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是作家龙应台散文集《目送》里一篇文章。《目送》是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后， 龙应台再推出思考“生死大问”的作品，是一本感悟性的人生之书。 《目送》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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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作者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写起:豆浆店里两个食客因政见不同，一言不合争吵起来，甚至差点儿打起来。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往往看后很快忘掉，置之脑后，可对作者却不一样。他深深地思考，甚而难以入眠，联系到德国《明镜》首页报道的二战大型研究的发现，更是坐不住，提笔写下这篇《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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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仅仅只是记述这件小事，语言朴素简练，不罗嗦。但有背景衬托，有铺垫，有发展，有悬念，有回味空间。开头描写一派温煦，甜美，岁月静好：台湾小镇，24小时豆浆店，平底大锅上滋滋煎烧的锅贴，空气里弥漫着的新鲜豆浆的气息，脆脆的油条，松松的烧饼，喷香的葱油饼，忙碌着轻快说话的年轻店员......穿拖鞋的进来，看见喝豆浆的，拍他的肩膀说要打赌，对方一句半认真半玩笑的话，让他先是一愣，后徒然变色，冲口开骂，继而抓起凳子，最后被旁观者死命拉住，但仍大吼：“不是台湾人，给我回去！”事件结局是喝豆浆的“外省的”走了，边走边用当地闽南语回喊：“好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
作者根本没有对当时台湾政局做任何介绍，但这样的留白，可以让读者自行想象，当时岛内两党之争是多么激烈，台湾本土人为主的民进党和外省的为主的国民党，政见截然不同，普通的人们也纷纷站队，蓝营绿营，纷纷攘攘，群情激烈。作者不做只言片语的评价，而读者则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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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至此，也就罢了。读者了解当时台湾岛内纷争白热化了，但作者不止于此。后半部给普通人如你我敲响了大大的警钟。
后半部分，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摘录了德国报纸《明镜》关于二战的调查和发现:
“……具体证据显示，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
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小警察在一封家信中，写到他刚刚接到和执行命令枪杀第一车犹太人时是良心的忐忑不安和害怕，但到第十车时已经“很准了,很镇定了”！
小警察看到战争残酷的一面，流露出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怜悯之情和良知。作为普通人，遇到战争，受到上级命令，有的很无奈，不得不做，有的则盲目崇拜权威，不假思索，不知不觉中，普通人成为大多数战争的执行者！试想，有多少人敢于挑战上司的命令？
然而深思，却感到深深的后怕！想到普通人盲从，跟风，麻木，或者因为某种信仰，观念，主义，可以从文明人变成野蛮人，往往成为战争的执行者，机器人偶，做出冷漠可怕的事情来！想起了鲁迅先生写的“人血馒头”里“围观”的普通人！
又想到媒体，网络，明星，专家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甚至左右！对于同样一件事，热点爆文的作者出于不同立场，基于不同目的，可以写出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来！从而影响人们，引发这样那样的情绪或过激行为！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做一个清醒的头脑理智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如何不仅“博学之”，而且可以“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摆在每一个普通人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
文章把一件小事和一份调查报道放在一起，加上最后点题，短短文字达到一种震动人心的效应，不得不叹服作者的目光犀利和文笔老道！
附原文，很短，1234字：
普通人
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
台湾南部乡下小镇，半夜十二点，十字路口，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三更半夜，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看着平底大锅上锅贴在滋滋煎烧，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脆脆的油条、松松的烧饼、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全在眼前。忙碌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这简陋的小厅就像个光亮的橱窗，正在展出生活的温煦和甜美。
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用力拍了他肩膀，说：“怎样？我们来赌吧。赌你们赢我们六十万票？”
喝豆浆的那人抬起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唉呀，八年都给你们玩光了，还要怎么赌？”
穿拖鞋的楞了一秒钟，然后陡然变脸，冲口而出：“你娘！外省的，你们滚回去！”
喝豆浆的跳了起来，看见那穿拖鞋的已经抓起凳子，高高举在头上，马上要砸下来的千钧态势。他也红了脸粗了脖子，怒声回说：“谁滚回去？跟你一样缴税，你叫谁滚回去？”
穿拖鞋的高举凳子就要冲过来，旁观者死命拉住，他挥舞着凳子大吼：“不是台湾人，给我回去！”
那“外省的”──这回我看见了，他也穿着拖鞋，边往外走边用当地的闽南语回头喊：“好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
我一直紧握母亲的手，附在她耳边说：“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只是在闹着玩的。”母亲已经无法明白那两人在说什么：相信了我的解说，只是皱着眉头说，“玩得这么大声，小孩子一样，不像话。”我把油条分成小块，放到热豆浆里浸泡，泡软了，再让她慢慢嚼。
回到家，反正睡不着，打开计算机看网上新闻。德国的《明镜》首页报导是这一则：从医生到歌剧演员， 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经是二战时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帮手。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一个进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炉，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国民可以在一个邪恶的政权领导下做出可怕的事。
马特纳，一个维也纳来的小警察，1941年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就参与了枪毙2273名犹太人的任务。他当时给他的妻子写信：“执行第一车的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宝在家，可 是我想，我的小宝宝要是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二战后，主流意见认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做出的。这样来理解，让人比较宽心，因为，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大型研究却有重大发现：具体证据显示，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
天色有一点点灰亮。大武山美丽的棱线若有若无，混在云里淡淡地浮现，滴溜溜的鸟声，流转进窗来。
豆浆店的人说，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一个是中学老师，本来是不错的朋友。可能喝了点酒，也许过两天就和好了也说不定。
可是我感觉丝丝的不安。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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