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