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是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植物学之父”，尽管如此，胡先骕先生的名字还是不为国人所熟知，但胡先骕先生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
胡先骕先生与秉志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科学界并驾齐驱的两架马车，胡先骕是中国植物学界的翘楚，而秉志则是中国生物学界的宗师，二人分别缔造了中国近现代植物学王国和生物学王国，他们带领中国植物学界和生物学界的同仁们驰骋于国际植物学和生物学领域，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其历史性贡献不可磨灭。
胡先骕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1894年5月2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官宦之家，父亲胡承弼，曾官至内阁中书，母亲陈彩芝，通经史，谙诗词，胡先骕自幼受到母亲良好的影响和教育。3岁时就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字文》，4岁时就已识千字，5岁时已经学完《论语》，不但识字达万余，而且晓反切、通训诂，让亲朋惊诧不已，被视为“神童”。
1902年春，胡先骕遭遇童年丧父之痛，而父亲的病逝，也导致家道中落。1905年春，年仅11岁的胡先骕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痒生。1906年，胡先骕进入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启蒙教育。1909年9月，15岁的胡先骕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在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学习，1912年秋，胡先骕回到南昌，参加了江西省的留学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留美官费生。
1913年2月，胡先骕赴美留学，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森林植物学，并于1916年11月获得农学学士学位。1917年，胡先骕回国，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他对庐山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了比较全面考察，这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设想。
第一次赴美留学时留影
1918年7月，胡先骕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科植物学教授，1919年，胡先骕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提出质疑和批评——“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提出自己的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事之所趋，而创造一时值新文学。”从胡先骕这篇文章中可以窥测到胡先骕的独立思想和不畏权贵的人格。当年的“二胡”之争，可谓是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战。当年“中国科学社”刚从美国迁回南京不久，胡先骕当选为中国科学社书记（秘书长）
1919年秋，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科主任邹秉文与胡先骕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植物资源和采集植物标本的活动，他联系了许多高校和中学共同参与调查和采集植物标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也愿意提供赞助，胡先骕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调查植物资源，历时半年多，行程万里，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本，是继著名植物学家钟观光之后，进行大规模野外调查和采集的第二位学者。
1921年至1922年间，胡先骕相继写出了《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并陆续在“中国科学社”社刊《科学》杂志上发表。
1922年，胡先骕与秉志、钱崇澍、陈桢等人在南京共同筹建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生物学的科研机构，设动物部和植物部，胡先骕担任植物部主任，领导和主持了华东和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调查和植物采集及研究工作。
为了适应中国国情教学，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三位植物学家共同编著了中国大学生物系使用的中文版教材《高等植物学》，该教材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462页，插图306幅，书后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教材内容新颖，符合中国国情，随即成为国内各大学生物系的主打教材，在教育界影响很大，结束了生物系主要使用外国教材的历史。
1923年，郭秉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出任东南大学农林科植物学教授并兼任生物学系主任。1923年秋，胡先骕再次赴美深造，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仅用一年时间即获得硕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他把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杂志中登载的有关中国植物科属种类，进行检索、记录和收集，整理编写成了一部《中国有花植物属志》（英文打字稿上下两册），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书稿成为植物学者开始学习研究植物分类的必备文献。
1925年7月，胡先骕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当年秋天，胡先骕回到南京，仍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并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担任主任，在教学和科研之余，经常撰写时论文章发表。
1926年4月，胡先骕的妻子王蓉玢不幸去世，他又经历了一次中年丧妻之痛，这对胡先骕的打击很大，曾因悲伤过度而数次休克。但为了不影响科学事业，胡先骕于当年7月，即前往广州参加中国科学社召开的年会。1926年10月，胡先骕与竺可桢等12人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
1928年，胡先骕和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北平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由秉志出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为了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先生创立的“尚志学会”资助了15万银元，而后又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美庚款资助而持续发展，而之所以以“静生”冠之所名，就是为了纪念1927年底去世的范源濂（字静生）先生。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同仁合影
胡先骕在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工作的同时，还接受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之聘请，在这两所大学讲授植物学，其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蔡希陶和俞德浚就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当时蔡希陶是静生生物调查所调查员，而俞德浚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二人深得胡先骕的器重。
胡先骕曾多次向他们谈起外国人到中国盗采植物标本的事情：“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就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园艺家甚至商贩将成千上万的植物标本大摇大摆地采走，陈列在标本馆、博物馆或大学标本室收藏。仅英国E.H.威尔逊一个人，本世纪初就在中国旅行11年，共收集6500号植物标本，约有5000种，运往美国和英国，威尔逊在其《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一书中承认中国的植物最丰富。这是我们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初衷，要尽快发展中国的植物学研究。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植物最丰富，而中国的植物又以云南省最丰富，威尔逊没有到过云南，他还不知道云南的情况呢，我们应当尽快去云南进行植物调查。”正是由于胡先骕的引导、鼓励和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云南从事植物调查和研究的事业。
1930年秋，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中国的植物学家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在静生生物研究所经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胡先骕依然支持秦仁昌到欧洲一些国家访问并调查蕨类植物标本，特别是到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调查，秦仁昌从邱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国内，以应国内研究者的研究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做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
1932年，胡先骕出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并兼植物部主任，而秉志仍为动物部主任。此时的调查所已经迁址新建的楼房，内设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陈列室、图书室和动物实验室，科研人员也从最初的10余人发展到50多人，成为国内外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静生生物调查所办公大楼
胡先骕上任伊始，为了创建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在他的倡导和亲自运作之下，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终确定建在含鄱口北麓，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植物园。园区内不仅又天然林、人工经济林、也有风景林和生态区，是研究植物学的理想基地。
胡先骕聘秦仁昌担任庐山森林植物园第一任主任，并亲自主持了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盛典，竺可桢、梅贻琦、辛树帜等100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了盛典仪式，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均派代表到会祝贺。
胡先骕还及时派遣陈封怀赴英国进修，回国后担任庐山植物园艺技师。经过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苦心经营，庐山森林植物园成为中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植物领域科技人员。
1933年8月20日，在胡先骕、辛树帜、钱崇澍、陈焕镛、张景钺等19名植物学工作者的倡议之下，中国植物学会在重庆北碚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植物学会章程》和出版植物学季刊等提案，大会选举钱崇澍为第一任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
1934年3月，胡先骕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辞”，并首次向国内外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1934年8月21日至27日，中国植物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召开，会议改选胡先骕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二任会长，在这次年会上，胡先骕首次提出应该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编纂《中国植物志》。
1935年，胡先骕开始担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评议员由32名著名学者组成，都是由各个专业领域的翘楚担任，从1935年至1948年，胡先骕曾连续担任第一届至第三届评议员。七七事变之前，胡先骕还兼任中国大学生物学系教授，讲授高等植物分类学课程。中国大学是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的，从1913年至1949年存世，历时36年，宋教仁和黄兴曾分别担任第一任和第二任校长。
1936年，胡先骕与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中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的植物与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开拓了中国古植物研究的新领域，二人合作于1940年在《中国古生物志》上联名发表了《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一文并配有精确的图版，为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之前，华北局势日趋危机，胡先骕仍然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并经常指导学生上生物实验课。面对复杂的局势，胡先骕也在考虑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去留问题。但胡先骕并没有急于撤离北平，而是仍然坚守在“静生生物研究所”大楼内，与所内同仁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尽管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延至7月30日，日军还是占领了北平城。1937年底，在日军的扶持之下，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伪临时政府，胡先骕的连襟与王克敏素有交情而出任伪职，有人出面说服胡先骕，希望胡先骕能为临时政府工作，被胡先骕严词拒绝。
日本人也想利用胡先骕与日本天皇裕仁曾是哈佛大学同学的关系，再三邀请胡先骕到北平伪临时政府任职，时任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院院长中井猛之教授，也是胡先骕学术界多年的老朋友，甚至专程从东京飞临北平说服胡先骕，希望胡先骕能为日本人做事，不但被胡先骕拒绝，而且还放出豪言：“日本没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不如我。”
但“静生生物调查所”大楼却被日军盯上了，准备征用作为后方医院使用，在此种情形之下，胡先骕急派蔡希陶等人赴云南寻找和组织后方基地，在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资助下，在昆明黑龙潭创建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兼任所长，而这里成为“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科研人员的聚集点和后方基地，甚至庐山植物园的一部分人员也疏散到昆明，由于胡先骕的远见卓识，为国家为民族保留了一支造诣很深的科研队伍以及一大批珍贵的图书、标本和科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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